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榴的另一位朋友、在曼哈頓工作的電腦工程師布若德(Levi Browde)對這一點也深有感觸,他與紅榴接觸最多的是同為「真善忍畫展」做義工期間。他感到,「紅榴對這些藝術畫作充滿了激情,正像她對待她做的每一件事一樣。」
布若德認識吳紅榴是在1999年,那正是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之時,她覺得自己修煉法輪功受益了,必須為法輪功奔走。「那時她正懷著身孕,後來還經常看到她,不同的是身邊總是多了帶著baby的搖籃。有時會看到當時還是她丈夫的考勒(Chris Cawler)來接她。她說她先生支持她煉功,因為他看到她祛病健身的情況,還認為法輪功也會對孩子有好處。」
離婚案與背後的中領館
然而這一切在2000年3月吳紅榴回中國為法輪功上訪後發生了變化。了解內情的姜女士說,當考勒看到從中國歸來、頭上身上帶著道道傷痕的紅榴,他嚇壞了。他真實感受到妻子正在面對的是一個暴力強權,他為她的生命擔心,為孩子的生命擔心。考勒知道紅榴非常愛孩子,也不會放棄法輪功,他想讓孩子遠離法輪功,他認為這樣孩子才是安全的。「也許這就是他不久就與中領館聯繫上的原因,他或許認為向其表明反法輪功的態度,家庭才會安全。要不是因為中共迫害法輪功,這個家庭或許現在還是完整的。」
姜女士透露,中領館在這樁離婚案上「幫了大忙」,他們找人為考勒給紅榴在中國的家人寫的英文信翻譯成中文,並且自由地加了一句考勒原信中沒有的「練法輪功使她成精神病」之類的話;他們找人翻譯考勒的書;「考勒的律師甚至都是他們幫找的,因為他原來的一位親戚律師覺得這個官司太荒唐不願幹了。」
自己亦是娶了一位東方太太的布若德,從沒有機會與考勒交談,但後來他卻吃驚地收到了考勒寄給他的幾封電子郵件。事實上,同時收到這些電子郵件的還有很多當地的法輪功學員。考勒在這些郵件中「不斷重複著中共媒體上對法輪功的污衊,並且誇口說他已經把吳紅榴的電子郵件地址上交了紐約中領館,並將與中領館合作等等。」
布若德說,考勒寫了一本書「找不到英文出版商,後來他自己出錢印了出來。但據說其中文版卻在中國大陸廣為發行,裏面自然少不了對法輪功的批判。」
布若德說,考勒急於將與紅榴對簿公堂之事鬧大,而將其官司情況公布於一評論非主流教派的網站,「法官為此震怒,認為會對孩子造成惡劣影響而要求他立即將文章拿下,然而十幾天過去了,此文章仍堂而皇之地登在這個網站上,蔑視法庭。」
稱職的母親
曾在紅榴分居的初期與她一起住過一段時間的姜女士說,紅榴是一位非常稱職的母親。她愛孩子,也很盡責。她每天親自送孩子上學,次次不落地參加家長會,盡力讓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和醫療,家中有人幫助打掃衛生,環境很好,孩子一直都是健康成長。在孩子與他父親在一起的週末,紅榴總是非常惦記,會多次打電話去。偶而有事外出將孩子留給朋友或僱人照顧時,總是千叮嚀萬囑咐的放心不下。
姜女士說,「不知為何,考勒似乎打定主意盡一切努力讓紅榴痛苦。這包括傷害或奪走她最珍貴的東西──他們的孩子。他對天真幼小的孩子灌輸中共對法輪功的那套說詞,並說媽媽以後會不管他。後來法庭指定的醫生說:孩子的父親這樣的行為會對孩子的心靈造成很深傷害。我也不想在這裏說誰的壞話,但紅榴真被離婚的事折磨得很痛苦,傷透了心。」
即便在考勒百般指責的情況下,紅榴從沒有對孩子說過半句考勒的壞話。考勒及其律師一口咬定紅榴會因煉法輪功不顧家庭與孩子,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法庭為孩子指定的律師經過多方調查後就證實了這一點。」
只談法輪功?
布若德說,「讓人感到不安的是,考勒以孩子的監護權為由與紅榴打的這場官司,似乎並不是圍繞孩子的利益,而是圍繞法輪功。其律師沒有對法庭提出任何紅榴作為母親有不稱職的事例,而是反覆提問她參加法輪功活動的事。法官曾多次讓他停止詢問這些無關的問題,而有一次,其律師的回答竟然是:『如果我不談法輪功的話,還有甚麼可談的呢?』」
布若德認為,美國法庭判紅榴勝訴,並非是根據她信仰或不信仰甚麼,而根據事實,看她是不是合格的母親,看如何做才對孩子最好。在美國,信仰是人的基本自由。
「其實法庭很清楚法輪功是甚麼,因為考勒的律師一再提及,紅榴的律師也不得不出示一些美國要員對法輪功的評語,包括佛羅里達州議員拉汀娜(Ileana Ros-Lehtinen)在國會山集會上所說『你們(法輪功)體現了善良的精神以及非暴力……你們的勇氣激勵著我們。』」
作為兩個幼兒的父親,布若德覺得,「法輪功使我在對待孩子的問題上更有耐心,更愛孩子,當他們不聽話時,我會分析原因再加以引導。我曾經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有一次為發洩甚至將牆打了一個洞。修煉法輪功後,我沒有壞脾氣了,我會用理智教育孩子而不是感情衝動。」
布若德說,「是甚麼背景使得考勒及其律師非要糾纏著法輪功不放?讓這件很私人的事成為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欺騙工具,這是我們這些被動捲入的人一定要調查個水落石出的。」
記者打通了考勒的電話,他說不知道自己的離婚案已在中國引人矚目,並拒絕回答問題。
(原載大紀元網,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