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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大法弟子自述五年來遭迫害經過
99年7.20鎮壓開始，佳木斯市公安局就將當天進京上訪阻截回來的同修和他們知道的煉功人全部劫持到各個公安分局。第一次走進向陽分局，我的心怦怦直跳。從小就膽小，不敢做任何錯事的我，還是第一次跟警察打交道。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品學兼優的我，在工作崗位上也是兢兢業業從沒做過違法亂紀損害社會公德的事。面對警察的提審，感到是對我的最大侮辱。下午兩點多鐘，惡警強制我們看誣蔑大法的錄像。明令禁止去煉功點煉功，不准進京上訪，不准串聯，由所在單位領導層層包保，不准出問題。
政治打手很快便在本系統內開設了兩次洗腦班，強迫給我們灌輸了大量的邪理。洗腦班結束回單位上班時，惡人又要求我們每天必須去保衛科簽到。並扣壓了我的身份證，不准我出本地區。如要走，必須向包保人彙報。。向陽分局的警察也經常往我家打電話騷擾，每到所謂的敏感日都被嚴密的監控。並讓我打電話及時向領導彙報在哪裏，我不打，他們就打電話騷擾，給我的家庭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嚴重干擾和極大的不便。由於我堅持信仰真、善、忍，也使我所在的部門受到了株連，比如不能參評先進集體，我個人更是失去了評優的資格。在一次評優條件中沒有提到煉法輪功不能參評，結果我被評上先進。但上報後我還是被拿下來了，我找領導詢問原因。這位領導直言不諱的告訴我，是她在評選條件上漏掉了這一條。
2000年，我依照國家憲法規定去北京上訪。申訴法輪功的清白，要求還給我們一個合法的修煉環境。講訴由於修煉法輪功身體得到健康，為國家節省了大量醫藥費，道德回升等事實，以及電視對法輪功的歪曲報導。和許多上訪的學員一樣，我馬上被帶到當地駐京辦，由單位接回關進了看守所。在看守所，每天兩頓窩頭，有時帶有霉味，黑乎乎透著鐵鏽味的大頭菜湯。每天要收伙食費20元。家裏怕我吃不飽，不得不花高出實際價格幾倍的錢訂一份午餐。晚上睡覺就更難了，十平方米的地鋪要容納二十多人。一個人頭在這邊一個人腳在這邊緊緊擠在一起，稍一動身就會被兩邊的人擠進來。使人再也無處容身躺下。七八月份天氣悶熱，監舍空間狹小，也不讓到外邊透透空氣。一排排坐在地鋪上（叫碼大排），一會兒一身汗。有幾天監舍內人數增加到三十幾人，一反一正的躺著也沒有地方。刑事犯就讓大法弟子在地鋪左右兩側的狹縫中間躺著，兩側把腳收回。但經常是睡一會，就被兩側的刑事犯伸腿給踢醒，就這樣日復一日的艱難度日
由於我被非法關押，丈夫不得不一邊照顧年幼的孩子，一邊上班工作，還要為營救我而東奔西跑。孩子因為沒有母親的照顧而變得沉默不語，失去了往日的歡樂。我丈夫找到一名在司法部門工作的親屬，說了許多好話又拿了6000錢。就這樣被非法關押了近兩個月後我走出了看守所。
2000年末單位又辦了半個月的洗腦班並要求表態。2001年4.25前夕，單位又要我們每人寫一份對大法的認識。如果這次寫合格了就不再找我們了，如果不寫就送市裏辦的洗腦班（三個月，每月費用800元全部自理，如不轉化直接勞教）。我們中一位同修知道後，就給領導寫信講真象。並說如果這樣繼續騷擾我們，我們還去上訪。這一舉動震懾了邪惡，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2002年5月13日，四名便衣去單住抓我沒有找到，便在我家樓前蹲坑。迫使我流離失所，也使單位一些工作聯繫中斷，造成一定的損失。他們沒有找到我，就去我丈夫的單位強行將他綁架，逼問我的下落。由宋某某帶領7、8個警察抄了我家，然後將我丈夫帶到環路巡警辦公處。變態的心理使其強令我丈夫踩師父的照片或罵師父，被我丈夫嚴詞拒絕。中午也不讓他回家吃飯，直到晚上九點多鐘才放他回家。以後的很長時間他們還在跟蹤丈夫和孩子，企圖抓捕我。
2003年我因講真象被舉報，被橋南派出所警察魏某某非法綁架。而後由所長蔣國鋒帶領魏某某、李某某、還有一名警察又一次抄了我家並把我關進看守所。年邁的公婆聽說後，因受驚嚇而病倒，全家陷入一片混亂。家人為營救我，給佳市公安局國安支隊支隊長陳永德5000元，給國保大隊教導員陳萬友2000元，給市法制辦公室孫某某7000元，各方面打點又花了近1000元我才被釋放。
幾年來在江氏流氓集團的一手操控下，惡徒們不遺餘力的執行他們的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的邪惡政策。使廣大法輪功修煉者及家庭、單位都受到了株連。給修煉者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和經濟損失。幾年來，我幾次失去了升遷的最佳機會，外出學習也受到阻撓。取消所有評優資格，兩級工資沒漲，精神文明獎扣發，非法監禁和流離失所期間工資全部停發。身份證至今還被扣押在單位，使我失去了一個公民所應有的權利，身心受到了極大傷害。但我堅信真理的曙光定會普照大地，作惡者不會長久。一切不正的東西定會在強大的正義之場中灰飛煙滅，普天同慶這一天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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