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用心貼發真相資料
晚上十二點後，我拿著膠水把我抄的《大紀元鄭重聲明》貼在了那個鐵箱上。抹膠水貼的過程中，不時有汽車經過，我的心也有些撲騰。回到家坐下來，還有些心跳。第二天，我在大門口看到有不少人經過，都看了我貼的資料，心中特高興。這以後，我就開始了貼資料。
有一天鄰居告訴我，我們早上鍛煉，看到每個樓防盜門上都有人寫的、貼的，我們都看了。我更興奮了，也知道是師父鼓勵我。二零零九年，審江的國際逮捕令不乾膠下來後，我立刻和資料點的同修說：「給我多打點，貼遍全市。」
那時正值寒冬，我拿著國際逮捕令不乾膠沿著市裏各條主幹道，無論是居民樓，還是街道都貼上了，因為戴手套礙事，我乾脆不戴手套，一會兒，手就凍得紅了，我就在樓裏用嘴哈哈手，羽絨服上撒了星星點點的膠水，凍得一片片白，我就用唾液點濕手搓掉，不管這些了，繼續貼。
每天走三、四個小時。有時我貼著，過來的人們就看著，我一點也不怕，馬上和看的人講三退，有人當場退，這更鼓勵我，繼續貼，邊貼邊講。在一個單位的家屬樓裏，我被社區和單位人堵在了樓裏，他們要翻我的兜，我說這是侵犯人權，當時在師父的保護下，一點兒不怕，邊說邊下樓梯，他們就退讓，給我讓出了一條道，我就走了。真是神奇！
大約在二零零七年，同修給了我兩張彩色的「法輪大法好」標語，下面有彩色大荷花，我看真漂亮，想這麼漂亮的條幅，應該掛在大路口，選了兩個地，早上五點天還黑，我拿著掃帚，掃帚頭用毛巾包好以免劃傷條幅，來到一個市場的路口，抹好膠水，正要貼，對面猛地走出一人，直奔我來，我當時只想貼好條幅，不管那麼多了，繼續拿掃帚貼好。那人也走過來了。我回身就走，他緊追，我拐進小巷，我走出小巷，正和那人碰頭，幾乎是臉對臉，只聽那人說：「哎，哪去了？哪去了？」我想他看不見我了，是師父把我罩住了。我趕緊走，又在另一條路口成功的貼了另一條幅。
二零零九年，我面對面發神韻光盤，出門總帶些光盤，有緣人及時拿到了神韻光盤。有一天晚上，我領著女兒（當時約八歲）在一條街道上，給一個小伙子神韻光盤，他也帶著一個男孩（約二歲），小伙子說他是警察，邊說邊搶我的包。我就說，警察是除暴安良的。他一怔，但還是拿手機要打電話，女兒撲上去，小手搆著和他搶手機，女兒邊搶邊說「你不能，你不能……」警察看女兒和他搶，便鬆了手，說教孩子點兒好。我說：「我教她做好人、更好人。」警察又一怔，然後說：「快快走吧，再不走，我真打電話了。」我領著女兒走出約十步，回頭和他說；「小伙子，祝你平安。」小伙子說：「謝謝。」
有一年，我去市裏一個好的小區發資料，那個小區時不時的有保安巡走，還有相當密集的監控，每個單元都有監控，我進了五個單元，出去時，看到警衛室的監控壞了，紅綠電線都拆出來了，保安們忙著修監控，有人說「哎，怎麼了，哎！」大門口站崗的保安一直看著我，我抬起頭，大步走出大門，神態氣宇軒昂。事後，同修告訴我，那個小區剛建好，最貴，監控很嚴。我想人間的一切都為大法開創，有師父的保護，大法弟子證實大法，一切都得讓路。
剛得法半年，二零零七年正月初八，我去拘留所附近發正念，（這之前，我隔幾天就來發正念，還在樹上貼了真相標語，在護林的牌子上寫了「天滅中共」等）剛一上山，就發現有好多汽車，也沒在意，發完正念下山時，我周圍布滿便衣，此時我也警覺了。
我為了證實是否是便衣們，我來到健身器旁，在一個健身器上又貼了一個小不乾膠，我騎上自行車下山，後面一輛黑色汽車緊跟著我，司機打了電話，這時我邊騎車，邊看了看前幾天我在護林標語旁寫的「天滅中共」還在，心裏欣慰。我加緊蹬車，心裏開始打鼓，腿也轉筋，不知怎的，來到了我丈夫的親戚開的店門口，丈夫親戚夫妻把我迎接，此時警車鳴著笛也來到了我跟前。
110的警察看著我們三人進店，警車停了一會兒，警察們看著店內我們聊家常，也沒進店，一會兒警車就走了，這以後，時不時的有便衣扒著店玻璃看我。
騎車回家時一路上心裏好怕。回家後，我三天沒出門。我打開《轉法輪》看著師父的法像流淚了，這時我正念起來了，我想我這是怎麼了，我怕誰呀，我得出去，梳洗了，便出了門。
回想這幾年，每時每刻都在師父的呵護下，證實大法，無上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