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教師：我在自己的國家居無定所、有冤難伸

【明慧網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八日】我已過古稀之年，只因為堅持信仰、堅持修煉真善忍，被中共邪黨迫害的居無定所、冤無處伸，在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家鄉，卻沒有說理的地方，我只好把心裏的話說給全世界聽。

劉秀春

我叫劉秀春，今年七十二歲，是河北省興隆縣一中退休教師。老伴叫陳同慶，七十三歲，曾在天津薊縣幾個中學當過教師，已故。我倆因煉法輪功在二零零二年一月分別被非法判刑五年和八年。

得大法 絕路逢生

修煉法輪大法前，我倆都百病纏身。我最嚴重的是心臟衰竭，一犯病就休克，還有聲帶小結。犯病時不能說話，還憋氣，憋起來難受打滾，需做手術，但手術後有八成可能變成啞巴。

老伴是哮喘，天冷也喘，天熱也喘，犯病時一天天的在地上撅著。另一種是小腸疝氣，在小腹長出一個碗大的包。一犯病就大汗淋漓，兩腿無力走路。他外出經常是被人用板車推回家。那時成天就是吃藥、打針、輸液，掛急診，住院，到處找偏方。

我倆每犯病就是在生死線上掙扎。不去看病不行，可病越治越惡化。我總和老伴說：是不是咱倆活到頭了？他說：要不是為了兒女，我早就不想熬下去了。當時家裏根本就不像過家的。看著我們痛苦的樣子，兒女們個個愁眉苦臉，眼淚汪汪的。

一九九八年一月，老伴從薊縣得到一本《轉法輪》。他看了一遍，我也看了一遍。看完以後，我倆都說出同樣的話：「這書真好！」當時到處都有煉法輪功的，於是我倆決定到公園參加集體煉功。學法煉功不到一個月，奇蹟出現了，我和老伴全身的病不翼而飛，我的聲帶小結消失了，老伴小腹碗大的包也消失了。兒女看到父母的變化，個個喜出望外，從此家裏有了笑聲，有了歡樂的氣氛。大兒子逢人就說：我爸媽煉法輪功病都煉好了，都能幹活了，也能給我們做飯了，我家也過上幸福生活了。法輪大法真好！

大法的超常、神奇，師父的偉大慈悲、佛恩浩蕩，使我與老伴的修煉之心堅如磐石。

匪警 搶錢奪財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氏流氓集團利用中共邪黨瘋狂迫害法輪功。興隆縣政保科警察大肆迫害法輪功學員：抓人、打人、拘留、勞教、判刑、抄家、罰款，一片紅色恐怖。當時的政保科大隊長朱俊春勒索被抓的法輪功學員大肆勒索錢財，少則五千元、多則六萬。以下是我所經歷的和親眼見到的：

1） 我第一次被抓，在看守所被關押一個月，朱俊春向我兒子勒索五千元。

2） 老伴上北京證實大法被毆打，後被送回興隆，在看守所被關押一個月，朱俊春向我兒子勒索五千元。

3） 一位龐姓法輪功學員因講真相被朱俊春罰款八千元。

4） 朱俊春一天突然闖進劉姓法輪功學員家裏抄家，抄到一本《轉法輪》。以此為由，派人到劉姓法輪功學員打工的飯店綁架了她。朱俊春向她開價兩萬，她交了一萬，還不放人，家人又買了一份厚禮給他，他才放人。

5） 朱俊春一天闖入譚姓法輪功學員家裏，搬走電腦，還勒索一萬元，不交錢就開除他兩個兒子的公職。兩個兒子嚇壞了，急忙每人拿出五千元給了朱俊春。有一次朱俊春對張姓法輪功學員說，老譚太老了，我不抓他了，我就經常不斷的來一次。果然他又有兩次突然闖入老譚家，勒索了兩萬元。

6） 一次大搜捕中，當地一當醫生的法輪功學員被抓。朱俊春向他家勒索六萬元，交不上就判刑五年，家人只好交上六萬元。

7） 一法輪功學員上北京探望在北京打工的老伴，在被警方得知她煉法輪功後，被遣送回興隆縣，政保科把她打個半死，還勒索了五千元。

8） 我一鄰居法輪功學員發真相資料被抓，罰一萬，他家只能拿出一千，又找我借了兩千。政保科警察嫌錢少，將他勞教三年。

9） 我家五次被抄，政保科想拿甚麼就拿甚麼。新買的錄放機還沒用就被抄走了。一次闖入我家，見新換了一台東芝電視機，就給抄走了。最後一次闖入我家，見沒啥可拿的，就把手電筒拿走了。

警察當場私分我兒子的學費

二零零二年，因為當時大兒子和女兒都已成家，小兒子在湖南上大學。為了躲避當地政保科的迫害，我和老伴決定離家出走。我們把在興隆一中宿舍區的房子賣掉，帶著兩萬元房款來到天津薊縣租房住下。一次，當地法輪功學員說：薊縣馬伸橋派出所抓了二十位法輪功學員。十九人被罰，一人兩千；有一人沒罰，是因為這位法輪功學員被打死了。我們意識到當地迫害也很嚴重。

一次去集市遇到一位親戚，他告訴我薊縣當地警察正打聽我倆的住處。我倆趕快回到租住的地方，把製作真相的設備耗材轉移，然後離開。過了十天，我倆回到租住的地方。一進院子，就上來一個警察打了我一記耳光，怒吼：怎麼走這麼長時間？這時一群警察圍上來，一個孫姓的大隊長（戴眼鏡）搶走老伴手中的皮包。老伴高聲說：裏面有二千三百元錢，那是我兒子大三一年的生活費，你們不能沒收呀？可是這幫惡警根本不理睬，當場就把這二千三百元錢每人二百元分了。

房東告訴我們，他們在這蹲坑已有幾天了，把我家的一盆雞蛋煮成茶葉蛋吃了，還把我們在山上採的蘑菇也拿走了。

我倆被押到薊縣分局政保科審了兩天兩夜，老伴沒吃、沒喝戴著手銬站了兩天兩夜。我在另一個房間坐在地上兩天兩夜。

老伴被判刑八年

隨後，我們被關押在薊縣看守所長達十個月的時間。在看守所裏面，早晚只給兩個窩頭，一碗清水鹹湯。窩頭不搪時候，過一會就餓。中午老伴找警察要吃的，警察也不給。其他有錢的犯人可花錢購買食物。老伴長期挨餓，後來他發現有的人把吃不了的窩頭掰碎了扔在廁所的垃圾桶裏。老伴就在每次上廁所時在垃圾桶裏快速的翻找，然後撿起裏面的窩頭吃掉。因為上廁所限時，有時手上粘上大便都來不及沖洗就吃了。就這樣老伴吃了十個月的垃圾飯，人瘦了二十斤。

老伴被判刑八年，關押在天津港北監獄，那裏非常邪惡，對法輪功學員施行酷刑。多數都被迫違心的「轉化」了，我老伴也經歷了各種迫害。例如在三九嚴寒，獄警把他關進一間冰冷的房間，脫光棉衣棉褲，把前後窗戶敞開，寒風刺骨，再往他身上潑涼水，一天天的凍他。在獄警的指使下，有時包夾用腳後跟猛跺他的腳趾頭，有時跺出血，有時剁掉指甲蓋。一邊跺還一邊吼叫：你怎麼還不「轉化」，急死我了！？一年後小兒子探監，一看到他不禁失聲痛哭：爸爸，你怎麼變成這樣了?我老伴從一個健壯挺拔的男子漢變成一個彎腰駝背的乾癟小老頭。

老伴不畏強暴、正念正行，隨時都正法，大會小會他都站出來證實大法，揭露邪惡。法輪功學員們都佩服他，連惡警都尊敬他。老伴的正念正行影響著監獄的「轉化」率。一天老伴突然像得了腦血栓（其實是師父演化的），被送到醫院，監獄馬上批保外就醫。在師父的加持下，老伴兩年闖出黑窩。

出來之後，老伴回到興隆縣。房子已賣掉，大兒子在精神病院，退休金被扣，身無分文。當時興隆縣迫害形勢還很嚴重，老伴考慮到自己剛剛從監獄出來，不能給其他法輪功學員帶來安全問題，就孤身一人流浪街頭。一開始有兩個拾垃圾的看他沒飯吃，就時不時的給他一些食物和衣物。後來老伴自己討飯吃。老伴找到一間廢棄的地下室住下，地下室裏沒有床，甚麼都沒有，老伴就睡在地上。到了冬天，地下室非常寒冷，飢寒交迫，老伴又輾轉來到薊縣，找到昔日的法輪功學員，吃飯有了著落，又開始做三件事。當時薊縣資料點少，他就在山坡上兩間廢棄的房子裏和其他法輪功學員製作真相資料。這個資料點很大，幾乎薊縣全部的資料都從這裏取。過了一段時間被警方查獲，所有的耗材、機器被抄走，損失很大。老伴又一次被綁架。惡警們日夜審訊他，無論惡警怎麼問，他只回答：不告訴你。惡警威脅他：這次必須配合，問啥說啥，不然上次判八年，這次判十八年。老伴不動心，心想：一切由師父說了算。在師父的保護下，在二十天後，老伴又正念闖出黑窩。

天津女監：刑罰、飢餓、奴工……

二零零二年，我被非法判刑五年，關在四監區。惡人榜上的李紅當時就是第四監區的監區長。她迫害法輪功學員招數損，花樣多，殺人不見血。第一天就叫我坐小凳子，姿勢叫「三挺一蹬」，兩腳兩腿並緊，兩手平放在大腿上，腰挺直，全身一動不動，像木樁一樣，固定在凳子上。一般人坐上三十分鐘就受不了，李紅讓我一坐就是十五個小時（早六點-晚九點）。遇到心狠的包夾，動一動包夾就吼叫著拳打腳踢；遇到心善的包夾，李紅就換掉。不長時間臀部就長瘡，流血流膿，坐在小凳子上痛的如同坐在刀尖上。傷口常年不癒合，腿變得不會走路。星期日和節假日的中午，全屋人都休息，只有我一個人三挺一蹬的坐在小凳子上。一位張姓法輪功學員就是被這種陰損的酷刑折磨至雙腿殘廢不能走路。一天我在走廊裏聽到李紅對包夾倪亞萍說：你對劉秀春怎麼做都不過分！

長時間罰坐小凳子

本來監獄裏的早飯和晚飯是饅頭和鹹菜，午飯是飯菜。四監區長李紅採取卑鄙手段，把早飯和晚飯的鹹菜給掐了，只有饅頭就白開水，造成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常年挨餓。不吃鹹菜，肚子會餓的很快，因為飢餓我一宿一宿睡不著覺。

不久又來了一個叫吳春環的惡警，配合李紅變本加厲的迫害法輪功學員。她限制吃飯時間只有兩分鐘。吃午飯時，包夾倪亞萍手裏拿著一個小鬧鐘，二分鐘一過，立刻從我手裏搶過飯碗，將剩下的飯菜倒進髒水桶。吃早晚飯時，也是兩分鐘一過，搶過饅頭扔進垃圾筐。每天三次都是這樣，同監室的其他犯人都不忍看這一幕，有的偷偷流淚。我的頭髮變白了，還一把一把的掉，掉成禿頂。牙也一塊一塊的掉，一個一個的掉，五年中我掉了十五顆牙。除了飲食上的迫害，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還不能洗澡。偶爾洗一次連脫衣帶沖洗只有五分鐘，脫光衣服剛一沖就到點了。每天洗漱二分鐘，常常只洗了一隻腳就到點了，另一隻腳就不讓洗了。

讓我最痛苦的還不是四監區對我身體的摧殘，而是精神上的迫害。李紅安排每天四五個人（有「猶大」、刑事犯和包夾）對我進行「轉化」。她們在李紅等惡警的唆使下，在會減刑的蠱惑下，就像開批鬥會一樣，對師父和大法進行污衊和詆毀。我忍不住斥責他們，遭到更嚴重的迫害，白天批鬥我，晚上屋裏兩個大燈不關，照的全屋犯人都休息不好，有的犯人還起來要打我。

天津女子監獄對我長期精神上的高壓迫害使得我精神達到崩潰的邊緣，我違心的「轉化」了。後來我不坐小凳子了，開始到車間幹活。開始是搓繩，給縫製出口籃球的提供紉繩。後來是製作出口國外殯儀館的假花，將加工處理後染上顏料的玉米葉摺疊成各種樣式大小的花朵造型。因為這種處理過的玉米葉含劇毒，沒有一家企業會接這種活，可天津女子監獄常年做，到現在還在做。有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一幹活就全身浮腫，有人手爛，有人嘔吐，所有人的手一層層的脫皮，頭髮變黃變乾變脆。完不成生產指標就罰站、擦廁所、擦地板、不許購物。回想起那漫長的五年，真是度日如年。

大兒子被迫害嚇到精神失常

大兒子高考落榜後參軍，復員後在單位開車。爸媽修煉法輪功，他由衷的高興，再也不會因爸媽隨時犯病存在生命危險而擔驚受怕了，再也不用和醫院打交道了。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邪黨開始迫害法輪功，邪惡的誣蔑鋪天蓋地而來，大兒子越看越害怕，他不明白只是煉功祛病健身的爸媽怎麼一下子成了政府的敵人、中共打擊的對像？特別是爸媽一次一次被抓、被罰款，又經歷了五次抄家，他的精神受到嚴重刺激，得了精神病，去醫院也治不好。特別是在二零零二年我倆雙雙被判重刑，大兒子就徹底瘋了，工作幹不了，大雪天光著身子在大街上跑。單位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到現在已經整整十年了。

妻子也和他離婚。二零零七年我出獄後，和老伴買了禮物到兒媳家想看看孫子。兒媳沒給開門，也不讓見孫子。我們去了幾次都沒開門。我雖然很失望，但我不怨兒媳，是江氏流氓集團利用中共邪黨害的我們家妻離子散。

老伴離世那天，大兒子才從精神病院回家。

小兒子在飢餓中畢業　

小兒子上大三的兩千三百元生活費被薊縣政保科的惡警們給搶走了。他向親戚們借，可誰都不給他，怕受連累；只有表姐借給他七百元，還說是孩子的壓歲錢，是孩子借給的。可這也不夠呀。正為難時，一位法輪功學員送來三千五百元錢，大三的生活費才有了著落。

到了大四，小兒子就只好向同學借，借到就有飯吃，借不到就餓著，吃上頓沒下頓，有時一天天不吃飯，大四這一年靠著同學的接濟總算勉強過來了。大學畢業了，品學兼優的小兒子因交不起兩年的學費，也不敢向學校領導講明原因，學校不給發畢業證。沒有畢業證找不到工作，小兒子就在湖南街頭流浪。爸媽坐牢，哥哥瘋了，自己又找不到工作，家庭的變故、殘酷的現實，年紀尚輕的小兒子走投無路，好幾次想跳江尋死。但是想到爸媽的期待，最後還是打消了念頭。

後來小兒子終於找到一份月薪七百元的工作，幹了兩年湊齊了學費，才拿到本科畢業證。小兒子後來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開始月薪只一千元。在試用期後，因為表現優秀老闆一下子把月薪漲到五千元，老闆說從沒有遇到像你這麼好的員工。可就在去年，小兒子在網上發帖維權，被深圳警方抓捕，後被遣送回興隆。老闆不想失去這麼好的員工向警方求情，卻遭到警察的威脅：再僱用他就封你公司。

被截斷退休金　六旬老嫗被迫打工　

我出獄已經七年了，興隆縣各級政府官員執行江氏集團迫害法輪功的「從經濟上截斷」的政策，一直扣著我倆的退休金不發。二零零七年，我回到興隆。老伴在這租了一間半農民廢棄的舊房子。我倆過的很清貧，兩天才熬一鍋粥或一鍋湯，一捆菠菜吃上半個月，法輪功學員們時不時送來米麵和油接濟我倆。我一次次到學校、文教局、街道、公安政保科、縣委索要退休金，可是他們無視兩個老人的極度貧困，互相推諉。教委的人說：你去找抓你的人，讓他們出個證明：抓錯你了，我們就把退休金髮給你。

我從十九歲在中學教書，有三十八年的教齡。我除了教主科，還教音樂。我的學生無計其數，可以說是桃李滿天下。有的學生聽說我出獄了，紛紛來看我，哪個學生來了都與我抱頭痛哭。他們都有心幫助我討回退休金，但誰都做不到。我們沒有經濟來源，我滿口牙在天津女子監獄裏掉了十五顆。出獄後為了掙錢鑲牙，六十六歲的我不得不外出打工，日夜伺候一個植物人老人。

大監獄

興隆縣各級政府不僅斷了我的口糧，還畫地為牢，限制人身自由。一到這個敏感日、那個敏感日，邪黨開這個會、那個會，就來騷擾或逼我們去談話。長期監視我，我一外出就被跟蹤。我在天津女子監獄苦熬過五年，沒想到又進入興隆縣各級政府製造的大監獄。

兩年前老伴離世，女兒接我到她家生活。女兒沒工作，女婿掙錢少，還供孩子上學。女婿對我很好，常安慰我：您沒啥挑費，不就是吃飯嗎，我們養活的了您。可是我心裏過意不去，不想給他們添麻煩。七十歲那年我找到一個小飯鋪打工，只管吃飯沒有工資，我也幹了。

今年四月份，天津的朋友明白我心裏的苦衷，讓我來天津住一段時間，散散心，也給女兒家減輕點負擔。可是在天津剛住下，興隆縣公安局發現我失蹤，對我女兒謊稱我在天津出事了，採用欺騙手段得到我在天津的住處，派了一幫警察過來，在天津尋找了三天又將我押回興隆。

我已過古稀之年，只因為堅持信仰、堅持修煉真善忍，被中共邪黨迫害的居無定所，在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家鄉，卻沒有說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