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去中國正法之行的反思
我個人去中國的目的其實很簡單，就是與普通的中國人分享我修煉法輪大法的美好體驗、法輪大法在海外享有的榮譽和支持、以及揭露在中國發生的邪惡迫害和虐殺。
我知道中國人民的本性是善良和正直的， 他們在明白了真相後是不會認同對好人的迫害的。由於他們的本性被邪惡的因素和惡毒的謊言所覆蓋，且身受其害，他們才容忍迫害的發生。所以我要去中國讓他們思考一下在這場迫害中究竟發生了甚麼。
為甚麼中國的國家主席要動用全中國的力量迫害好人？為甚麼他是世界上唯一的要迫害法輪大法的國家領導人，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都讚揚法輪大法？誰對誰錯？誰好誰壞？甚麼是真的，甚麼是假的？我一直認為：如果中國人民能夠平靜下來，退一步，重新思考一下這些問題，他們就會發現海闊天空，真是另一番景象。
不幸的是，我在中國沒有呆多久就被捕了，並遭到關押。我甚至還沒有開始做我原計劃中要做的事情呢。我進入中國才一個半小時，就被從街上連拉帶拽地拖走了。那時我才與五個中國人說過話。儘管只有五個人，結果卻非常好。他們都看了我給他們的真相材料。當他們知道這些材料講的是甚麼時，說：「噢，法輪功，謝謝！」就這一點來看，即便我在發材料時可能不夠謹慎，也許在北京做這樣的事不十分明智，我對自己的所為絲毫不後悔。如果有一個人看了材料後不再聽信邪惡的宣傳，不再迫害法輪大法，那我就不虛此行。
回想我為甚麼被帶離街頭，我認為主要是因為我的恐懼和正念不足。當便衣警察抓我的時候，我看到他手裏正拿著我發的材料。我的第一個念頭是「壞了，他得到了我發的材料，知道我在這裏幹甚麼。」這一念就已經承認了舊勢力的安排，認同了迫害，因為它表明我認為我在做的事情有潛在的危險，而且是不允許的。實際上，從法的標準來看，正法弟子是在為眾生負責，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我應該堂堂正正地走開。
在我被關押期間，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這些弱點。當我遭到踢打和折磨時，我在被檢驗是否能堅守對法輪大法的正信。這種魔難有時難以忍受，但我都承受過來了，因為我感到有人在幫我度過難關。在被關押期間，我一直都在絕食，我48小時內沒有進任何食物或水，可我一點也不覺得餓或渴，且精力不減。警察對我拳打腳踢時，雖然打向我面部的動作很大，但我感覺它們很弱，彷彿它們的力量被削弱了。在我剛被逮捕時，我為我沒有設法避開與警察直接接觸，堂堂正正地走開，而感到難過。
不久我就意識到這個想法也不對。之後我放下這一念頭，把注意力放在我目前能夠做甚麼上。正如師父在華盛頓DC法會上所說：「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來講，都有一個最後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 我的理解是老師會利用我們所面對的看似不好的事情，給我們創造證實大法的機會。想到此，我決定找機會證實大法，並清除每一個再與我接觸的警察的不好的思想。
在我被帶到警察局審問時，他們問了我許多愚蠢的問題。我拒絕回答了多數這樣的問題。他們推搡我，又打我耳光，試圖恐嚇我。我沒有一點退縮因為強制改變不了人心。我始終用中文告訴他們我為甚麼來中國；告訴他們我修煉法輪大法，我的媽媽和哥哥也修煉；告訴他們法輪大法在全世界都有修煉者，並得到支持，法輪大法真的非常好，使人受益，根本不像中央電視台說的那樣。我為大多數的警察感到難過，他們雖與我同齡，但根本不知道法輪大法是甚麼，或為甚麼會有這場迫害。他們僅僅是在做他們的工作，並不想幹這樣的壞事。但是，他們如果不做，他們也要受到迫害。另外，所有年紀大一點的警察都有家庭，當他們被派來整夜的監視我，他們就不能與家人團聚。其結果，不僅給他們自己，也給他們的家人帶來痛苦。這一體驗使我更加看清了這場迫害是真正對全中國人民的迫害， 不論他們是否修煉或支持法輪大法。
我在看守所期間，有兩次最讓我難忘的經歷。一是我在牆上寫中文證實大法；一是通過不斷地講清真相在一位年輕警察身上起到的作用。下面我先講第一件事。
我在看守所的最後一天的清晨，警察們都睡著了，但我沒有睡。我在想如何再向他們講清真相。我的努力在一些警察身上已收到了好的效果，他們開始顯示出一些善心；但對那些贊同迫害的壞警察卻不起作用。另外，看守所不斷地更換警察。我想給他們留下一點永久的東西，使他們每次進出看守所時都能看到。我想到了在我的牢房牆壁上書寫表達正念的字。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這個念頭是對的，我應該這樣做。之後我開始產生疑問：在牆上寫字是對是錯？這是一堵牆，人一般是不在牆上寫字的。當用大法衡量，又想到長春大法弟子在中國的電視上播出大法的錄像片之後，我的信心增強了，我決定去做。我用我口袋中的一枚硬幣在牆上用中文寫下了「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輪大法是正法」，並署名「一個美國大學生，2002年三月二十七日」。寫完之後，我感到我做了一件非常正的事，並準備好等警察醒後如何應付他們。
警察醒來後，看到了牆上的字。 他們站在字的對面，一遍一遍地看。在此後的兩個多小時內，這些字在看守所產生了一片騷動。很多警察進來察看這些字。我發正念讓這些字留在看守所，而不被從牆上抹掉。我的正念起了幾個小時的作用，最終，警察們進入牢房，讓一名小警察擦掉了這些字。我為他們感到難過，並告訴他們：他們不應該這樣做，因為這些字是用金子做的。兩個壞警察強迫我按手印和照相。我不服從，他們就狠命地打我。我需要很大的勇氣寫出這些字，並面對由此而來的後果。正因為這樣，很多警察不再對我抱有敵意，毒打過後他們也不想再做與邪惡迫害有關的任何事情了。
我想交流的第二個經歷是持續地，堅定地講清真相在清除人們頭腦中對大法不好的思想時所起到的作用。在被派來監視我的警察中，有一位很年輕，且會說英語。這使得我與他交談變得容易一些。我在被關押的第一天，和他交談了很多。他了解了很多法輪大法的真相。第二天，我和他有一段時間單獨在一起。我換了一種交談的方式，問道：「對不起，我的中文不太好，你能不能幫我翻譯一點東西。英語中有一個常用的成語，很多人都知道。英文是『Good will be rewarded with good and evil will be met with evil.』 你可以翻譯一下嗎？」他聽到這兒，馬上就明白了，面部表情也有一些變化。他說中國也有一句相似的古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然後我又問他以前是否聽說過佛和道？他說：「聽說過。」我告訴他法輪大法是佛法。如果你迫害大法，你會有惡報。他似乎更容易接受這種交談方式。最後我用中文對他說：「你知道，你有能力幫助我。」 他一時沒明白過來我說的話，我指了指牢房門上的鎖。他看著鎖有五秒鐘，似乎在思考我說的話。最後，他還是不情願地拒絕了。他說如果放我走，他就會失去工作。我並不抱怨他。從那時起，我們的關係更好了。我回到家後，我哥哥和克瑞斯汀告訴我，他們也遇到了那位警察。我哥哥向他講真相，也有很好的作用。在克瑞斯汀被遞解出境時，很可能也是他陪送克瑞斯汀到機場。當克瑞斯汀看著他說了幾句勸善的話後，克瑞斯汀看到淚水順著他的臉頰淌了下來。他告訴克瑞斯汀，他知道這麼做不對，他感到抱歉。我想這些警察能先後遇到我們三人，真的很幸運。
反思我在看守所的經歷和在中國受到的迫害，我最重要的收穫莫過於清醒地意識到：最根本來講，所發生的一切，沒有一件事應該發生，或需要發生在我或任何一位曾在警察看守所遭到迫害的中西大法弟子身上。這是舊勢力而不是老師需要的對我們，和對大法的所謂的考驗。回到家後，我意識到我還有許多隱藏的承認迫害的思想。它們表現在我被關押時的一些思想上，如：「他們打我也無妨，因為我受到的迫害越多，我回到家後越能用來揭露迫害。」還有一種思想是：「我不在乎他們關押我多久。他們關押我越久，我能越多地見證在中國對法輪大法的迫害。」這樣的想法在某一層次上看似正確，的確我回到家後能做很多講清真相的事情，也收到了非常正面的效果。但是，我認為這種思維並不符合正法弟子的標準。在《理性》一文中，老師說：「有學員說、為了證實法都到拘留所、被勞教、判刑才是最好的修煉。學員們哪不是這樣啊，……」 「……證實大法才是真正偉大的、是為了證實大法才走出來，既然走出來也要能夠達到證實法，……」我們去中國的目的不是被逮捕。大法弟子的偉大不表現在面對邪惡的迫害能夠做到不動心，而是表現在能夠走出來，衝破舊勢力的安排，並證實大法，以阻止任何邪惡迫害的發生。
面對迫害，一個大法修煉者是否能堅信大法是非常關鍵的問題。然而，無論能否做到這一點，執行這場迫害的生命仍然對宇宙犯下了重罪。當一切結束時，他們要為他們所做的一切負責。換句話說，一個警察打一個大法修煉者，並不是一個大法修煉者能否承受和堅定的問題，而是那個警察是否在將來面對解體的問題。救度眾生不僅取決於我們向他們講清真相的能力，也在於我們的正念使他們不參與對我們的迫害。我的理解是，這也是老師為甚麼總是強調：去掉我們的執著對於結束這場迫害的重要性。去掉執著不僅僅決定我們是否能圓滿我們自己的宇宙體系和其中的所有眾生，也直接決定著我們要受到多少舊勢力的迫害。這也決定了舊勢力要利用多少生命做壞事，並在將來承受由此而來的後果。我們的執著越少，舊勢力所能利用來迫害我們的藉口就越少，由於對大法的敵意而被安排在這一充滿潛在危險環境的生命就越少。我相信，這種思維是真正的為大法，為眾生負責，是最慈悲的。
我要感謝我的同修，朋友，和家人在我在中國期間給予我的巨大的支持。特別是我的媽媽，我非常讚賞她能夠冷靜地，用正念面對這一切，而不是陷於恐懼。我希望每一個人能用正念看待這次中國之行，並認識到沒有任何一種所謂的考驗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不承認任何一種迫害。謝謝大家。
(2002年4月波士頓法會發言稿)
（英文版：https://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5/6/21724.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5/6/2172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