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配合 通過打官司廣救眾生
去年春天，一名同修被綁架，外面的同修為她請了律師做辯護。經歷了一波三折後，至秋天開庭前半月時，案件已陷入僵局。此時，我們從新調整了思路。
打官司的目地
我們認識到，我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救人和大法弟子的成熟，那麼做這個案子，我們要達到的目地：
一、要對大面積的民眾廣泛講清真相
多年反迫害，很多人知道了大法好，但是在人們意識中，依然認為我們是被邪黨法律所不容的，換言之就是違法的。正因為這個概念，使得許多人雖然知道大法好，卻不敢支持大法，許多人的良知正義被這個因素壓抑著不能甦醒。在東北的無罪辯護案中，當親友們聽完律師的辯護，知道自己的親人沒有違法，頓時正氣十足，理直氣壯的反對迫害。
我們認識到，在當前救度眾生的形勢中，「在現行法律中沒有一條說法輪功違法」、「迫害者在無知的犯罪，將來要承擔刑事責任」，我們要利用這個案子把這兩個概念讓民眾了解清楚，就像一次普法教育，從而引導眾生樹起正氣，喚醒良知正義，真正得救。這是利用案件講真相與以往講真相所不同的地方。
二、借此機會救度我市公檢法系統的人群
在各地，真正聽聞了真相仍不改悔的惡人就那麼一小撮，許多參與迫害的人是因為不明白真相，我們相信，如果他們知道法輪功其實是合法的，自己在傻乎乎的犯罪，將來還可能要坐牢甚至賠上命來償還，那可能沒有人會再去實施迫害行為了。讓他們看到自己危險的走向會驚醒他們，而他們的醒悟不僅是生命的得度，更會瓦解迫害，這對反迫害意義重大。
三、讓更多大法弟子參與進來，從而藉此事形成整體
我市普遍建立學法小組比較晚，各鄉鎮間以及城區間的聯繫比較鬆散，有的同修間有很大間隔，互不往來，更談不上在一起配合。我們希望藉這件事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實現一次整體配合。調整思路後，各片協調人開展交流，談案件的意義，談在其中怎麼修自己，請大家共同配合。因為認識到這是件毋庸置疑的大好事，幾乎所有同修都願意放下自我，共同來完成。有的走了很遠的山路來參加交流，有的放下個人恩怨，參與進來，有的從不來往的鄉鎮也和城區建立了聯繫……其間感人的事有很多，恕不贅述。我們計劃把這個交流落實到每一個同修，讓每一個同修都參與進來，即使同修不做任何事，只要他內心默默支持的一念已經是在整體配合之中，而整體的力量是最大的。
調整思路後開展交流時離開庭只有十天，從城區到各個鄉鎮，協調同修們日夜奔忙也沒能夠全部交流到，非常著急，不願在這件大事上落下任何一個同修。正在此時，傳來消息，開庭推遲六天。我們非常感激師尊的巧妙安排。這樣，到開庭前，所有鄉鎮同修都了解了情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修在全力配合這件大事，這在我地前所未有。
四、營救同修
由於同修在看守所已妥協，並說出了幾位同修，我們對於能否營救成功心中沒底，但是律師費已付了一半，箭已在弦上，官司必須打下去。我們想，如果通過這個案子，救了很多人，又把同修凝聚在一起，那麼，對當事人同修是做了大好事，即使營救不出來，對於同修將來也是有利的，而且，我們真的做好了，人心歸正了，將最有利於營救。
鑑於以上考慮，我們在一段時期內，配合條幅、不乾膠、傳單、小冊子、語音電話、短信、彩信、邀請函等方式，重點講法律真相。
請律師的目地
律師究竟能起到甚麼作用？有位本地律師告訴我們，一般來說，律師在庭上辯護只是做個樣子，案子怎麼判，早已經定好了，最遲在開庭那天的前幾個小時也會定下來。我們看到，在一些地區，律師的介入或許能起監督執法的作用，而從實際營救效果來看，律師的作用很有限，尤其是請的北京律師，相隔幾千里，反而不如本地律師有人脈。律師到底起甚麼實際作用，這也曾令我們困惑。當我們調整了思路，以救人為基點，一切就完全理順了。
邪黨迫害大法，企圖在掩蓋中讓人們漠視。自私和冷漠又使人們對迫害無動於衷。有的地區邪惡阻撓開庭。而在我們看來，能開庭固然好，可以當庭讓聽眾聽聽真相，即使不開庭也不怕，因為我們已經把「北京著名律師」要講的真相內容，利用北京律師的新聞效應，廣泛傳遍了全市各個角落。
廣泛講真相
我們做了大量關於開庭無罪辯護的橫幅，四處懸掛。做了大量不乾膠，有用小字詳細講的，有用大字寥寥數語簡述的，貼的很多，到處可見，配合的傳單、小冊子大量散發，也發了短信、彩信。一時之間，全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語音電話和邀請函。
那時我地語音電話的項目開始不久，在推廣手機項目時，我們設想，如果能在推廣技術的同時，建立手機之間的網狀聯絡，由專人負責協調，平時各自打電話講真相，到需要配合時，能迅速調動所有火力，朝一個地區集中開火，那麼，講真相力度是非常大的。這次官司正好是一次練兵。我們把十幾萬號碼分配給數十部手機，短時間內打完了大部份。據反饋，效果很好。接聽率很高，有的人聽了幾遍還在聽，官司打完後，仍然有許多人愛聽。
針對公檢法人員，我們收集了近五百個手機號，並找到了一種完全突破過濾詞封鎖的辦法，不需加間隔符甚麼的，用短信形式，把法律方面的真相精闢又確鑿的發給他們，邀請他們參加開庭。從回信中可以感受到他們內心的震撼。有很多人回信問：「是真的嗎？」也有人回信表示不相信，這是突然聽聞了驚人真相的正常反應，他們絕沒有想到是自己在違法犯罪，至於真的假的，只要他們觸及到了這個問題，是很容易去搞清楚的。
事實上，他們大多數人確實搞明白了這個問題。官司之後，邪惡的囂張氣燄一落千丈，同修在路上遇到「六一零」惡人，大聲問：「×××，你現在還幹沒幹壞事啊？」惡人支支吾吾的說「沒有沒有」，完全沒了以前的精神頭。
今年，附近地級市的同修在做當地的一個行政覆議案時，更大的發揮了手機講真相的作用。他們得到了本市的上百萬個手機實號，分給各縣市，比如有一個市得到了二十六萬個，分攤到每個講真相的手機上，用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以短信、彩信的形式全部發了一遍，回信非常多，效果很好，救度力度很大。
考慮到有的人平時講真相很難接觸到，比如一些政府機關人員以及一些平時「有頭有臉」的人，他們平時在室內工作，出門坐車，難以接觸真相，還有一些在鄉鎮、村裏略有權勢的人，有的也難以接受真相。針對這個人群，我們採取了發邀請函的方式。實踐中，這個方式的效果非常好。這個人群平時自矜身份，精緻的邀請函請他們在某時某地前去參加開庭，既滿足了人的虛榮心，又引起了重視。
而實際上，邀請函本身就是一份真相資料，上面以毛筆字體打印著「為甚麼法輪功傳遍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唯獨在大陸遭鎮壓？為甚麼法輪功遭受十年迫害仍屹立不倒？為甚麼越來越多律師敢於頂著壓力站出來為法輪功做無罪辯護？金秋十月，兩位北京著名律師將為您揭開真相，請屆時光臨。」在另一頁上，結合案子講了法律真相及開庭時間地點。收到的人很多都仔細看了內容，有的人表示到時要參加旁聽。
我們考慮，發放邀請函，既要考慮同修的安全和能力，同時也要爭取最大範圍的發放。對每個同修，發放數量不設上限不設下限，每個人給自己的親朋好友熟人中的「有頭臉」的人發放，不管是當權的官員還是村裏的小小治安員，只要他自認為自己有點身份，就可以發給他。邀請函共發放了兩千左右，在這個小小的縣級市，覆蓋了這個階層的一定範圍。
邪黨要人們無視迫害，要人們忘記，我們要人們面對迫害真相，要人們重視。我們全方位的講真相方式，在全市引起了震動，街頭巷尾間，很多人在談論此事。我們預先考慮到邪惡是否會不開庭或秘密開庭，所以在各種真相資料中埋下了伏筆，引導人們想到：如果不開庭就是邪黨理虛氣短不敢開庭，如果我們不能勝訴就是邪黨用強權干涉法律。
師父的安排是最好的
開庭那天，法院誘騙家屬辭退了北京律師，另請了本地律師做有罪輕判的辯護，秘密開庭，不許旁聽。邪黨法院如臨大敵，警察在法院一公里外的四個路口設卡禁止通行，公交車在法院那一站不停靠，各村各單位派人盯住大法弟子，法院外站滿便衣。那一天，顯得格外不同，街頭巷尾、車間、辦公室，人們都在談論此事。
看上去邪惡戒備森嚴，我們卻覺的暗暗好笑，因為邪惡似乎在幫我們擴大影響，唯恐人們沒有更多的重視開庭、重視真相。那段時間，我們感覺到，只要我們把基點放在廣救眾生上，邪惡就在我們的手掌心中，乖乖的隨我們的指揮棒旋轉。
實際上，當時令人擔憂的是，有一名北京律師是以無罪辯護為名做有罪輕判的辯護，辯護詞中有誹謗大法的內容，而這在開庭的前天晚上我們才知道（之前不知道要看辯護詞），我們決不能容忍花錢請人來誹謗大法，更不願民眾到庭聽到這樣的宣講，可是律師堅決不同意更改，即使我們以不付另一半律師費相逼。開庭在即，我們似乎已無能為力。恰恰這時，家屬在開庭那天的清早辭退了北京律師。我們雙手合十感激師尊的安排。
開庭前，我們已經做了我們所要的，這天邪惡的表演正是讓我們能再一次揭露其醜態，向民眾進一步講真相。
通過這場官司，原本間隔重重的同修們形成了整體，原本邪氣高漲的惡人們消減了氣燄。多名警察表示不願參與迫害，有的在暗中阻止綁架。據內部人透露，警察們形成共識：要不是舉報，誰也不願去抓法輪功學員。
幾點教訓
官司打完之後，我們總結了幾點教訓。
1、忽略了律師事務所
目前能夠接法輪功案子的律師人數有限，而且屢遭打壓，如果能在本地律師中尋找出正義者，請一個本地律師、一個北京律師配合做，這樣不但可以在本地律師界帶出一股正氣，也可以利用北京律師的名頭、本地律師的人脈，把營救做的更好。當時我們在這方面做的很少，只是走訪了幾家事務所，這是一個缺憾。
今年，附近地級市的同修在做當地的一個行政覆議案時，吸取了這個教訓，做的非常好。他們劃片包幹，把全市的數十家律師事務所全部跑遍，介紹案情並講法律上的真相，律師們認真的閱讀案件簡介，因為他們要迅速決定是否能接案子，幾乎都能認真聽完真相，多數律師很震驚也很能接受，但不敢接案子，有的非常客氣的表示理解，有的表示可以隨時提供免費諮詢以示支持，也有少數幾個律師表示願意接案子。
我們和本地明真相的律師曾有這樣一個磋商：我們幾名同修聘請明真相的律師作為私人的法律顧問，每人年費一百多元左右，平時只是掛名，當被騷擾或甚麼特殊時刻，我們講「叫我的律師來」，尤其是甚麼搜家搶掠之類的，律師的見證會使惡人收斂邪氣。即使是居委會甚麼的來騷擾，我們叫來律師也不失為一個反迫害的方式，律師當場從法律角度協助我們講真相可能會收到更好的效果。
有這樣一個例子：聽聞聘請法律顧問的設想後，一名同修家來了人要搶劫大鍋（衛星電視接收器），同修說：我有律師，我要叫律師來，你們幹這個事要拿出文件來。惡人們面面相覷，灰溜溜的走了。
我們並不依賴北京律師給我們反迫害，恰恰相反，要通過講真相，在本地救度律師界的人士，喚醒他們心中的正義，並利用他們發揮作用抑制邪惡。
2、家屬問題
那時，協調家屬的同修與家屬之間發生矛盾，幾乎難以相見。之前，請律師的費用全部由這名同修承擔，家屬沒有拿一分錢。後來，在法院誘騙下，家屬瞞著我們輕易的相繼辭退了兩名北京律師。如果這次沒有用來講真相，我們就血本無歸了。這個教訓使我們知道，一定要和家屬協調好，而且家屬要承擔一定的費用，否則，在壓力面前，在矛盾面前很容易出問題。
3、公檢法屬於誰？
通過這個案件，我們達到了大部份目地，唯一沒有達到的就是營救同修。法院誘騙家屬辭退了北京律師，另請了本地律師做有罪輕判的辯護，同修被非法判刑。反省整個思路，我們發現自己對於營救出來是沒有信心的，思維中認為公檢法機構是屬於邪黨的，很難做出我們勝訴的判決，實際上，真的是把公檢法機構拱手相讓，劃歸了邪惡管轄。我一邊想方設法救度著他們，一邊對他們沒信心，不信他們在明白了真相後敢於做出正義的裁決，這是多麼嚴重的正念不足！
要喚醒眾生的良知，就需要在人間展現正義。零七年王博案雖然損失慘重，但是仍不失其重大意義。我們整體開始利用法律反迫害，並直指：迫害者將承擔刑事責任。此後，我們不僅要為自己辯護，還要將行惡者繩之以法，將惡首押上審判台，展現正義不光是靠善惡有報這個天理的法庭來實現，更要在人間的法庭實現，這對於喚醒眾生的良知很有意義。
如果我們自己都不認為法官在明真相後會做出正義裁決，那又怎樣去實現呢？找到這個不足之後，公檢法人員在我心中換了概念：他們雖然聽聞了真相，也知道了自己的危險處境，但是我們沒有真正喚起他們的慷慨正義，有的政府官員寧可丟官也不再參與迫害，那不是為自己計算得失所能做到的，得真正喚回他們心中的正義，而我們的資料和講真相方式側重於為他們計算前程得失，這固然沒有錯，卻遠遠不夠，公檢法人員本來也可以像北京律師一樣成為正義的力量，但那需要我們的強大正念來喚醒，需要我們正念正行做出來。
結語
回顧整個運作的思路，我們一直守著一條：不要求同修的個體素質，這包括，計劃的每一步要考慮到同修都能容易做到，讓每個同修做自己心性所能做到的事，不強為。
面對整體鬆散、同修妥協、家屬翻臉、律師被辭、律師非要做有罪辯護等等不利局面，我們的計劃實施都沒有受到影響。我們不能要求所有同修都能生死無懼的面對公檢法、能口若懸河的講真相等等，也不能要求案件的方方面面都適於運作，而是在基點、策劃上下功夫，這是對協調人的要求和歷練，在做的過程中，同修們自然而然在提高，而最終成功依靠的是凝聚成一體的整體的力量。
比如不乾膠，能把我們要講的信息一夜之間傳遍大街小巷，作用幾乎等同於媒體。而貼不乾膠，誰都能做的了，因此，大家也都能參與。從我們調整思路開始大範圍講真相一直到開庭，只有十幾天的時間，有許多方式沒有來得及採用，也有許多疏漏和今天看來不成熟的地方。
匆匆成文，意在與同修們探討今後如何運用好這種形式廣泛講真相救世人。由於個人修為有限，難免諸多偏頗，敬請同修多多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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