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檢法、「六一零」這些地方,一般百姓很難進去。我每次都智慧的進去救人。
二零一四年,我們本地有兩位老年同修被本縣國保警察綁架,一位被營救出來了,另一位仍然被非法關押著。我針對這件事寫了勸善信,大量複印,寫好信封,一封封裝好,都寫「領導」收,以便於普發。一天,我挎著一包信到縣政府大樓,門衛不讓進,問我幹甚麼?我說我有個人問題,非要找某某領導。門衛說我簽名才讓進,我就簽了名。進去後我就開始發勸善信,從四樓發到一樓,只要門開了我就進去,沒人的我就把信放在辦公桌上,有人的我就親自交到他的手裏,有的人當場拆開看,還說謝謝。當發到第十九封信時,正好是六一零辦公室,我就被綁架到國保大隊了。
這個國保大隊的頭目是個迫害法輪功多年的警察,他問我信是誰寫的?我說是我自己寫的。他不信,要我當面寫給他看,我就寫給他看,他一看字跡吻合,就不讓我寫了。他又問信封是誰寫的?我說:「我一個婆婆,沒甚麼文化,為了尊重領導,請一個過路的女士將信封寫漂亮一點,不好嗎?信也是勸善信,你看看。」於是我當場向他勸善,並發正念,善心加上正念,一下滅掉了他背後的邪惡因素,最後他說:本想拘留你十五天的。你走吧,我要去做客了。我還想多說,卻被他硬推了出來,最後安全回家。
二零一五年夏天,一位老年同修外出貼真相不乾膠時被綁架,非法關押七個多月, 警察揚言要非法判刑。我想,一定要否定邪惡的迫害,一定要營救同修出來,一定要救參與迫害的警察和法官。在一個冰封寒凍、風雨交加的上午,我邀這位被迫害同修的妻子到看守所去要人。心想:要碰到那位認識的看守所警察就好了,這個警察早已明真相、三退了。結果一到看守所,看見那位警察正在大門口玩手機,我就跟他打招呼說:「今天心想事成了,想見你,你在這等候著。」接著我說明要人的來意,要他把同修帶出來看看,我們送棉衣來了。他說今天不是他當班。他告訴我們,同修身上都吊個了尿袋子一個多星期了,情況也給上面報告了,沒生效。我問找誰?他給我們指了路。我們就轉身找了看守所一把手,給他講真相勸善。他說案子在法院,又叫我們找法院。我們就找法院反映情況,要求立即放人,不然出了問題誰負責?法院又推,說要看守所一把手來報告和證實。我們又返到看守所說明此事,直到看守所一把手答應辦理才離開。我們跑了半天,汗水濕透內衣,寒風吹僵了手臉,但心裏感到熱呼呼的,因為我們辦了實事,做了我們應該做的。在師父的安排下,在當地同修整體配合下,第三天,被非法關押的那位同修回到家中,否定了邪惡的安排。
二零一六年春天,想到我縣迫害仍然嚴重,國保大隊的幾個警察多年來積極參與迫害法輪功,表現很邪惡,儘管我們給他們講過多次真相,但效果不佳,我就想去救他們。他們在公安局大樓裏,電子門是被門衛看著的,不讓進。怎麼進去呢?正好我拾到了一部智能手機,沒找到失主。我就邀了一個同修,帶著這部手機來到公安局。門衛把守不讓進,我就說我拾到了東西需交公安局,就讓我們簽字後進去了。我倆直接進到國保大隊辦公室,看見長期迫害我和同修的副大隊長正在裏面,我直呼其名,他驚訝地望著我,問我怎麼進來的?幹啥?我說:我拾到一部一千多元的手機,聽說拾到東西要交警察,我只認得你們,特來交給你們。他立即站起來說:哎呀,我佩服你們,拾金不昧,我向你們敬個禮。他恭恭敬敬向我們敬個禮,叫我們坐。我們就開始給他講真相、勸善,要回被搶去的大法書,勸他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他指著攝像頭,有點害怕。我知道是他背後的邪惡害怕,大法弟子在他們面前,邪惡當然害怕。但是我們正念正行,邪惡瞬間就被解體,他不怎麼害怕了,還告訴我國保大隊的幾個正、副職領導的辦公室所在,要我們也去講講。我們去了,他們都不在。副隊長又告訴我手機應該交到派出所。這時我悟到,是師父的安排,要我們到派出所救人。
我們又到派出所,他們同樣敬佩我們,要我們簽名。我說我們學大法的不留名。借此機會,我們對片警堂堂正正講了大法真相,他們恭恭敬敬送我們出來。
我想到了師父說的法「用理智去證實法、用智慧去講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與救度世人,這就是在建立覺者的威德。」[1]以往我硬闖進去講真相,曾被國保警察打罵,遍體鱗傷出來,講真相的效果也不好;用智慧、慈悲去救他們,邪惡解體,他們又敬佩又道謝的恭送我們出來。這真是不一樣。
註﹕
[1]李洪志師父經文:《精進要旨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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