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00年上高二時開始給同學們講真象,現在上大三了。
我發現現在的學生們非常可憐:整天忙著學習,幾乎無暇顧及其它,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範圍只侷限學校。可學校就像一個「洗腦班」。從小學到大學,從老師到少先隊、共青團到學校各種社團、組織,一直都在給學生灌輸變異思想,更有那欺世謊言。
而且學校相對來說比較封閉,學生們很少能得到有關法輪功的真象資料,時間長了,對江集團鎮壓法輪功的事實真象顯得非常麻木。
我一直在找機會向周圍的同學講真象,即使碰到陌生學生,我也找機會講。但總感覺自己講的範圍太小了!向周圍的眾生講清真象是我的責任。大學生一般半年才回一次家,我一定想辦法利用好在校的時間,把真象告訴我校所有的學生,無論我們彼此是否相識。
面對面講是很好的方式。可是,只憑我一張嘴,看著滿校園不明真象、從未聽到過真象的學生,我真的很著急!如果給一個人講真象需要幾十分鐘,一天講十個就得幾個小時。一個學校幾千名學生,我即使一天講十個,也得要一、兩年才能講完。要想面對面講清楚,我還得找和他們接觸的機會呀!
高中時我曾想,實在來不及講的話,我就在學校大幹一場,即使被開除,也可震驚一下我們高中的學生,最起碼能使所有在校學生們知道有人在講法輪功被迫害的真象,在為法輪功喊冤。
高中時,學校讓班主任在課堂上公開誣蔑大法。班主任勸我「別信了」,我一直沒有動搖。當我看到「戊戌變法」中譚嗣同在變法失敗後沒有逃走,還對勸他逃走躲避危險的人說的「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錚錚誓言時,心中悲憤。看到抗日英雄吉鴻昌臨刑前寫下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時,我也在想「我何惜此頭」。當我聽說大法弟子陳桂彬在被迫害致死前夕,他的母親還在耳邊叮囑他「桂彬,別忘了咱是煉功人呀,桂彬,別忘了咱是煉功人呀!」那感天動地的話,想到那一幕催人淚下的情景時,我就禁不住熱淚盈眶。我一定要多想辦法盡全力去講真象。
以前我認為我個人做的不好,我周圍學生得到真象的少。現在我明白了,師父正法之時我之所以還在學校,是有原因的,如果他們早都知道真象了,那我在學校裏也沒多大作用了。現在,我應該改進一下講真象的方式,以提高我講真象的數量和質量。
我還想,無論我做的好壞,畢竟在我的學校裏還有我在講真象,而有的學校可能根本就沒有人講真象呢。我班有一個同學7.20前學過大法,現在早不學了。說不定他在歷史上就是被安排在這個時候給同學和老師講真象的,可他放棄了,如果其他學校裏被賦予給學生講真象使命的學生也像他一樣不學了,那這些學校裏現在沒有大法弟子,那些學校的學生就太危險了!
我總覺得,我們學生中的學員太少,勢單力孤,亟需要靠我們整體的配合,才能給全體大陸學生講好真象!從網上發表的同修們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來,這是大陸的一個普遍現象。
這幾年傳單光盤發的確實很多,有的地區發了好幾遍了,可是,周圍的學生看到過多少?大家挨家挨戶的發,大街小巷的發,可是,那些天天忙於學習的學生,那些一直住校的學生,有時一月才回家一次的學生們,有幾個收到過真象資料?我們網上有針對學生們的專題資料,但到底有多少學生看到過呢?我們是做了很多了,但學生們得到了多少呢?
我很為學生們痛心,無辜的被謊言毒害;我更為他們著急,他們很難接觸真象,而且聽到了也很麻木。社會上的常人真象有的聽了好幾遍了,可我們的學生有很多還沒聽到過真象!
看了同修寫的《為了這幾億生命的未來,請「抓緊救度快講」》後我深有感觸。學生是一個很大的群體,而且他們是受謊言毒害最深的。我感覺整體上大家對學生沒有重視起來。我們需要加大這方面的力度呀!
海內外的同修們:救救大陸的學生吧!伸出您的手來加大力度救救我們學生吧!
個人體悟,不足處敬請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