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黨員修煉者的幾點感受

【明慧網一九九九年八月五日】我三年前畢業於國內某著名學府。雖然，按通知精神，也應是被清除出黨的分子。我倒覺得在這個時候，每名黨員更應該鼓起勇氣說真話。如果每名有良知的人都能夠在這時候站出來說真話，而不是隨聲附和的話，就會形成一股強大的正的力量，力挽狂瀾。

再談談我的修煉體會。我修煉時間不長，才有九個月左右。一年以前的此時，我是在日本，得著嚴重的神經衰弱症，消化系統從上到下好像都有毛病。每當太陽升起的時候，東京的烏鴉就在四處聒噪，我無比煩躁的心情就更加沉重不安。一天二十四小時本來有三分之一是用來睡覺的，我卻一刻都不能入眠。又要迎接每天的繁重工作和日本特有的嚴肅緊張與繁文縟節，……那時我覺得我從前為自己樹立的所有遠大目標都是那樣的虛幻不實。當時唯一的想法就是回國吧。死也得死在家裏。於是我就辭職回國回到家鄉，卻感到病情更加嚴重了。最重時連續三天睡不著覺，外加上吐下瀉，把父母也折騰得夠嗆。母親也急得睡不著覺。一宿宿的陪我唉聲嘆氣。日本的藥，國產的藥，中醫西醫，針灸等都試過了，也好像沒甚麼用。

最後我在同學的推薦下開始煉習法輪功，立顯奇效，不像報上和電視中宣稱的那樣不准吃藥（誰會有這樣的權力呢？）倒是有老學員給我讀過一段吃藥與修煉的關係問題。大致是講真修者是不必吃藥的，而真修者是要按照真、善、忍的原則，去除名利情，去除一切執著的人。所以我就停止了吃藥，卻能睡著覺了。完全不像報紙、電視那些不負責的宣傳所講「法輪功組織不准XX吃藥，造成XX死亡」每個來學大法的人在停止吃藥之前，他想過自己是不是真修者，求治病的心放下了沒有，難道一個人是不是真修者，他不能對照著《轉法輪》作出結論麼？

修煉以前，我脾氣暴躁，因為工作、生活中的事，老是發火。自己惹一肚子氣不說，別人也不願意和我在一起。修煉以後至今九個月中，我一次火也沒發過。偶爾有要動氣的念頭，一想到自己是一名修煉者，是要修成無私無我、先他後我的境界的人，也就把一點星星之火消於無形了。所以同事都說我沉穩、憨厚、助人為樂。而在從前（我解職出來的工作），中日雙方工作人員都認為我妄自尊大，易發火動怒，容易激動。修煉前後，相差十萬八千里。連我的父母看到我的變化都很驚訝。

修煉大法要求對待一切事情都要用正念，我就嚴格要求自己。公司同事曾經說過，如果人人都像我這樣去作，中國的事就太容易辦了。同我發生工作關係的其它公司的人也曾說過，從未見過像我這樣的人。當然不是說一修了大法一下子都變得那麼好了，但是一個真正放下一切名利心的人，又有甚麼工作可以做得不好呢？

再談一談我對報紙宣傳的一點看法。我覺得，從政府角度出發鼓勵所有宣傳部門去網羅一個人的「罪名」，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極其罕見的，尤其是改革開放的這二十年。如果輿論所講之話言之成理，證據確鑿，我會舉雙手贊成中央的決定，問題是到目前為至，沒有哪個問題是足以信服人心的。《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等等宣傳部門代表黨和國家的形像，說著一些冠冕堂皇、似是而非、漏洞百出、邏輯混亂的所謂「揭批」，連一些稍具常識、不懂修煉的人都可以看得出來，豈不是在給國家抹黑嗎？以如此不科學的態度來對待這樣一件涉及到億萬人民的大事，不是太滑稽了麼？宣傳中處處可見提及初中文化程度一事，我倒想問一句：那個時代有多少人上到大學畢業了？老子、孔子、釋伽又應該用甚麼文化程度來衡量呢？使用這種帶著某種情緒的語言又能說明多少問題呢？更為可笑的是後來輿論又覺得初中畢業的李洪志不可能編出如此「厲害」的法輪大法，又提出《轉法輪》另有別人捉刀代筆，我想所有讀過書或聽過師父講法錄音的人都會為這種推測臆想感到荒唐不經。

最後再談一點感受。因為我和其他親人煉習法輪功身體與思想境界出現的巨大變化，我的父母也開始煉習了。但現在他們再也不敢煉了。我母親打電話告訴我說，當地抓住一個煉法輪功的罰款1000元，這件事令我感到十分詫異。第一個詫異是：中央只是不允許黨員修煉，黨員如果一定要煉，開除黨籍是最嚴重的後果。而地方政府竟然能層層加碼，而且把這事當成一件創收的好辦法了；第二個詫異的是：地方與中央執行政策如此不一致，中央怎麼會不知道而且並不制止這種情況？這樣下去，會大失民心的。

以上只是從我個人角度談一點體會，如能激起一點共鳴，引起一點注意，則國家與億萬修煉者何其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