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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改變不了我的正信
茫茫天地間，渾渾人世中，我幸運修煉法輪大法「真、善、忍」。大法從本質上啟迪我的佛性；從本質上使我覺悟。任何強制的手段都改變不了我對佛法真理的正信與堅定，因為強制是改變不了人心的。
以下是我的親身經歷。
一、曙光
一九六八年二月我出生在一個普通家庭，姊妹五人，三個姐姐受文革浩劫的衝擊，被迫上山下鄉，成了文革的犧牲品。雖然家庭生活窘困，但父母都是很傳統的人，在他們的教育下，我們深深的懂的「仁、義、禮、智、信」是做人的基礎，家庭教育的祥和與嚴格，使我們姊妹五人成長為有涵養、品行優秀的人。我和哥哥比三個姐姐幸運，八十年代初恢復高考，我們先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大學。我們如魚得水，努力的豐富著自己的知識，立志為國家多做貢獻。
整天把自己埋在書本裏，過度的疲勞，將我的身體拖垮了。嚴重的神經衰弱、膽囊炎併發肝功能低下、嚴重的胃炎時時侵襲著我瘦弱的身體，為了理想，我以頑強的毅力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了大學學業。畢業導師對我的學業給予充份的肯定，建議我留校繼續深造，攻讀研究生。此時的我身體狀況已不允許，我婉言謝絕了。一九九零年畢業分配，受「六四」的影響，我們這批大學生成了被整肅的對像打回老家就業，失去了留在大城市科研單位工作的機會。我勉強被分配到一個小城的畜牧局工作。
工作後我沒有放棄追求，除幹好本職工作外，不斷鑽研業務，發表的論文刊登在省刊雜誌上。立業、成家、生子，生活的擔子越來越重，我的身體每況愈下。一九九七年新年，連續高燒不退，大年三十和初一我還在醫院輸液。單位同事看到我病得如此痛苦非常同情，就向我推薦法輪功。在身體產生抗藥反映，西藥、中藥都不起作用的情況下，帶著一個有病亂投醫的想法，我這個無神論的唯物主義者開始接觸法輪大法了。
當我看完了《轉法輪》這本著作，我的心看到了曙光──生命延續的曙光！淚水止不住的流淌，一向自傲的我在《轉法輪》中變得那麼渺小，這才是我今生的追求啊！我如飢似渴的反覆通讀著這本寶書，大法在不斷的淨化著我的心靈和改變著我的思想，加上煉五套功法，很快奇蹟出現了，僅十幾天，那些折磨的我生不如死的病痛、現代醫學無法治癒的疾病竟消失的無影無蹤。從此我這個醫院的老病號告別了醫院、老藥罐再沒吃過一粒藥。三十年來第一次體會了無病一身輕。家人看到我的變化，都為我高興，也全力支持我走進修煉法輪大法的行列。我的親人再也不用為我的健康擔憂，在法輪大法的洪恩沐浴下我們夫妻互敬互愛，敬老愛幼，其樂融融。
身體的巨大改變，我首先想到的是努力工作，回報社會。一九九九年初，我被本市人事局借用協助工作，我的擔子更重了，每天除了上人事局，本單位的工作量一點也沒減，而且每週二和週五還要到市工商局聯合辦公室協助辦理工商個體戶證照。我奔波於三個單位，不但沒有影響任何一項工作，而且精力充沛，對各項工作盡職盡責，從不計個人得失。我的高境界行為令人刮目相看，得到周圍人的讚許和認可，他們都是法輪大法對個人和社會有百利無一害的見證人。
二、狂風肆虐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開始，單位的氣氛非常緊張，書記每天都要去開會，聽取上級「精神」，還要在了解我是否去北京後向政法委彙報情況。我告訴書記我的表現有目共睹，而我的言行都是因為我修大法而為。十二月初，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在書記的再三逼問下，再也無法沉默的我決定去北京上訪，我帶著「讓不了解法輪功的政府工作人員了解大法」的想法去了北京信訪辦，在投訴無門的情況下，我走向了天安門，懷著一顆真摯、感恩的心向世界喊出了「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
散布在天安門的便衣聽到喊聲，立刻將我無理的綁架之後遣送回我老家的看守所。在看守所，睡的是沒有取暖設備的涼鋪、吃的是發霉的玉米麵乾糧，白天碼坐。沒過幾天，以孟慶啟、杜永山為首的幾個人對我進行刑訊逼供，戴背銬並體罰，直到我休克。當公安局劉某無論怎樣也改變不了我時，氣急敗壞的說：「一會兒就給她戴上八十斤的死囚大鐐子，看她還煉不煉了。」
酷刑、威脅、恐嚇、誹謗、謾罵，面對這一切我毫不動搖，心中只有大法和師父！他們還威脅家人交四千元罰款，沒開收據。杜永山手拿著「獎金」無恥的對我說：「這是你們法輪功的錢。」
三、暴力折磨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六日我被非法勞教一年，強押送萬家勞教所。這裏原有勞教人員六、七十人，僅在一個月的時間增加了八十多名大法弟子，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沒有床鋪。警察、犯人從雪地裏找來一些木板和草墊子，沒有經過任何干燥處理就讓我們大法弟子倆人一張床睡在上面，窄小的房間住了三、四十人，在擁擠、潮濕、衛生條件極差的環境下，很快許多同修身上開始長疥瘡。幾個月後，我身上也長了，遍布全身，奇癢無比，令人寢食難安。撓破的地方流膿、流血，衣服上、被褥上經常血跡斑斑。沒有熱水，只能用涼水洗澡，涼水對疥瘡的刺激令人痛苦不堪。隊長警察讓犯人強行把我抬去醫院。在萬家勞教所的醫院，以宋少會副院長為首的幾個法西斯「大夫」強行處理傷口，又用刮勺惡狠狠的刮潰爛的地方，勺很鈍，刮不下來，更加劇痛。特別是刮手時鑽心的疼痛我再也忍不下去了，哭著掙開他們，這時手已血肉模糊，我衝向水房把手上的膿血洗掉，再一看，手腫的像個饅頭。這就是所謂的醫生治病救人的手段，如此的殘害生命！一個多月後，在我的強烈要求下才讓我出院。
二零零零年「四•二五」之後，萬家勞教所加大「轉化」的暴力程度。八月中旬，我從醫院被押回中隊，他們開始在我身上打主意，妄圖轉化我。採取各種卑鄙的洗腦、談話、隔離、禁閉、圍攻、刁難、不讓上廁所、不讓洗漱、不讓吃飽、住陰冷會議室、圖書室的椅子凍我。直到十二月他們對我失望了，不再「轉化」我了。此時，我已被非法超期關押，他們以我沒「轉化」為由不讓我回家。
二零零一年三月，我們幾個非法超期關押的大法弟子，一起絕食抗議，要求釋放。他們不但不放人，還把我們關進了禁閉室（小號）。十幾個小號關滿了大法弟子，我被關在陰面的一個號裏。不足三米的小號沒有窗戶晝夜只靠一個微弱的小燈泡照明。剛一進去，便用手銬把我們銬在監欄上體罰。我們的身上幾乎都長滿了疥瘡。一個多月後，我因絕食抗議，身體極度虛弱，沒有脈搏，沒有血壓，心律過緩等又被送到萬家醫院，強行灌食、輸液。後來院長對我說：「你吃飯吧，『五一』後送你回家，車都安排好了。」我心想院長還能騙人嗎？我信以為真，就吃飯了。但『五一』過後，院長的食言再一次向我證明了中共的官員是一個流氓集團，個個臭味相投。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八日，萬家勞教所開所謂的減刑大會，我們十五名大法弟子最後一批被帶到食堂。上樓一看，偌大的食堂變成了會場，四百多名大法弟子和百餘名犯人早已坐滿，二百多名警察分布在會場的個個要道，有的頭戴鋼盔、有的手持電棍已是全副武裝，整個會場如臨大敵，籠罩著陰森、恐怖的氣氛。我們十五人被強行安排在最後兩排座位。當會上宣布二十名不放棄信仰的大法弟子被加刑一年、並污衊師父時，大法弟子楊秀麗站起來高喊「法輪大法好、不許說我師父！」幾名全副武裝的警察衝過來把她拖走。有幾名同修上前阻攔制止，也一同帶走，把她們的嘴用膠帶封住，發瘋似的暴打，然後將遍體鱗傷的同修送進小號。我和幾名同修欲上前，被警察按在座位上。會後，氣急敗壞的惡警將被加刑的大法弟子也關進小號。其中有我們十五人中的七人。這哪裏是減刑會，分明就是加刑會！
借「加刑會」的邪惡之時，開始對大法弟子進行瘋狂迫害、強行轉化。他們印好「保證書」（實際就是「轉化書」）要求每個大法弟子在上面簽字。凡是不簽的，或關小號，或被施以各種體罰：電棍、鐵椅子、上大掛……。關在小號的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極為慘重，二十日早上她們七人被帶回來時，我們都哭了。她們滿身污垢，頭髮散亂，全都是遍體鱗傷，慘不忍睹。她們訴說著這幾天所經歷的，毒打、電刑、吊刑……並聽見一個警察說：「她們不簽字，明天就把她們送到男犯隊去。」
警察看到了大法弟子用生命護法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超期關押的事被國際社會正義之士關注，在國外大法弟子緊急營救的行動援助下，八月份以後，被非法超期關押的大法弟子陸續釋放。八月二十二日，超期關押八個多月；被關押小號兩個月的我，終於獲得自由。
四、騷擾監控
回到家中，我恢復正常學法、煉功，加上親人的細心照料，我的身體逐漸好轉，但還不能正常工作，在家休養期間，單位上下又開始緊張起來，他們為監控我，每天排班，有一名局長或書記帶領兩、三個科員為一組，共排七組，從星期一到星期日，每天一組負責監控我。我若在哪個班進京，那個班的人就得扣工資、受處分。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前，他們每天都有一幫人來我家「探望」，逼問我是否進京。我的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走路還很困難，我想過幾天平靜的日子都不行。他們荒唐、無恥的行為嚴重的影響了我們的正常生活。
十月一日後，我的生活更不安寧，先是哈市公安局派人調查萬家勞教所被超期關押釋放的大法弟子。我丈夫怕我去公安局後回不來，他不讓我去。公安局的警察就追到我家來調查我；不久，市政法委書記王少林到我家，說是來看我，實質是來摸清我的住所，以便監控我。十一月末，從哈爾濱傳來消息說，萬家勞教所要把我們無條件釋放的大法弟子重新收押。接踵而來的事情，使我感到我的人身安全沒有了保障。在這種步步緊逼的壓力下，我決定暫時離家出走。
於是，我給單位寫了封信，講明被迫離家的原因。十二月初，我告別親人，過著流離失所的生活。幾經輾轉，我在一處較為安全的地方住下來。不久，我找到了一份在私立學校任教的工作，有了相對穩定的生活。在工作之餘，我就學法、煉功、發正念、講真相，努力做好三件事。期間，幾次想回家看看年邁的母親、為我的安危日夜牽掛的丈夫、剛滿六歲的兒子，可是形勢的嚴峻使我們一家難以團圓，二零零二年大年初一清晨，密山政保科的警察為了綁架大法弟子，向手無寸鐵的大法弟子開槍，造成腿部骨折，此案件在世界也是首例。還有幾位同修相繼被綁架。我只好再次打消回家的念頭。
五、血印
二零零二年大年初二，我去同修家拜年，被在那裏蹲坑的便衣范加元、朱凱等人無理綁架。他們將我推上警車，戴上黑頭套，秘密押到哈爾濱道裏區紅霞街一號。這裏是哈爾濱國保大隊迫害大法弟子的秘密黑窩。我被押到二樓，一進屋就被鎖在鐵椅子上，然後他們讓我說出其他大法弟子的情況。我深知說出同修的後果的嚴重性，我把心一橫，就是死也不會說出一個同修。我不斷的給警察講著真相，告訴他們法輪大法好，善惡有報。他們卻聽不進去，不斷的對我實施各種酷刑，開始時拳打腳踢，之後用電棍在我的身上、手上亂電，我的手腫的像饅頭一樣，不聽使喚。他們還不罷休，又把我的外衣扒掉，用繩子把我捆在鐵椅子上，憋的我心跳加速，呼吸困難。又把我內衣掀開，露出前胸、後背，用電棍電。不知電了多久……
當我從昏迷中醒來時，我的前胸和後背已是道道電擊的血印，疼痛難忍，直到深夜，他們還不善罷甘休，又給我戴上黑頭套，架到一樓大廳，這時我被折磨得已經神志不清。在大廳裏，我隱約看到有七、八個身強力壯的年輕男警察坐在那裏。還沒等我站穩，他們就圍過來，把我捆在鐵椅子上，先用電棍電，後來揪著我的頭髮、捂著我的嘴往鼻子裏灌芥末油，我被嗆得暈過去，他們就往我頭上潑涼水。激醒後又灌，這樣不知灌了多少次。在酷刑後沒有得到任何信息的警察，洩氣了，才對我放手。這時，天已開始放亮。我穿著滴水的衣服熬過了一天一夜後被送到哈爾濱第二看守所。
在看守所，為了抵制哈市國保大隊對我的迫害，我絕食抗議要求無罪釋放長達七個月。看守所所長趙鳳霞指使在押嫌疑犯李玉霞、張可等對我施以體罰、欺壓和羞辱。白天碼坐，晚間碼睡（側身夾在兩個犯人之間不許翻身），一條被下面要蓋五個人，夾得喘不上氣來，全身大汗淋漓，不能入睡，其實這種所謂的睡覺比用刑還殘酷；強行灌食，灌嘔吐物，令人噁心，有良知的人不忍目睹；長時間不讓上廁所，造成小便失禁……
在這度日如年的七個多月裏，無論在精神上還是在肉體上，都遭受了巨大的、非人的、比法西斯還殘酷的摧殘。然而，佛法真理在我心裏永存，只要我有生命就要修到底！
六、監禁迫害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我被綁架到哈爾濱女子監獄，從那時起直到現在已經過去六年了，在漫長而黑暗的歲月中，經歷了風雨和魔難。開始時女監只有一棟宿舍樓，床鋪十分緊張，大法弟子住夾鋪，擁擠不堪；白天在走廊碼坐，一個挨著一個密不透風，到了晚上渾身是汗不讓洗澡。在這種惡劣的環境裏住了半年，直到零四年二月新樓開始使用，環境才有所緩解。
集訓隊沒有休息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從早六點到晚八點，長達十四小時碼在教室裏。特別是大法弟子，坐在固定的位置不讓活動，上廁所、洗漱都有時間限制。長此以往，如坐針氈，筋疲力盡。一年多後，造成腰肌勞損、腰椎盤突出、坐骨神經痛……
零四年獄長劉志強調到女監之後，為了燒起他的新官火，開始在法輪功學員身上下手。首先制定迫害方案，被非法關押在集訓隊的大法弟子，不放棄信仰的不許下大隊。就這樣碼在集訓隊兩年八個月。期間，監區長、幹事、刑事犯及被轉化的人多次找我「談話」企圖給我洗腦，甚至還揚言：不出三天就能把我拿下。然而，邪惡的一切都是徒勞的，近三年的時間過去了，面對各種謊言、欺騙及軟硬兼施，都沒有改變我對大法堅不可摧的信念。
零六年四月、十月先後把我轉到五監區、一監區，十一月末以劉志強為首的女監又發起了新一輪迫害，加大力度轉化法輪功學員。零六年先後成立了十一監區、十三監區，效仿九監區（集訓隊）隔離、打壓的方式，作為轉化迫害大法弟子的集中營，從各監區陸續調入大法弟子高壓洗腦迫害、強行轉化。同時，各個監區的大法弟子再次遭到嚴碼迫害，並且每個大法弟子被安排兩個刑事犯包夾（包夾延續至今）看管，大法弟子每天的一言一行都要包夾記錄，甚至吃甚麼都要記下來；每天十幾個小時碼在不到一尺高的小凳上，不許靠床邊，不許同時上廁所，刑事犯可以隨便；大法弟子在床上就得躺著，不許坐著，坐著就是「煉功」。大法弟子完全失去了自由，生活在重重管制中。
零七年五月九日，再次將我送到九監區（集訓隊）強制轉化。那裏的環境變的更險惡，門玻璃貼著白布只留一條縫（走廊的人從縫中監視屋內情況），不透光的走廊顯得格外的陰森恐怖。窗玻璃也貼著窗紙，怕他們的醜惡行為被外面的人看見。她們把我推進廁所非法搜身，所有的行李全部拆開，衣物翻的亂糟一團。晚上點完名也不讓我脫衣服上床，還要坐小凳，兩手放在膝蓋上（我不聽，她們就用專人按住我的手），說是要談話，我還以為是幹事，結果是犯人張晶、於春豔、肖麗華等人，她們卻穿著便服，很隨便，很囂張，滿口污言穢語，齷齪至極。後來，我兩天沒吃飯，要求正常就寢，才換來了正常休息時間。
我被隔離在有五人嚴密監控的房間，在屋裏也不許隨便活動，更不准邁出房門，每天在一幫人圍攻中度日，無論她們怎麼威逼利誘我都不動心，就是不理不睬的態度。我對大法堅如磐石，他們無可奈何，五月末把我轉到三監區非法關押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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