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抵制迫害 集體走出黑獄
從前我賭博成性，根本就不懂善惡還有報，身體大病沒有小病不斷，覺得自己的一切都那麼不順心，時常埋怨命運對自己不公。自從我拜讀了《轉法輪》這本寶書後，我的心漸漸豁亮起來。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義是甚麼，人來在世上是幹甚麼來了，我從心底感受到了師尊的偉大。
四年前，大法在國內洪傳已七年有餘，使上億人走上修煉的路。修煉者時刻按「真善忍」修心養性，重德行善，對祛病健身有明顯奇效，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當時政府的褒獎、家庭的支持，我們沉浸在祥和法光的普照中。
就在1999年的7月20日，大權在握的江澤民，一意孤行的發起了對法輪功蓄謀已久的鎮壓運動。瞬時間鋪天蓋地的造謠誣陷、誹謗我師父、大法的謊言，電視上全天播放，頃刻間修煉「真善忍」的群眾成了江氏流氓集團的眼中釘，成了它們殘酷打壓的對像。
師尊遭誹謗，大法被誣陷，做為深深受益於大法中的我，怎能袖手旁觀，我要為師尊鳴冤。在2000年4月13日，我和同修們一起去了縣610辦公室上訪，向政府反映法輪功真實情況，其中有多個同修被非法關進了看守所。從此每到敏感日、逢年過節單位領導都要來家或給家裏打電話，傳達上面的「精神」，威脅家人配合他們，限制我的一切人身自由，不准學法煉功，外出也讓丈夫每天看著我，使他不能正常工作。我和家人的身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
就在2001年1月22日，春節放假，我給家人留下一封信，毅然孑身去了北京天安門證實大法。我要為師尊、為大法討回人間公道，告訴所有的世人「法輪大法好」！
到北京證實大法的弟子，來自祖國的天南海北，四面八方，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也有小，有攜兒帶女的，有全家同往的。我們的共同心願，就是讓人們了解法輪功的真實情況，讓惡人停止對大法造謠誣陷的宣傳，還我們師尊清白、還大法清白，我們按「真善忍」做人沒有錯。
天安門廣場的警察有的十分凶殘，根本就沒有了人性，抬手就打，張口就罵。有的大法弟子被打的滿臉是血，渾身是傷，慘不忍睹。
我被單位領導從北京接回後送進看守所，非法關押了我88天。在這期間，看守所的警察極力阻撓我們學法煉功。有一次我們學法被所長崔××發現，說甚麼也要叫我們把書交出來，我們不配合，當即給他寫了封真相短信。大概內容是：我們是修煉的人到哪裏都要學法煉功，何況我們沒有觸犯任何法律、條文，大法書就是我們的命…… 後來他沒有再找事端。
我們每天凌晨三、四點起來學法煉功。有一次警察陳玉值夜班，看到我們學法煉功，就開窗破口大罵。那時我意識到了應該和他們講真象了。
春節前後被非法關進看守所的同修有數十人。我們悟到看守所不是我們呆的地方，我們應該突破出去。我們從進看守所一直在給610、公安局寫信，申訴我們的真實情況，但沒有得到任何回應。我們開始絕食抗議對我們的非法關押和種種不公正的對待。在絕食過程中，公安局利用家屬，讓家屬配合他們，讓我們放棄修煉，放棄信仰。有的家屬在壓力下當著惡人的面，侮辱大法，打罵自己的親人。有兩位大法學員絕食出現了生命危險。看守所一看怕擔責任，上報縣裏，家屬也去縣裏要人，他們怕出人命，把這兩個同修放了出來。
2001年4月11日早，我們實施了第二步抵制迫害的計劃，不進監號，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我們。這一下所長、警察著了急，上報了縣裏。在這段時間裏，我們學法，還給犯人們展示了四套動功，他們一直為我們喝彩、鼓勵。因為他們通過我們講真象，都了解法輪功是正法，知道我們是無辜被迫害的，電視上的宣傳完全是造謠、栽贓和嫁禍。我們也真是從內心為他們明辨是非而高興。
到了晚上8點多，縣裏派來了公安一科李萬錦（喝得醉醺醺的）讓我們回監號，說有甚麼問題明天再說。北方的四月氣溫都在零下，我們一天食水未進，晚上11點多，家人知道了我們的情況，要求送棉衣、棉被、食物，警察不讓往裏送，把家人連嚇帶叫地攆回去了。
好心的犯人們從監號裏給我們拿出了被褥，我們七八個人擠在一起。夜真長呀，我們不時起來活動活動，整個身體都是冰涼的，一夜幾乎沒睡。第二天快到中午，所長崔正軍讓我們回監號，我們不從，他就調來了數名武警，把我們連拖帶拉，幾乎都是被扔進監號的。當時我的外上衣都被他們拽掉了，後扔到監號的水盆上，我的整個後背全濕透了。有的同修身上被他們抓的青一塊、紫一塊的。
下午開始陸續放我們，我和兩個同修先後出來，這次出來公安一科非法向家人勒索現金三千元，無任何手續、憑證，說是保證金，不交錢不放人。家人無奈，不忍心讓我們在裏邊受非人的折磨，急得東拼西湊。我丈夫為了抵制惡警無理關押我，說：「自從你進了看守所，我就跟在公安局上班一樣，每天最少要去一趟，找他們要人。」丈夫理直氣壯，明知自己的親人沒有犯任何法律，是無辜的被迫害。
2001年5月8日，20多名大法弟子集體北京上訪證實大法。縣城不法人員頓時緊張了。5月8日我上了班，領導找我談話，問我還去不去北京上訪，我說：「上訪是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權利，是正當的，我要為法輪功喊冤！」領導張某某大怒，擔心我的舉動會給她的前程帶來麻煩。10日她告訴我丈夫要送我到洗腦班，我得知後，又告訴了另一個同修。我們決定不能再讓他們迫害，決定離家出走。
出走後，張某某得知氣急敗壞，暴跳如雷，通知縣裏封鎖路段。親戚家、朋友家搜個遍，恨不得挖地三尺。單位的人和民政局人員在張的帶領下，11日凌晨去了我公公家，把家包圍了。（因我在走以後在公公家給局長打過電話，告知他們不要費心找我，洗腦班我不去。）就這樣他們一大早闖進了公公家，用威脅的口氣讓公公交出人來，老人一口咬定沒見人。他們一看老人家的態度，就把他帶到了鎮裏，讓配合他們找人，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丈夫、丈夫的二哥也被他們利用來一起尋找，一直找到下午沒有任何線索。張一看徒勞一場，就拿七十多歲的公公撒氣，說了些不三不四的話。
後單位領導孫局長和縣委協商，讓家屬通知我上班。我17日上了班，23日張找我談話後，24日下午我在單位上班四個全副武裝的公安警察，帶著手銬闖進了我的辦公室，當時張也在場。我當時就看出她幸災樂禍的表情，是她從中做了手腳。他們要給我戴手銬，我不戴，被他們帶到了公安局，我問審問我的李萬錦：「為甚麼要抓我，憑甚麼抓我？」他說：「單位不報，我們也不會隨便抓人的。」
出去了42天，我又被非法關進了看守所。我的心情難以平靜，邪惡無孔不入。丈夫無可奈何，我知道他的心裏更不是滋味。第二天我們不進監號，前幾天大法弟子們都這樣抗議著。結果所長又叫來了數名武警，把我們抬起來扔進了監號，我當時被扔到床板楞上，半個臀部被磕得疼了好長時間。我們又開始陸續絕食抗議，有的同修已半個多月未進食水，倪海英被餓昏過好幾次，警察們根本就不聞不問。
同修們每天學法，大家互相交流，共同探討突破邪惡迫害的辦法，但一直整體沒有達成共識。
2001年7月20日，我們在看守所進行了一次證實大法活動：掛橫幅、還穿上了寫有「法輪大法好」，「真善忍」的背心、襯衣，當警察看到我們的行動後，害怕極了，當即叫來了公、檢、法的官員們，武警就有四、五十人，開始搜號，把屋裏的東西全搬到院子裏。這種勢頭陰森森的，真是正與邪之戰。
開始強行搜身了，有的同修衣服被扒下來了，有的同修被她們連打帶罵的。女公安胡軍、石某某沒有一點起碼的職業道德，咬牙切齒，誰不服從她，不僅罵還要打。大量的經文被惡警抄走，我和同修張秀芬去撿散落在地的經文時，被局長王滿林看見，抬手搧了幾個耳光。同修張秀芬當時就被他打的頭昏眼花。王滿林口裏還髒話連篇。男同修趙金被武警打得更狠。
這次大搜查，除了身上穿的衣服被子外，剩下的東西全被他們搜走了，我們換洗衣服、衛生紙等一切用品都要通過他們同意，每次用的東西都特別費勁。這次我和十幾個同修都戴了背銬，戴的最長的有半個月。同修趙秉恆、趙金給戴得雙臂幾乎失去了知覺，腋下因天氣熱都腐爛了。女同修楊智麗、男同修李玉川還被戴了鐵鐐。我們聽犯人講，只有死刑犯或大刑犯才戴鐵鐐，可見邪惡瘋狂到了極點。
每隔一段時間他們就要搜一次號，每次搜走的錢、物，錢少則十幾、多則上百，不知去向。當同修問起他們時，他們都是含糊其詞不了了之。
10月30日，這次我們集體絕食絕水，抗議他們非法並超期關押，驚動了縣裏領導。家屬紛紛到縣裏找領導要人，去了不少人。縣不法官員怕事情弄大，就來了一個先發制人，把去縣要人的家屬（上班的）關了兩位，一男一女。這些官員、警察本身就是執法犯法，根本就沒有老百姓說理的地方。
後我們從看守所陸續被轉到小刁鄂洗腦班，他們每天給我們「上課」洗腦，我們拒絕上課。我們給前來洗腦的工作人員講真相，告訴他們善惡必報的因果關係，講法輪大法教人做好人的道理，有的人也真的知道大法好了。
2001年12月5日，我們整體突破魔窟，除了身體上被迫害的和正在絕食抗議的同修不能行走留下外，我們十八人晚上九點多從二樓窗戶上下來，動作迅速，時間不長就消失在漫漫的長夜中。我們一邊走一邊背師父的經文《洪吟》─《大覺》。那天黑夜天氣格外的冷，寒風刺骨，眼鏡框都凍了冰，手凍木了，速度越來越慢了，但我們還是堅持著。到後來腿越來越沉，每走一步髖骨都鑽心的疼。天亮了我們終於走出了赤城地界。我們經過了這一夜的煎熬、跋涉，我們體悟到了師尊講的：「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轉法輪》）。
我從小就沒有吃苦、忍耐的基礎，這次如果沒有師尊慈悲的呵護，真是很難走過這一關。謝謝師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