並非學過科學知識、使用所謂科學方法和工具的人就是知識分子,只有那些真正具備科學精神,科學精神狀態真正是生機勃勃的人才稱的上是知識分子。他們根本上是懷著對真理和知識的信仰而不懈追求努力,以期達到對客觀世界、人生意義有更深廣的理解和認識。一方面,他們「企圖包羅大量的、各種各樣的人類經驗;另一方面,他們又總是在追求基本假定中的簡單和經濟。鑑於我們的科學知識處於原始狀態,相信這兩個目標能夠並列存在,那只是一個屬於信仰的問題。但要是沒有這個信仰,我就不能對知識的獨立價值有如此強烈和堅定的信念。從事科學工作的人的這種態度,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種宗教的態度,對他們的整個人格也有一定的影響。」(《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290頁)愛因斯坦的話應該適用於廣泛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當今,知識分子面臨著嚴重的困境:由於他們的工作,淘汰了手工勞動,幫助人改變了經濟生活;同時,他們的工作落到了那些盲目行使政治權力的人手裏,使他們的勞動成果成為對人類生存的威脅。他們創造的技術方法,使經濟權力,乃至政治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裏,這些人完全支配了日益渙散的群眾的生活。更為嚴重的是,經濟和政治權力集中到越來越少的人手裏,不僅使知識分子經濟上依附於人,而且也從精神上威脅著他們的獨立;對知識分子在理智上和心理上施加影響的種種狡詐伎倆,阻礙了真正獨立人格的發展。
因此,我們看到,知識分子正遭到真正悲慘的命運:在他們真心誠意地企圖達到思想的明晰和內心獨立時,通過他們純然使超乎常人的努力,結果卻製造出了那些不僅會奴役他們,而且還會從內心上毀滅他們的工具,由於那些揮舞政治權力的人的壓制,他們不得不噤若寒蟬。很少有人能心平氣和地表達同他們社會環境所形成的偏見有所不同的見解,大多數人甚至不能形成這樣的見解。
今天,中國知識分子對待法輪功問題就是這樣一種情況。能夠淨下心來冷靜思考問題的人,能夠平心靜氣談話的人,能夠不受權利與權勢束縛、真誠地表達自己獨立見解的人,所剩已經寥寥無幾。恐懼、麻木、冷漠和微不足道的個人利害關係支配著人們的行動,驅使整個國家和民族(也包括迷茫的知識分子自己)走向最後的災難。即使當他們認識到應該怎樣做時,甚至有了一點機會可以按照這種意願去行動時,他們卻無所作為;委曲求全地成為政治壓力的受害者,反過來又助長了這種壓力。
知識分子能夠也應該認識到,只有建立一個能夠保證科學精神、獨立人格和真理在實踐中暢通無阻的制度和理想,人類才能得救。可悲的是,目前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卻已倒退到這種程度,他們居然把國家政權強加給他們的奴役當作不可避免的命運接收下來,甚至自甘墮落到這種地步,竟然馴服地獻出自己的才能,去幫助完成註定要造成人類普遍毀滅的言論、制度和工具。
難道知識分子真的無法逃脫這種命運嗎?知識分子通過其內心自由,通過其思想和工作的獨立性所喚醒的那個時代,難道真的就一去不復返了嗎?愛因斯坦的回答是:「一個天生自由和嚴謹的人固然可以被消滅,但是這樣的人決不可能被奴役,或者被當作一個盲目的工具聽任使喚。」
如果今天的知識分子能夠有時間和勇氣來誠懇地、批判地考慮自己的處境和所面臨的任務,並且相應地行動起來,那麼,要求公正、妥善地解決目前法輪功危機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