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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洗腦、判刑、開除迫害 貴陽優秀教師控告元凶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當時四十五歲的周清向最高檢察院控告元凶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責。 以下是周清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遭迫害的事實：
一、修煉法輪功後身心受益
我原本就是一名氣功愛好者，每隔一段時間都要到書店去找一遍，看還有沒有新的氣功書。1996年的夏天，我到書店看到有四本《轉法輪》，就買了一本回家看。兩個月後一名學生告訴我在京山縣的大禮堂有煉功點，因此我找到了煉功點，學了法輪功的動作，正式開始修煉法輪功。
我的身體本來並無大病，但體質不太好，冬天裏時常咳嗽，吐出一種很粘的痰，痰的下邊都落到地上了，而根還在喉嚨裏，很難受。修煉法輪功後，當年的冬天這種症狀就不知不覺消失了。
另一個表現就是我身上帶有良性乙肝病毒，修煉法輪功之前，一次只能吃一、兩塊肥肉，修煉後一次可以隨便吃上七八塊都沒問題。也就是說我通過修煉法輪功，體質得到了明顯的改善。
修煉法輪功後，我也明顯地感受到自己的道德在昇華，體現在很多方面，不過由於篇幅所限，又由於我是一名教師，僅舉兩個例子說明自己修煉後的變化：
學生評教：百分之百的「A」
那是在一九九九年之前，一次我帶高一兩個班的課，教學過程中我總是儘量按照「真善忍」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比如批改作業時不只是打勾或打叉，同時還註明問題出在哪裏，或對某些學生給予鼓勵等。快到一年時，學校按常規進行教學大檢查和學生評教，學生評教是每個班的學生對教本班的所有老師進行綜合評價，包括業務水平、教學成績、師德規範等許多方面，分A、B、C、D四等。為了避免有不正確的導向，學校規定：百分之零的作廢，百分之百的也作廢，因為這兩種極端的情況都是不可能的。
但在這次的學生評教中，我就正好得了個滿分：全班七十六名學生，人人都給我打了個「A」等。而且學校根據我一貫的表現，認可了這個百分之百。另一個班上的得分也是班級最高分。當時有一個年輕老師跟我開玩笑說：真不願跟你帶同一個班的課，總是屈居第二。
學校評價：不求名利令人嘆服
有位同事生病住院了，老師們都去看望，但都忘記了另外一件事：幫忙上課。而且，學校領導也忘了。我發現這個問題後，默默的幫助把課上了。等到有關領導想起這事，我已經上了好幾節課了。
代課結束後，有關領導找我問起代課節數。因為這位教師少上了課，要扣除相應的錢，而我則要得相應錢的一點五倍（學校的規定）。我說，同事之間本來就應該互相幫助。同事生病了，本來就痛苦，還扣別人的錢，不太好。而我也不會計較這些。而且我也確實不記得我到底代了幾節課。
幾天後，領導給了我一封信。原來領導找到別的老師核實了我的代課情況，如實算了代課費，還另外獎了我80元。我思考再三，決定將這80元退還，便寫了一封回信，告訴領導：我們煉功人本來就是要為別人著想的，不會在幫助別人時還想得到回報。若是反而多得了報酬，則完全違背了我的初衷。
領導見到信後，直接找我談話說：我知道你們不求名利，但這件事本身的意義並不在這裏，我們學校太需要這種精神了。這80元錢也不是獎給你個人的，而是為了鼓勵這種精神。我見領導有如此好的認識，便收下了領導的一片誠心。幾天後，學校通報了這件事，最後寫道：「……不求名利，令人嘆服。」
二、我及家人被迫害經歷
但自從一九九九年江澤民發動這場針對法輪功的迫害開始，一切都反過來了。
一九九九年九月底，利用學校放假的時間，我和妻子抱著才一歲多的孩子，依法到北京上訪，目的是用自己的切身體會來證明法輪功是好的。到北京後的第二天早上，因找不到信訪辦的位置，我們到天安門看升國旗，有人（便衣）問是不是來上訪的，然後就讓我們上車，說帶我們去。我們信以為真，懷著幾分感激上了車。可車子直接開進了一個公安局，把我們關了起來。隨後我們就被轉到京山縣駐京辦事處，然後學校來人接我們回京山。妻子和一歲多的孩子回家了，而我卻被關進了看守所，中途學校經常有人到看守所逼迫我放棄信仰。三個月後，記得離過年還有兩天時才放我回家。
為迫害而造假、造謠
到了二零零零年，學校安排我同時帶高二的三個班，我一樣的盡心盡力。一次月考後，學校按照以往高考中的一本二本分數線劃線，評價各班的學生考試成績，我帶的三個班得了六個A等（也就是全部是A）。
迫害初期，校長黃曉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叫：鑼做鑼打，鼓做鼓敲，那意思是雖然執行江澤民的迫害政策，但工作成績還是肯定的。但越到後來，就連基本的事實也不顧了。比如：在青年教師競講比賽中，我得了物理組的第一名，他叫中層幹部許華東私下給我獎金，但榮譽名單上卻不寫我的名字；學生評教中，我又是班上的第一名，他又把我的名字去掉，把第二名當成第一名，同時又在教師大會上說這次學生評教是完全公正的，領導沒有任何的……年終評選中，我總是不及格，一位老師同情地說：對不住你，上面有規定。
一次我問人保主任張本貴老師，為甚麼對我造假？他說：你還說呢，那一次上級問我，說你表現的怎樣，我只說了句「還可以」，他就說我政治覺悟不高，並說：煉法輪功的教得再好都是不好。與此同時，縣裏的媒體又在宣稱：煉法輪功的不要家庭，不管孩子，工作不努力，年終評比不合格。
因信仰被非法拘禁
到這學期中途的時候，教委主任李金標到學校考察時，專門找我，問我是否還在煉法輪功，為甚麼煉？我僅回答說：在煉，因為對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有好處。他就說我「反黨」，馬上就要把我關進看守所。後來和一中校長黃曉秀協商了迫害方式後，把我非法關押在學校一個月。在這一個月中，校長黃曉秀多次利用我的親人們給我施加壓力，逼我就範。
在這期間，學校正好又進行學生評教。一位家長在對我的評價上寫著：強烈要求工作責任心強的、煉法輪功的老師回來上課。這位家長就是學校的一位領導，她女兒在我班上，我帶她們之前的一次考試，他女兒得了39分，我帶了幾個月後，這次考試中，他女兒得了123分。還有一位家長告訴我，她們好多家長到校長辦公室找校長黃曉秀，要求放我出來上課。可黃曉秀吼她們：我的老師是我管還是你們管？
這還不夠。有一天，一中校長黃曉秀到我家裏，故意對我父親說：我們本來想把周清提拔當幹部的，就是因為他煉法輪功……我父親可是一輩子的農民，這樣的言辭直接導致父親逼迫我保證不再煉功，被我拒絕後說要買農藥和我同歸於盡，說「我的兒子為甚麼要被別人整來整去的，不如自己整死算了。」
七月十日，高考結束了，學校開教職工大會。會上，校長黃曉秀又宣布了幾十位老師的名字，強令他們輪番對我洗腦。會後，我作出了決定：辭職。中午我把辭職報告親手遞給了校長黃曉秀，他笑著說讓我再想想。可我剛回到家，門衛李榮華就闖進我的家裏，把我控制起來，隨後京山縣新市派出所的王利斌到我家說公安局長要找我談話，把我騙到了看守所關了起來，這一關就是十五個月零二十天。這期間我被多次在京山一看（京山縣第一看守所）、京山二看（京山縣第二看守所）和新市派出所之間來回關押。這期間他們還有以下幾件非法事件：
被關洗腦班
有天上午，公安和「610」的人從京山二看把我帶走，到了荊門大酒店，進行非法洗腦。我們幾個法輪功學員坐一邊，武漢的幾名教授坐對面，市「610」的坐兩邊。我講了自己從科學角度對法輪功的理解後，本來安排來給我們洗腦的粱木生老師（武漢理工大學政法系的博士生導師）問「610」的人：能不能帶我到他住宿的房間談？得到同意後，我們到房間裏私談到了深夜，等京山縣警察進來時，我與粱老師還在交談，他們就又說要我為他們考慮，他們要回去休息了。於是我與粱老師互相留了地址，並再三叮囑要我出去後一定去找他。當時警察很尷尬。
還有一次，縣「610」又把我綁架到荊門的一個民兵訓練基地非法洗腦。在那裏我得知很多學員是在單位被綁架去的。洗腦班裏用粉筆寫了誹謗我們師父和法輪功的標語。還逼迫我們看江澤民一夥的造謠錄像。中途有女學員幫助食堂師傅洗碗，後來食堂師傅告訴她們說：「610」的人命令他們不准學員幫助洗碗。但師傅們在我們走時特意給我們多加了一個菜表示感謝。
被關看守所
由於長期被無理由的非法關押，我們開始絕食抗議。很快警察來了，把我們轉到了京山一看。在當天晚上（當時是冬天）就被強迫洗冷水澡，好一點的衣服被牢頭們私分，然後被看守所幹部教唆的牢頭用腳猛踢胸部等，而幹部在監控器中都能看到卻有意不管。第二天才轉到另一個號子裏，我開始每天吃飯，但連續十天肚子越來越脹，卻解不出大便。那個號子裏的牢頭說他看到我起床時都是先把身體慢慢側轉，再慢慢起的床，他不忍心再迫害我。
我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期間，學生由於沒有合適的老師上課，寫聯名信到學校和縣委，要保我出來上課。學校和縣委不但不接受學生的請求，反而造謠說「周清煽動學生造反」，因此而對我長期關押。
到了被非法關押快十個月的時候，一天公安一科的吳安民到了京山一看，在號子的窗口喊我簽字。我看是《解除監視居住決定書》，就簽了字，他隨即錯開紙，下面一張紙上又有一個簽字的地方，我問是甚麼？他欺騙我說是「一樣的」，我想可能是留一份給我吧，就又簽了字，他拿起就走了。到了晚上，我問幹部為甚麼還不放我，幹部說第二份是《繼續監視居住決定書》。這樣我又被非法關押了六個月。
遭經濟迫害 遭開除公職
在我被非法關押於京山縣第一、第二看守所期間，學校正在換工資卡，等我能走動之後，去財務室領新的工資卡，卻被告知：「610」主任鄭代盛等到學校非法拿走了我的新工資卡，說是為了管我他們付出了很多，需要報酬。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我終於被放出回家。校長黃曉秀執意不讓我上班。先是說他不讓我上班，隨後改口說，我能不能上班，由校行政會研究決定，我說「那行」。幾天後他又說：我一個人就能決定了，你不能上班。我知道那是因為校行政會的領導幾乎都同意我上班。
為了生存，我又去找一家私立學校，校長非常熱情，表示對我很放心，很希望我能去上班，對學校的名聲一定能起很大作用。回頭一位老年的學員找到我，轉告了校長的意思：他非常不願意傷害我，但他實在不敢接受我去上班，怕上面找他的麻煩，並向我道歉。
到了二零零一年年底的一天，校長黃曉秀突然帶著教物理的前輩陳映春老師來到我家，校長黃曉秀那天特別客氣，表示要我上班了，教高三復讀班，兩個班，高考完後給我絕大部份的報酬，包括獎金，第二天就上班。等我上班後才知道，那是因為急缺老師，不得已才讓我上班的。
二零零二年七月，高考終於結束了，校長黃曉秀也不再理會我。直到第二個學期，我主動去找校長黃曉秀說工資問題，他說，按課時費算吧，你自己數一下自己上了多少課，給你算課時費。我只得自己算了課時，去找教務處核實。教務主任說：你周清算的不用核實，直接給錢。可大約只算了一千多，完全不是一個高三老師的待遇。
二零零三年正月，校長黃曉秀、團委書記黎作祥、門衛仁義成三人一大早就闖進我家。校長黃曉秀說派我去培訓，我就問培訓甚麼，他一次一次的繞，我就一次一次地問，最後他終於說了實話：要綁架我去洗腦班，要我馬上收拾衣服，現在就走。我回到房裏給妻子說了這個事，妻子過來和校長黃曉秀評理，校長黃曉秀蠻橫地說：周清要不去，馬上打電話叫派出所來。妻子沖到了樓房外喊：老師們哪，我家周清犯了甚麼法哪？校長黃曉秀要一次一次的迫害他……校長黃曉秀在屋裏緊張地對我說：快去叫她別喊了，又不是甚麼壞事（惡人都怕曝光，只因良知尚存）。我說：既然不是甚麼壞事，叫大家都知道不是更好？我出去對妻子說：你繼續喊，我走了，再不走就來不及了。就這樣我被迫流離失所。但妻子隨後卻遭到了校長黃曉秀的報復：不讓她到家裏住（我們家就在學校裏）。
我流離失所期間，校長黃曉秀又到處找我，想抓我回去。當找不到我時，又非法把我開除。後來我問他為甚麼這麼幹時，他又說，我們到處找你回來上班，是你不回來。學校有規定，三個月不上班就除名。
被迫害致下肢癱瘓
後來我到了孝感，在一個租住的房子裏做講真相的資料。二零零四年七月八日，我們被孝感國保非法抓捕。
那天一早有人敲門，我們以為是房東，就開了門。進來三個人，沒有出示任何證件，就綁架我們，出門時我們喊「法輪大法好」，他們就下重手毆打我們，直到進到車裏才停止。
我們租住的房裏本來放了一萬元錢。非法審問時，一個警察剛一問我：那一萬元錢準備幹甚麼的？另一警察馬上碰了他一下，他就不再問了。我就推測那錢被他們私分了。
在看守所我絕食抗議，後來一位看守所的老幹部找我談話，說他每次上班都提心吊膽的，生怕出甚麼事他承擔責任。我不忍心，就恢復了吃飯。那裏的伙食非常差，飯中經常能看到老鼠屎，最多的時候我看到過四顆（一個碗裏），只能用勺子舀一點飯蓋住，再接著吃剩餘的飯，再看到就再蓋住，再吃剩餘的飯。
那裏牢頭（頭檔）睡大約一米二的寬度，二檔是頭檔的一半，後面的就擠著睡，大約四個人睡的寬度相當於頭檔一個人睡的寬度。有一天我半夜起床小便後，發現擠不進去了。後來我就乾脆睡廁所邊的地板上，有一天醒來發現嘴邊好多螞蟻。後來兩腿越來越沒有力氣，最後到完全癱瘓的地步，腿越來越細，但痛覺還在，就是支配不了。同時嗓子也開始出問題，最後發展到完全不能說話，連「啊」的聲音都發不出來，聲帶完全無法震動。
夫妻被綁架到洗腦班
在我的身體如此虛弱的情況下，孝感國保還是把我綁架到了湯遜湖洗腦班，在那樣的環境中，我的身體進一步惡化，每時每刻都像有幾百根針在不停地刺我的腳掌，但嗓子又喊不出來，就這樣完全不可能正常思考問題的情況下，被他們洗腦。
後來洗腦班的人把我弄到醫院去檢查，第一家查不出任何問題，第二家（武漢的一家軍醫院）說要把脊骨上刺六個地方，把骨髓抽出來化驗，才有可能檢查出是甚麼病。但這本身就非常危險，所以要家屬簽字才行。這樣他們才請示上級「610」，上面來人看了我的情況，還對我說了一句「我們像親人一樣關心你」，然後由我三哥簽字取保，背我回家。
家裏對我的病情毫無辦法，父親對我說：我們家的情況你也知道，你自己的身體也只有你自己清楚，現在只有你自己決定怎麼辦了。我要求回到縣城妻子身邊。通過慢慢地修煉法輪功，我的身體又開始慢慢恢復。
但縣「610」知道這個消息後，又威脅妻子的家裏人，把她詐騙到了荊門市的洗腦班，逼她放棄修煉，而那時我還只能坐在凳子上，用兩個方凳子依次挪動著去上廁所。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當時我的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三哥來電話說孝感要來人看我，我說不想見他們，三哥三嫂說我要不見他們，他們就要把三哥抓走。
我接到孝感姓曹的警察的電話說到了學校門口，不知道我的家，要我去接，我去後又說到車裏談一下，進去後就告訴我，還得到孝感一趟。我問他為甚麼撒謊，他說不這樣說你會來嗎？就這樣我又被關進了孝感一看，等待非法開庭。
被非法判刑四年
在非法審判中，我說了兩個問題：一是「你們所講的一切不能作為罪證，我所做的一切沒有對社會造成任何危害：第一次，我去北京信訪辦，連一句話都沒說就被非法抓回來並非法關押了三個月，請問我觸犯了哪條法律？第二次，學校領導將我關到一個小黑屋裏，校長私自將我非法關押1個月，我也不知我犯了甚麼罪？第三次，我被綁架到武漢市湯遜湖洗腦班，被迫害得全身癱瘓，也不知我犯了甚麼罪？憲法中沒有哪一條說煉法輪功犯罪……」二是我問他們：你們一直都造謠說法輪功不要家庭，不要工作，可我身體稍微好一點就在複習功課，準備找工作，可你們卻又把我騙來要審判我們，到底是我們不要工作，還是你們不讓我們工作？
後來我被非法判刑四年。三哥後來說，當時他們本來想判你緩刑的，但你「居然敢翻供」（註﹕引述孝感國保的話），他們覺得要是判了緩刑，不是說明你們搞贏了，所以就改判四年。當時的審判長叫塗自敏，審判員叫湯珊。
後來我被劫持到沙洋范家台監獄。
在入監隊，警察沈建軍多次威脅我，一次說：周清，到了這裏，你是想「轉化」也得「轉化」，不想「轉化」也得「轉化」。還有一次，他拿來所謂王進東的書，命令我看，還說必須做筆記，寫心得，並威脅我。
在四監區我們幾個法輪功學員被關在二樓，湖北省安陸市法輪功學員欒建軍被關在一樓。有一天警察段區長找我們開會，說一樓有法輪功自殺，並強調說絕對沒有人打他，「不信可以去調查！」我就舉手，他卻不理我，我又寫了個條子，讓包夾交給了他，他還是不理我。
散會後，段區長找我到警察辦公室，問我有甚麼想法，我又重複了這個意思，段區長再次向我保證：絕對沒有人打他。我說，您這麼有把握，我就想去問一下，您讓包夾跟著我都行。他最後說，怎麼可能讓你去調查呢？！我問：既然不准調查，為甚麼當著那麼多人的面說可以去調查？他說：在那種場合肯定得那麼說嘛。我又問他為甚麼說謊，他最後說：我又不煉法輪功。
偶爾我見到同修欒建軍，見他臉色越來越差，精神越來越不對勁，就問段區長怎麼回事，段區長說他有精神病，還說給他吃了治精神病的藥。我又問藥是哪裏來的？最後段區長承認說，是他自己從監獄外面找醫生開了藥，帶進來的。最後當欒建軍生命垂危、神智不清時，段區長才讓我去見他，要我去做他的工作。當我見到欒建軍時（當時段區長也在場），特意問起是否有人打他，欒建軍親口告訴我，包夾不僅打他，還威脅他說不「轉化」就天天打。當欒建軍神智稍有清醒時，段區長又不准我見他了。
出獄之日又被囚洗腦班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那是我被非法判刑期滿的日子。一大早親人就到了，可他們就是不放人，等著聯繫綁架我的事。直到中午，他們安排妥當了，才讓我往外走，走到離四監區（專門迫害法輪功的監區）比較遠而又沒到監獄門口的地方，兩個武警從後面把我綁架，塞進了一輛車裏。我大聲喊「警察綁架大法弟子啊」，兩個武警就把我按倒在座椅下面的地板上，把我的手腕折得我不能動彈，捂著我的嘴，騙過了我的親人，把我綁架到了武漢湯遜湖洗腦班。這過程中有國保大隊長彭義林和京山縣「610」主任田禮祥參與。在洗腦班門口，當我問到即使犯人刑滿也該獲得自由，他（「610」主任田禮祥）為甚麼這麼幹時，他說：「目前就是這種搞法。」
直到二零一三年，我在貴陽已經正常工作了四年，家庭也逐漸恢復了正常的運作時，國保大隊的彭義林等三人專程從京山趕到貴陽要見我，我沒有見他們，他托人傳話說：如果我不見他，他就通過「組織」（指貴陽的「610」等）找我。在這種威脅之下，我打通了他的電話，勸告他「人心都是肉長的，都是幾十歲的人了，何必那麼賣命，最後落得個像王立軍那樣的下場。」他告訴我說：他限制了我的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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