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武漢市中心醫院院領導在訓斥最初傳遞疫情消息的女醫生時所用的三個排比句。被扣上普通人難以承受的大帽子,文革式的暴力語言,這位被批評的女醫生艾芬一度沉默,並和家人做出最後的告別。
疫情是災難,也是一面鏡子,照出世態炎涼,照出普通人的善舉,也照出中共的原型。
「常識」哪裏去了?
在武漢肺炎疫情初期,醫學界早已形成的「常識」,被撇在一邊。在十二月底已確認是SARS冠狀病毒,至今傳染性強、無藥可治是醫學界的常識,但是中共從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國疾控中心負責人第一次講出「可防可控」,直至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九日武漢市疾控中心負責人對外的口徑,仍稱「疫情是可防可控的。」
這讓人想起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共對畝產萬斤糧,又是上《人民日報》放衛星,又是取消賑災辦公室,因為糧食多的吃不了,不用賑災了。中共許多領導出身農戶,對於一畝地產多少糧食心知肚明,但是對於違背常識的作假,卻視若無睹,導致餓死了數千萬人。只要是上了六十歲的老年人,提起這段事沒有不心寒的。
在疫情爆發之後,中共動用警察以及其它公權力強制封城。有醫學專家指出,封城後並沒有針對武漢人做健康管理,醫院發熱人群擠成一堆,而患者的父母、子女為了找到醫治機會一次又一次深入醫院腹地,令感染者親屬很難避免病毒的吸入。同時,也導致三千名醫護人員被感染。這是從直觀上,武漢感染人群龐大的原因之一。
在二零零三年的SARS疫情之後,台灣、香港等地得到的慘痛經驗是要將病人分流、避免交叉感染,避免急診室變成污染區。
反觀武漢疫情,中共只是把武漢封閉在一個大罐子裏,雖然也派大量醫護人員搶治,但是沒有「常識」的指揮,結果就是「一將無能,累死千軍」。所有救治手段、方式方法、疫情公布都要「黨」來決定,專業人士的意見都是耳旁風,如何能有好的結果?
「政治掛帥」,已經是人們習以為常的一個詞了。從文革,至八九年六四,以及對於法輪功的殘酷迫害,哪一次不是用「黨性」代替「人性」,哪一次不是用「維穩」代替「法律」。而武漢疫情中,當「政治掛帥」按照慣性運行時,人們才看到原來它才是禍害的根本。
在疫情尚不明朗,膠著之際,現在中共當局要求企業儘快復工,被指定的企業主如不復工,將被執行巨額罰款,企業主只能把廠房偽裝成「隔離處」,而在裏面開工,員工完不成任務不能下崗。讓年輕的員工身處莫名的恐懼之中。更為荒唐的是,中共的內部文件顯示,每個地區的確診人數有上限,只要超出,官員的烏紗帽就要摘掉。這樣既滿足開工的指標,又達到了控制疫情感染人數。
在古代,用來形容自欺欺人的一個成語,叫「掩耳盜鈴」,捂著耳朵還以為別人聽不見。
有句老話,「事出反常必有妖」,中共從疫情的初期、爆發、維持階段,處處違背「常識」,這怎麼能說是正常的行為呢?
鏡中的原型
正如二零零四年就已出版的《九評共產黨》一書所說,中共的起家歷史,是一個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惡之大全的過程。中共完善著它「中國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騙、煽、鬥、搶、痞、間、滅、控」。這些基因不斷借「發展經濟」佔據人們的心理與身體,讓世人忙於生計、為名利所累,但卻令社會道德直線式的下滑。
再看一看現在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
為了掩蓋疫情的源頭,發動「五毛」往美國潑髒水,說病毒來自美國,這是「煽」;
把確診人數增長率控制在一個平均的範圍,在此之前控制對於病毒樣本的調研、控制檢測劑的發放數量,這是「控」;
當國際社會指出中共拒絕調查武漢疫情現場,中共的外交官員公然聲稱,是否美軍把病毒帶到了武漢,請美國公布實情,這是「痞」;
煽、控、痞猶不夠,「間」亦用之,「間」即滲透,離間。隨著中共控制之下的疫情確診越來越低,而國外誠實的確診數量越來越高,中共不斷渲染「新的冠狀肺炎是國外輸入」。接下來,當中共宣布的疫情表「歸零」之時,便將罪責推給其它國家。中國老百姓如果信以為真,那麼中共的離間計就成功了,成功的將新的疫情脫的一乾二淨。
「騙、煽、痞、間」均為了搶和鬥。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
「滅」則創造了完整的群體滅絕理論系統。共產黨做的許多事都很絕。其中,許諾知識分子以人間天堂,然後把他們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
歷史的教訓是:共產黨的任何承諾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證都不會兌現。誰在甚麼問題上相信了共產黨,就會在甚麼問題上送掉小命。
中共一直走在反人類這條不歸路上。世人則應清醒,不要成為它的棋子,不要對他們抱有任何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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