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福忠是在一九九六年三月幸遇法輪大法並開始修煉的。修煉前他患有多種疾病:高血壓,高壓180;腦血栓導致嘴歪、眼斜,看東西模糊,喝水順嘴往下流;還有大腦萎縮;脖子上、兩胳膊上有牛皮癬;脖子後面長了個瘡,俗稱砍頭瘡。現在他老伴回想起那段日子來還說:那時候,全家人都不知道是怎麼熬過來的。
老鄰居看到田福忠這個樣子,就勸他學法輪功。田福忠自己也知道,他身上的任何一種病都是醫生說的疑難病,各大醫院都跑遍了也沒治好。這樣他聽從了老鄰居的建議,走入了法輪大法修煉。
修煉後的田福忠,每天堅持學法煉功,嚴格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身體一天比一天好,一年左右的時間,他的所有的病症全都消失了,就是最難醫治的牛皮癬也慢慢好了。全家人特別高興,孩子們都支持他和他老伴修煉。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邪惡流氓集團發動了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從此田福忠屢遭迫害,他曾被綁架、關押、毆打、囚洗腦班。連他的孩子們也受到牽連。
以下是田福忠老人遭中共迫害事實:
一九九九年七月下旬一天,保定供電局保衛科把田福忠和其他法輪功學員都關押在保定供電局招待所,不讓與外人接觸,軟禁在單位,不讓回家,利用偽善、恐嚇、哄騙等手段,強迫他們天天寫所謂的「揭批書」和「不上訪、不進京」的保證書,逼迫他們放棄修煉,五、六天後,才讓田福忠回家。隨後田福忠被調離原工作崗位(他原給領導開車),貶放到保定供電局三產單位。
二零零零年一月三十日,田福忠去北京為法輪大法說公道話,他在天安門打坐,警察、警車一擁而上,對他一陣拳打腳踢,就把他扔進警車,送到前門派出所關進了鐵籠子,也不讓他吃飯。第二天保定供電局保衛科科長王子安把田福忠從北京接回,但沒有讓田福忠回家,而是將他直接送到了保定高開區(現在叫高新區)派出所。在高開區派出所,田福忠的雙手被銬在椅子上,有專人看守,他被銬了一整夜。第二天,新市區(現叫竟秀區)公安分局局長王七賢對田福忠說:「你要說不煉了,馬上放你。」他沒有答應。
當晚,田福忠被劫持到保定看守所,十三個人擠在一個小屋裏,環境極其惡劣。在看守所,田福忠被強迫做奴工(糊蘋果袋),每天必須完成定額。國保大隊警察還強迫他簽字、按手印、對他非法拍照。為了達到轉化他的目的,還讓他的兒子去勸說他,他兒子跪在他面前求他放棄修煉,使田福衷心理壓力非常大。他被非法關押了三個月,看守所勒索他大女兒三萬多元後才把他釋放回家。
田福忠剛回家沒兩天,保定供電局書記賈新忠、張文薯等就把他劫持到順平縣要山鄉靶場洗腦班迫害。洗腦班人員每天逼著他寫所謂「保證書、悔過書、決裂書」、還要在「不上訪、不進京」的保證書上簽字,按手印。田福忠被關押了五、六天,在被新市區綜治委勒索保證金兩千元和看管人員食宿費一百二十元後,才得以回家。
田福忠從洗腦班出來後,中共對他的迫害並沒停止,高開區派出所警察和居委會人員不斷地到他家騷擾,盯梢監視,限制他出行自由。保定供電局保衛科的黃世友、王子安及電業小區居委會人員還掐斷了他家的電話線,禁止他們與外界聯繫。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時任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副局長、原中央電視台副台長李東生親自監製的「天安門自焚」假新聞在中央電視台播出後,保定市公安局治安二科勾結保定供電局強迫田福忠等法輪功學員到單位觀看,強迫寫悔過書,在保證書上簽字,逼迫他們放棄修煉。而對田福忠等去過北京的學員,更是軟禁在單位五、六天。
二零零八年奧運會前,保定供電局保衛科人員強迫田福忠上交身份證,高開區派出所警察和居委會人員在田福忠居住的小區門口進行監視、跟蹤。田福忠一家人回農村老家上墳,這些監視人員也尾隨他們回老家。
田福忠的兩個女兒和兒子都是保定供電局職工,保定供電局就給田福忠的子女下通知、立合同,逼迫他們二十四小時看著自己的父母,不讓他們出門。
這些惡行被明慧網曝光後,保定供電局保衛科人員及田福忠兒子單位的書記王永寶、主任闖到田福忠家,逼問「是誰上網曝光的」?見問不出結果,就把田福忠的兒子綁架到保衛科,並搶走他兒子價值七千多元的電腦。田福忠當晚被迫離家。
供電局保衛科人員得知後,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逼田福忠的兒子出去找他爸,同時扣他兒子八個月的工資,電腦至今未歸還。
田福忠離開家後,因不願意打擾親友,就在玉米地裏坐了一晚上,待天亮後,才向朋友借了輛自行車,騎車回保定。
長期的迫害,惡劣的壓抑環境,使田福忠老人身心受重大傷害。二零一八年三月份,田福忠的身體情況已經很不好了,但是派出所警察還闖上門去他家騷擾,給他拍照。最後,田福忠老人在二零一八年中秋節那天含冤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