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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郯城大學生遭遇：家徒四壁老父被搶救命錢 遭惡警暴虐手指被燒熟
我於1997年從某大學畢業，畢業後於同年11月在某廠工作。
在我的印象中，江犯在郯城縣的爪牙對法輪大法的迫害從1999年的4.25以後就已明顯的開始了。雖然中央領導開明的處理了4.25事件，國家有關部門也給出了不干擾法輪功學員的明確答覆，但江XX一夥的毒爪已悄悄地伸了出來。1999年5月13日我們縣一些大法學員準備在縣「郯子公園」召開一次修煉心得交流會。因郯子公園也是一個開放性的公園，有現成空餘場地，所以不會影響任何人。但為尊重起見，個別老學員還是到縣政保科打了聲招呼，但卻遭到了當時政保科科長刑安華的無理阻止，並揚言如果我們開交流會他們就布置公安抓人。這是明顯侵犯公民合法集會的權利。雖然當時一些大法學員出於一些顧慮沒有召開那次交流會，但在開交流會的當天刑安華還是對會場周圍布置了許多的警察，這是明顯的執法犯法的行為。
在江犯一夥開始全面的鎮壓法輪大法前一段時間，我們縣各單位就開始動員和威逼本單位職工放棄修煉法輪大法，但都被我們嚴詞拒絕了。
7.22日當天中午還未下班，我突然被叫到了廠長辦公室，當時的劉廠長和調度室主任威逼我，非要我寫保證放棄修煉法輪大法，並說江XX已下了狠心，下午電視台就要播放反對法輪功的新聞。在被我拒絕後他們就要將我關押在那裏，後車間主任去後將我領回了車間。我擺脫開他們的圍困後，決定到北京上訪。那時我還天真的認為江一夥之所以這樣做是對法輪大法的真實情況不了解。7.22日晚我與我哥乘車去北京，路上才發現公安已作了徹底的布置，路上關卡重重。幾經周折最後才到了北京，到後才知信訪局根本就不聽我們信訪只是在抓人。在北京呆了一段時間後，我被北京當地的公安抓捕（在北京我們幾個在一起的大法弟子受到當地派出所惡警的毒打），後又被我們市的公安帶到沂蒙賓館。當時去北京派出所帶我們的有臨沂市的一個政法委書記和我們縣一個姓潘的刑警隊的隊長，他們將我和我哥雙手綁在背後，關押在沂蒙賓館的地下室裏，關了一天一夜，晚上睡覺仍然把我們綁著。一起被關押的還有我們縣後來去上訪的一個女學員，她已懷孕好幾個月了。
與當地的公安聯繫後，一個姓管的科長帶人開車將我們從北京押回來。途中我們雙腳被用繩子捆上，手被他們銬的緊緊的掛在車的座背上，車一顛簸起來真是痛的難忍，要求他們給鬆一點，他們不答應。好不容易到了縣城。他們氣勢洶洶的對我們進行了非法的訊問後，就將我們送進了看守所。
在關押期間他們威逼我們寫保證書不再修煉法輪功，不寫他們就將我們超期關押三個多月。（本來我被關押一個多月的時候，上面就下來文件允許將我和一些在看守所一起關押的女學員釋放，但縣政保科的科長刑安華害怕我出來後又上北京，硬是不放。）最後逼迫我家裏為我和我哥每人交2000元的押金後才放人。我家家境貧窮，家裏四壁已是倒塌多年，父親身體不好，哥哥姐姐也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我上大學的經費也是東拼西湊、靠親戚資助等，畢業後尚欠不少錢。
父親本就有肝病，再加上我去北京上訪後，公安、單位上門騷擾不斷，家境也不順，憂困加倍，最終導致肝病極劇惡化發展成肝腹水，病情已是到了晚期。公安多次到我家，對我家的情況已是非常了解，後來我被釋放後當地的醫生親口告訴我，縣公安一夥曾詢問我父親的病情，醫生也已明確的告訴了他們我父親的病非常嚴重。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在釋放我和我哥的時候，縣公安仍威逼我家為我們每人交兩千元的罰金，老母親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只好將全家僅有的為父親治病的兩千塊錢交上。當然不足的另外兩千元也是好不容易才借上的。這都是我從看守所出來後才知道的。邪惡的江XX一夥真是人性全無啊，把大法弟子的家人也往絕路上逼。
從看守所被釋放回家後，得知單位早已將我和另一位同是大法弟子的同事開除了。後到單位協商，單位不予解決，我只好回家幫父母種地。
2000年夏天，一位大法弟子利用信件向縣各部門講述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我幫其到複印社印了一些資料，縣政保科以此為理由將我又一次關進了看守所（當時是憲政保科科長刑安華指揮）。同時被抓的還有與此有關的大法弟子：杜鳳娟、鄒文麗。在關押一個半月後，我們被用車轉到了設在靶場的洗腦班，當時被強行抓去的還有其他大法弟子。這是在縣政法委書記林樹國的策劃下辦的。我們在那兒被強制看管，各單位都派人輪流24小時值班監視。上午被強迫看誣蔑法輪功的電視錄像，看完後要寫出心得；下午則逼迫軍訓，利用各種方式進行肉體折磨：跑長跑、長時間踢正步、蹲馬步等，惡人的目的就是折磨到寫保證放棄修煉為止。雖然當時由於我們被自己的觀念障礙、對法理認識不清，被迫寫了保證，但以後都嚴正聲明當時的保證作廢。
我們幾個同單位的法輪功學員從洗腦班出來後，縣裏為了讓單位看住我們，表面上答應讓我們上班。但是當我們到單位時，單位卻又安排我們到職工教育中心進行所謂的學習，準備再次逼迫我們寫保證。我們誠懇的向公司寫了我們的認識，並說明了當時在洗腦班上的錯誤表現，本打算送到公司各相關領導手中。就在這時本縣的另一位大法弟子孫紹芳因被人舉報散發大法資料，被公安帶走。其中牽扯到了我公司的一位大法弟子王明亮，王明亮後被公安晚上非法抄家，我也被關進了看守所。
我們第二天到單位時不見了王明亮，下午在得知已被公安抓捕後，我和另兩位女同修到派出所詢問情況，因當時公安沒上班，我們在回單位的途中，遇到了單位的領導氣勢洶洶的趕來。我們覺得回單位已無意義，於是我們騎車回家了，我回家後單位害怕我再次上北京，像發了瘋一樣的找我，後在我們家找了我，他們硬威逼我回單位不可，我明白他們內心的惡毒，沒有配合他們。在威逼不成的情況下，他們暗地商量晚上派人來抓我，幸虧碰巧聽說此事的鄉親轉告，我及時走脫。晚上他們像強盜一樣跳牆而入，並逼迫我母親帶他們到我親戚家去找。我只好離家出走。
離家後我到了臨沂，在大姐夫承包的建築工地上幹活。因為當時臨沂的大法弟子受迫害嚴重，得不到大法的真相材料。沒辦法我只好自己動手印製資料。後來在運資料的時候，我在出租車上向司機講真相，下車後被司機舉報。當時是在火車站，我被站前派出所的一夥警察抓住，關在了站前派出所。不久臨沂市蘭山政保科的人就來了，其中有一個女的科長姓董，還有一個科長叫邢永農，非常邪惡，還有其它的惡警。他們開始審問我住址姓名等，我不告訴他們。他們就開始折磨我，他們從背後給我戴上手銬，邢永農將我踢倒在地，將手絹沾完水後蒙在我鼻子上，不讓我喘氣，並不斷的往手絹上倒水，直到看我憋的不行了才取下來，而後再蒙上再往上倒水。如此輪番好幾次，並且不斷的壓迫我的胸膛逼我呼吸，並且一個惡警照著我的前胸用力一腳，本來就無法呼吸當時差點憋過去。看我不說話，邢永農將我拉起來打我的臉，打一陣停下然後再打，也不知打了多少。最後它打得手痛得沒法打了，就用檔案夾打，又不知打了多少下。
後來他們從我身上搜出的筆記本上知道了我的住址，通知了我們縣的政保科科長刑安華。蘭山政保科惡人們怕別人看到我被他們折磨得滿身泥水，強行的將我的棉衣脫下。
後來到中午他們吃飯去了，就把我雙手用手銬銬在一起，高高的掛在鐵柵欄上，只有腳尖著地，身體的重量很多都落在了雙手上，手銬勒得雙手難以忍受，似乎每一分鐘都非常長，都很難熬。我堅持向當時看我的一個小青年講真相，但由於受毒害太深他還是很難一下聽進去。後來感到實在難以忍受了，我將腳抬起來向上踩上方的鐵柵欄的一個橫格，準備緩緩手上的壓力，被站前派出所的一個矮胖的惡警看到了，他照準我的肚子狠狠地打了一拳，我一下被它打了下來，雙手被手銬重重的又掛在了鐵柵欄上（我想如果我不是一個修煉的人可能雙手得殘廢）。劇烈的疼痛加上腹部被打的刀絞般的痛苦，我當時都想像不到世界上還有這麼邪惡的人。不知過了幾個小時他們才將我放下，開始問我資料從哪裏來的，我沒有回答他們的問題。他們就又將我重新吊起來，這次我不再配合他們，告訴他們將我放下來，不然我就用頭撞鐵欄杆，惡人害怕了不再吊著我了，但仍然銬掛在上面。只能站著。
晚上他們將我放下來開始審問我，除了邢永農還有三個蘭山政保科的惡警，加上站前派出所的幾個惡警。見我不回答他們，他們就故意找話題分散我的注意力，不准我睡覺，只要一打瞌睡就用腳踢我的腿或用其它手段折磨，他們是輪班倒。
第二天還是將我掛在鐵欄杆上，晚上繼續不讓睡覺。邢永農異常邪惡，見我不說竟舉起椅子要砸我；另有兩個蘭山政保科的惡警為不讓我睡覺，將我的雙手從椅子的後背伸過去，用手銬銬起來，然後吊在椅子後背上。這樣我雙手從後面被吊著，只能躬著腰，站不起蹲不下。手在背後被折磨得難以忍受，有時他們還把切鋼絲的大鐵鉗放在我背上，而且還不時的搖晃椅子，他們搬椅子讓我跟著動。他們為看我的手有無反應，用火燒我的手，我右手食指的一塊肉被燒熟了，後來就剝落了。
在被非法關押期間，頭幾天我不吃不喝，身體被一直折磨得虛弱。由於自己修得實在是太差了，再後來就採用人的辦法說了些話去敷衍他們。其間臨沂市蘭山公安局局長和政保科長董××也一起對我威逼問供、狼狽為奸幹了不少壞事。後來我被送到了臨沂市看守所，因我拒絕進去，就被一個惡警狠狠的從背後踹了一腳，衣服被撕得不像樣子。臨沂市看守所很邪惡，警察利用犯人管犯人。他們不准煉功，一次我煉功時被一個姓朱的管教發現，他讓我把雙手伸進大鐵門上的小鐵窗上，凍了好幾個小時。
關押了我一個多月後，我被郯城公安帶回再次被關進了看守所，當時還有其他三個被關押的同修。後來我們由於自己有放不下的執著而被猶大的邪悟謬理所迷惑，在還不清醒的時候我們又被強逼著上了電視幹出了侮辱大法的錯事。清醒過來後我更認清了邪惡殘害善良的無恥與卑鄙──先用酷刑折磨大法弟子，在大法弟子意志不清的時候再用邪惡的理論灌輸毒害。
回家後，我意志一直很消沉，但後看到一些大法弟子之間斷絕了聯繫，得不到經文，我便將經文送給他們。可不久一個學員出事後，我又被牽連進去。後來縣政保科的一夥惡人與鎮裏的幾個警察到我姐姐家準備將我和我哥帶走（當時恰巧我和我哥都在我姐家）。因他們是非法闖入我姐家裏的，姐姐不畏邪惡，正氣很足，就是不准惡人將我們帶走，後來惡人把姐惹火了，姐從廚房拿出菜刀來要和他們拼命，惡人大驚，氣燄頓時小了下來。在與惡人的周旋中，我和我哥走脫了，惡人見沒了希望也就回去了。需說明的是，姐姐不修大法，99年7.20開始後也是被矇蔽的很深，後來明白了真相後，才真正認識江犯一夥的邪惡。
後來惡人也是多次到我家找我，我見家裏不能呆，不久就流離失所了。哥平時還在家裏種地幹農活，但也是需經常提防惡人的干擾。後來政保科惡人又一次去我家找我，恰好哥在家裏，他們準備將哥帶走，恰好又逢姐回娘家，姐義正詞嚴的又將哥攔了下來。姐姐說：他犯甚麼法了你們三天兩頭的上門，你們正事不幹。其實我縣政保科的這幫傢伙對大法也比較了解，知道將來大法肯定會平反，也是怕自己將來收拾不了。
哥哥後來也是被逼得不能在家裏呆了，就離家做講真相的事。2001年秋，哥和另外兩位同修在出租的房子裏被惡人抓走，後來也不知他們受了多少的折磨。在看守所被關押了大約8-9個月以後，惡警將他們秘密的非法判刑，杜冒民可能是被判5年，朱同朝4年。後根據消息得知他們被送到濰坊監獄，在裏面飽受折磨，一天只准睡4個小時的覺，每天幹重活，但卻不讓吃飽，外面都穿棉襖了，他們在裏面還被強制著穿單衣，其中朱同朝被折磨的又黑又瘦。
[注]署名嚴正聲明將歸類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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