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是在一家書店裏請到了一本《轉法輪》,而後又到中山公園煉功點學功,才有幸走上了修煉的道路。
九七年下半年,父親去世後,我回父親所在單位上班。廠裏安排崗前培訓。那時,我利用學習之餘和乘車時間背誦《轉法輪》,將大法銘記在心。培訓班因我年齡最大被選為班長,同學們放學後就走了,班上的清潔基本上由我來做。學校寢室、走廊、大廳、過道的清潔我也主動去打掃。班上所有雜事也基本由我一人承擔。由於學法修心煉功,大腦變得很清晰,老師出的題一下就想出了答案,學習成績也名列前茅(畢業時總分第四)。校長問我是不是學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告訴她是學了法輪大法。還有位教師安排我給她班裏的學生介紹事蹟。畢業時學校給我授予了兩個榮譽稱號,並頒發了獎學金。
九九年七月,國內媒體對大法惡意中傷,我想到北京去,直到法正過來為止。十月,我毅然去北京,在天安門廣場煉功。兩個月後再次到北京上訪,回來後被關進拘留所。二零零零年二月(春節前夕),易家墩派出所戶籍葉國輝(發音),無故把我從單位帶走,到派出所後,橋口分局一科科長金治平(惡警)找我調查「記者招待會」,我說︰「我沒見過記者,也沒開過甚麼招待會。」他們就強行搜身,並將我雙手扭住,搶走電話本。後來,他們又非法把我送到漢陽一個秘密關押地方(據說隔壁就是看守所)。並威脅說,如果不交待就送看守所。我在這裏被關了七天,每天對牆站著,從早上起床一直到晚上熄燈睡覺,並不准吃中飯。調查沒有進展,馬上就到除夕了,我看見警察在看一份文件,看完後他們又強行把我轉到「武漢市六角亭精神病院」,我又在這裏被他們非法關押了近三個月的時間。
剛一進來,有個醫生找我談話,後來才知道她是精神障礙科主治醫師,叫熊衛。她說知道法輪功修煉,並要我服從這裏的規矩─一吃藥。謊稱是維生素c,實際是腦安康,我拒絕服藥。到了除夕前夜,很多護士過年去了,我就主動幫助護士長攙扶病人起床,有的病人家屬沒來,我就幫著洗衣服、做清潔,並將自己的衣服給他們換上,還每天打掃衛生、抹桌子、倒垃圾,其他醫生漸漸知道我的來歷,他們說︰「煉法輪大法像他這樣真好。」後來,我又幫助醫生做病人恢復工作,由於我把病人當親人看待,相處長了,他們漸漸信任我,把他們的事情講給我聽,我也經常用大法開導他們。後來醫生們驚奇地發現,經常和我交流的病人精神狀態好轉得特別快。醫生們也經常和我一起聊,有時我也和他們講些觀察到的超常現象,他們也有同感。他們說,如果你再學一點醫理方面的知識,就可以在我們這裏做心理輔導醫生。不久我被醫生和病人們評為「模範」,醫生還叫我幫他們組織病人、安排活動。
兩個多月過去了,家裏人要接我走,但醫院說必須由警察來接。不久,熊醫生找我,說一個新進來病人的家屬反映我在這裏煉功,如果我再煉就強行治療。我沒有答應醫生的無理要求,並堅持煉功。熊醫生便逼著我母親在同意接受治療的文書上簽字,在警察和醫生的高壓、恐嚇下,母親簽了字。第二天就要強行治療了,我對親人說,萬一被害,你們不得以任何方式報復當事人。母親簽字後,當晚一夜未眠,她想,醫院做大手術才叫家屬簽字,而且送到這裏來的人接受治療都未要家屬簽字,一個好端端的人無故被關進瘋人院不說,還要強行治療,哪有這樣的道理?次日一早,母親就到醫院來,想找醫院要回自己的簽字,熊醫生竟躲避不見。於是,親屬強烈要求醫院放人。醫院領導經所謂的「研究」後,才答應放我走。我要求在出院證明上寫明實際情況,但醫院硬是在出院證明上寫「患有精神病」。
就這樣,一個沒有任何精神病變的法輪大法弟子無故被警察抓走,又強行關進精神病院達三個月之久。這就是江澤民之流對法輪功修煉者的「關愛」。
(大陸大法弟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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