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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被綁架迫害 安徽女工控告江澤民
這是安徽六安市五十九歲的退休工人彭豔芳女士，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三日向最高檢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澤民的《刑事控告書》中的描述。她要求最高檢察院追究江澤民的刑事罪責。 以下是彭豔芳女士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的事實：
我從小到大身體都差，如神經衰弱、低血糖、心臟心跳過緩、坐骨神經痛、看書眼痛、頭痛、見風流淚、視角模糊、一身皮膚病特癢不能入睡；打針吃藥，甚麼單方都治不好，在絕望中煎熬。
一九九六年十月，我開始修煉法輪功，看到大法書中的「真、善、忍」，教人向善，處處為別人著想，遇事向內找，使我心靈震撼！身上疾病，修煉大法後不治而癒。我從內心感激師父、感激大法給我及家人帶來幸福和美好無法用語言來表達。
修煉中的人不論是啥官，還是黎民百姓，沒有誰強制誰，都是按大法書中「真、善、忍」的標準，努力約束自己做好人。但是以「真善忍」為敵的江澤民發動對法輪功的迫害，喉舌媒體、誹謗、造謠鋪天蓋地，還製造「天安門自焚」偽案，煽動世人仇恨法輪功。我因堅持修煉大法，曾四次被綁架。
第一次被綁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我與丈夫一起到安徽省政府表達對法輪功的信仰，卻被無辜綁架關押在合肥市公安局汽修廠，同時被關押的有好幾千名大法弟子，雖然時間只有一天，但身心都受到了一定的傷害。
第二次被綁架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日，我和丈夫與其他同修一起去北京為法輪功鳴冤，在去天安門的路上被便衣強行拖拽上車，拉到天安門派出所，那裏已關了許多法輪功學員。如果不報姓名和哪來的就體罰，我被兩手朝後上舉，半蹲頭朝下。晚上我們被拉到安徽駐京辦事處17層。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晚上擁擠的無法入睡。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日，我們一起的同修又一起被六安市公安局帶回六安，分別被非法審訊，我被非法拘留十五天，丈夫被非法關押看守所8個月。
不停被騷擾
在被關押期間，我家被搜走了所有大法書籍和煉功音樂帶，警察幾人到家威逼我年僅十六歲的女兒寫不准爸媽煉法輪功，還到學校恐嚇，嚇的孩子不知所措，不敢回家，心靈受到極大的傷害。十五天後，我被單位人從拘留所接回家。
二零零零年四月的一天，我被裕安公安分局姓楊的副科長非法傳喚到一科，惡言中傷我對法輪功的信仰；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的一天晚上10點多鐘，我在家中被強行拉到南門派出所，裕安公安分局一科科長張群對我非法審訊，直到凌晨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一年大年初三，我帶孩子回金寨縣城姐家看望母親，初九晚上，六安警察突然來到我姐家，說去我家不見丈夫張家林，原因是江氏集團製造了「天安門自焚」事件，要帶我走，孩子都睡了，聽到後哭喊著不能帶走媽媽，我要跟媽媽在一起。這些警察就把我和孩子一起帶到六安市裕安區公安分局，非法拘禁到凌晨4點多鐘才放我和孩子回家，在那冰冷的公安局裏，孩子被凍的全身發冷，腳疼麻的一歪一歪的走。
第三次被綁架
二零零一年正月二十九，當地警察把我從家綁架到第二看守所，政法委非法定我勞教一年六個月，將我送進安徽省合肥市女子勞教所，被「包夾」看管、強制洗腦、強制超負荷勞動、摧殘我身心，還非法索取我錢財，說我是在職職工，要每月交給勞教所一百八十二元錢，還要交給勞教服、被子折舊費。
第四次被綁架
二零零四年七月三日，上午我到六安市檢察院向一檢察官（女）反映丈夫張家林因修煉法輪功被判刑，關押在巢湖兩年了一直不給接見，請給予公正。當晚被六安市裕安區司法所的、裕安區公安分局國保大隊長趙登傑等一幫警察從家中被強行綁架塞進警車，蠻橫的銬上手銬，把我拉到市公安局，又回頭抄了我的家，抄走我大法書籍、大法音樂、煉功磁帶等。半夜把我拉到霍山縣看守所。
六安市國保大隊夥同霍山縣國保大隊警察，每天對我污言謾罵，一個多星期後，他們給我銬上手銬，把我從看守所帶到霍山縣文豐賓館三樓，其中一女警察杜彬兇惡的推按我跪下，後把我銬在椅子上，十幾個警察4人一班，遭到輪番的審訊，四天四夜不讓睡覺、不讓洗漱、手臂被銬腫了，煎熬的眼睜不動，他們又把空調開到最低凍我，六安市國保大隊長趙登傑還強行把我手反銬，越銬越緊，胳膊刺痛，兩手腫的烏紫，手腕深陷痕溝。
非法勞教
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六安市政法委對我非法勞教兩年六個月，將我劫持進安徽省合肥市女子勞教所二大隊關押迫害。那裏的警察帶好吃的夜餐給吸毒的人吃，唆使她們打罵我、不讓睡、不讓坐、二十四小時體罰站軍姿、腿腫的又粗又亮、腳腫的像發面饃、涼拖鞋被脹破、腿痛腰痛至極限、眼睛冒金花、人發飄；還請外面的人來轉化我，三個人把我按在地上往我頭部打；每天被強迫勞動十四之十六小時，兩大拇指紅腫疼痛的不能彎曲。直到二零零六年底才回到家中。母親說，你要再回來晚點，人就虛脫的沒命嘍！前後兩次勞教所勒索我錢財八千元錢。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法輪功學員。堅信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沒有做任何違法犯罪的事情，卻因信仰法輪功、護法、講真相被四次關押，多次騷擾、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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