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政安民。西漢初年時,由於秦末以來連年戰亂,使社會經濟非常貧困。史書上記載當時的情況是:百姓無法在田地上生產,到處是飢荒。文帝即位後多次下詔勸課農桑,設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員,並給予他們賞賜;減免田租,把原來的十五稅一,改為「三十而稅一」,有時還「全部免去民田之稅」;減輕刑罰,廢止不合理的連坐、株連律令;對周邊少數民族採取安撫友好的政策。景帝繼承了父親文帝的與民休養生息政策,也曾下詔說,農業是天下的根本,黃金珠玉,餓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都不如穀物和絲麻。景帝還廣興辦學,實施仁義和禮儀教化,使民風淳樸,崇尚道德。
倡導儉約。文帝以儉約節欲自持,提出朝廷要順天而治,以民為本,厲行節約,禁止浪費,決不做擾民、傷民、害民之事。他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之物都沒有增添。為了減免人民稅負,他還減少自己的開支,裁減侍衛人馬。對國家的財政開支進行節制和縮減。《史記﹒律書》記載文帝時,「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米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景帝時下詔不接受地方貢獻的錦繡等奢侈物品,並禁止地方官員購買黃金珠玉,否則以盜竊論罪。貴族官僚因此不敢濫事搜括,奢侈無度。這樣百姓的收入有所保障,負擔也減輕了。流民還歸田園,戶口迅速繁息,國力繼續得到增強。
修身治平。文帝效法上古聖王,謙遜克己,廣納諫言,總是擔心自己事情做得不好,愧對天下黎民。每遇到農業歉收、發生災疫等情況首先責己,並要求臣民據實指出社會上存在的問題。例如他在《議佐百姓詔》中說:近幾年來收成不好,又有水、旱,疾病、瘟疫的災害,我非常憂慮。想來是我的政令有失誤處?還是沒有順應天時地利、有失人和、敬奉神明不夠誠心呢?或許是百官的俸祿太奢靡、無用的事情辦得太多了?為甚麼百姓的糧食如此缺乏呢?凡是能夠幫助百姓的建議,大家一定不要隱瞞,要盡職的提出來。一次,邊境之地出現了不安寧,文帝也在詔書中自責說:「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文帝嚴於律己的精神令人欽佩。
景帝也非常重視以身作則,他在《令二千石修職詔》中說:我親自耕種田地,皇后親自種桑養蠶,以供奉祭祀天地和宗廟時提供穀物和祭服,為天下人民作個先導。是要天下人民努力種田和養蠶,平時就有積蓄。不以強凌弱,不以多欺少;使老人得以長壽,幼兒孤兒能順利成長。今年收成不好,還有水旱災害,原因在哪裏呢?是不是有些奸詐虛偽的人擔任了官職,用財物作交易侵害人民?他們藉著執法的機會做壞事,這樣實在是失去了朝廷設置縣丞的用意。我命令二千石的地方官們各自嚴格履行自己的職責,對於那些不忠於職守、昏暗不明的人,丞相要向我報告,追究他們的罪責。特此布告天下,使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
文帝、景帝敬天意,順自然,以「愛民」、「富民」、「教民」為治國理念,親賢臣,求賢良,年歲收成不好就下詔責己,使天下人人重仁義而恥私利。據《漢書﹒食貨志》記載,經過文景之治,百姓總是人給家足,郡國的倉廩堆滿了糧食。太倉裏的糧食由於陳陳相因,致腐爛而不可食。政府的庫房有餘財,京師之錢累巨萬,連串錢的繩子都朽斷了,無法計算錢的數量。天下人心歸向,四海清平。
中國人自古以來相信和遵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歷代仁政的實施者都能夠講義求睦、廣開言路、濟世安民。百姓因此能夠循禮守法,安居樂業。然而,當今中共卻逆天叛道,破壞傳統道德和正信,用「假、惡、鬥」的黨文化替代中國的傳統文化,迫害、打壓敢於說真話的人,使道德淪喪,必為天理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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