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修真善忍，是非心自明

【明慧網2000年4月10日】 我叫李亞平，今年26歲，在北京市岩棉製品廠工作。除夕之夜，世紀之交，我和功友一起走出家門，去天安門煉功。剛到廣場就有便衣問我們：「你們是煉法輪功的不？」我們答是。於是他們就攔住我們，開過警車讓我們上去。我們問：「為甚麼？」他們說：「沒有為甚麼。」沒有理由，我們執意不上車，他們便對我們拳腳相加。後來，我被拎上了車。

在車上他們搶走了我的《轉法輪》。我堅持讓他們把書還給我，其中一人一腳將我踢坐在椅子上，我站起來他就又將我踢倒。我就又站起來，於是他們幾個人抓住我的胳膊將我按在椅子上，有人說：「給她撕了，讓她看著撕。「接著，我聽到了撕書頁的聲音。

淚瞬間奪眶而出，我深刻地感受到：魔在破壞法，就是這樣將比我們生命還珍貴的大法從手中奪過去，就是這樣在肆意踐踏。

車停了，我被推下車，我抓住警察的衣角，要他還我書。他們又是對我一陣踢打。而後，我被抬著帶到裏邊。鐵柵欄裏邊已經關了不少大法弟子。我依然要警察還書，他們便又是拳打腳踢。功友們一齊喊：「不許打人，不許打人。」於是他們把我扔進柵欄門裏邊，與功友關在一起。後來我知道這是天安門派出所。

後半夜，我們被送到昌平收容所，到那要挨個搜身。我對搜身的女警說：「我先請教您一個問題行嗎？」「甚麼問題？」「請問搜身違法嗎？」她自知理虧，惱羞成怒地說，你哪那麼多事兒，甚麼違法不違法，到這兒就得搜。於是我被按倒在地，強行搜身。我大聲質問他們：「你們這是甚麼行為？你們這是人民警察的行為嗎？」真的，那一刻，人民警察、人民子弟兵的光榮形像在我心目中消失地無影無蹤。

後來他們讓我衝牆站著，我想：讓我站著，我就煉功吧。我開始抱輪。警察過來把我的手打下去，我就又抬起來。他把我踢倒，我就又站起來接著煉。一個二十幾歲的女功友過來和我一起煉，警察說：「你進去。」讓她進屋裏去，她進去了，在屋裏煉起來，屋裏功友都煉了起來。全國各地的功友還在不斷地來，警察沒轍了，讓我也進屋。於是我們排好隊，在屋裏煉起功來。

我們煉完功，坐下來學法切磋。天快亮了，有功友帶來了錄音機和煉功帶，我們在詳和悅耳的音樂聲中煉完了第1－4套功法，警察沒來打擾。

煉完功，開法會。通過切磋，我發現自己平時修得太差勁兒了，與功友有很大的差距。我暗下決心，一定要努力趕上，和功友共同精進，跟師父回家。

3月5日下午，各地區派出所來接人。有的功友不走，在這裏絕食。旁邊一功友說：「這兒學法煉功都沒人管了，這裏都正過來了，還在這兒呆著幹啥。該過下一關了。」

我忽受啟示：允許我們學法煉功的地方就是法正過來了。

我和十來個功友被帶到宋莊派出所，還得往下分。我屬於梨園派出所管。功友們陸陸續續都給接走了。只剩下我一個人。我想：為甚麼剩我一個人呢？噢，考試得自己答自己的，不能抄襲。原來我總是和功友在一起，做事有參考，現在我該自己答題了。

幾個警察跟我談話，試圖說服我，見無效就沒好氣地說：「衝牆站著去。」我想：這個地方還不允許我學法煉功，那我就從這個地方正起吧。於是，我煉起功來。

無疑，警察又是對我拳打腳踢，之後將我銬在外邊的旗桿上。我無法煉功，就背《論語》、《洪吟》。起初，他們乍乍呼呼，連喊帶罵，見制止不住了，就進屋打牌去了，直到梨園派出所來接人才出來。

在梨園派出所裏，警察逼著一個功友交書。我說：「大法的書不能給他。」就搶過一本抱在懷裏。警察過來跟我搶，把我銬在暖氣管上。我大聲背起《論語》，他們用棍子打我也沒用，便把我帶到門口，讓我蹲在風口裏。一個警察穿了件大衣在邊上看著我。他們認為這樣可以凍著我，我就會怕了，他們錯了，大法弟子甚麼也不怕。

他們將我帶上車，送看守所。在車上，我背著師父《洪吟》裏邊的《無存》：「生無所求　死不惜留　蕩盡妄念　佛不難修」憑他們嚷，憑他們罵，憑他們打，憑他們用電棒在我的頭上、嘴上電，也沒停。最後他們放棄了，任我背了一路。

3月6日凌晨，到了看守所。進到號裏，我還是煉功，被帶上了手銬、腳鐐--單手和腳連在一起的那種，手腳圈的大小是固定的。由於我瘦，手可以拿出來，警察只好叫號裏人給纏上布條。

看守所裏要求背《監規》。我覺得我是來正法的，不是來適應這裏的生活的，不能處處符合他們。我準備不背《監規》。第二天早上，一個功友煉功，號長過來制止，說到「坐板」時間了。於是，我提出我不「坐板」，不背《監規》。

開始，功友們意見不統一，後來別人「坐板」，我們在放風場切磋，最後一致認為：不「坐板」、不背《監規》。

又一個早晨到來的時候，我們號裏的功友集體煉功，我就把布條拆去和大家一起煉起功來。警察來制止我們，對我們一陣武力鎮壓。將另一個功友--雷曉婷也銬了起來。其他功友齊聲喊：「不摘手銬絕食，不摘手銬絕食。」然後我們齊聲背誦《論語》、《洪吟》。

由於我的手銬與腳鐐連在一起，站著不方便，我就盤腿坐在地上背。一個警察揪著我的衣服領子將我帶到辦公室，用電棒在我的頭上、嘴上電。雖然警察氣勢洶洶，可我感覺這次被電比上一次輕了，後來我得知：其它號的功友也挨了打。胡淑芳被人用腳往嘴上踹；孟詳蕊--一個十六歲的小女孩被揪著頭髮往牆上撞；一個絕食的功友李樹芳被拉出去灌葡萄糖，等等等等。但都安然無恙。我非常非常清楚地知道：有師父保護，甚麼關都能闖過去。

看守所的領導過來與我談話，他說，黨教育你二十多年了，你學大法才幾年呀。我說：「是黨教育我二十多年了，我也得為黨負責呀。我們黨的光明之處不就在於她肯聽人民的心聲嗎？現在，如果她不肯聽人民的心聲了，那後果是非常可怕的。」

他說，聽你說話，挺有頭腦的。那你承不承認你們這樣做影響別人了？我說，事物都有因果關係，您如果解決這個「果」，就得追查前邊的「因」，那「因」就是法輪大法不是邪教，而被政府定為邪教了。

他說：「你跟我說這些，我也做不了主呀。」我說：「您可以向您的上級反映。」他說：「我一定給你反映。」我說：「謝謝您。」他說：「我答應給你反映，你答應我甚麼？」我說：「我答應您，如果您把法輪大法的真實情況向您的上級反映，我向所有認為我影響他的人道歉。」他說：「這就行了？」我說：「直到他原諒我為止。」他說，好，今天咱們談的挺好，給你把手銬摘了吧。有人過來給我摘去了一切刑具。我說：「在您沒有給我們答覆之前，我們在不影響別人的情況下學法煉功。」他說：「你不能影響別人。」我說：「我們一定不影響別人。」

回到號裏，雷曉婷的手銬也摘了，告知功友全過程，我們商定：明天別人「坐板」，我們在放風場煉功，絕對不影響她們。

次日上午，我們準備煉功，號長害怕，不讓煉，我和雷曉婷要求見警察，跟他們說清楚。我們的行為與其他號友無關。有人開門讓我們出去，卻沒人聽我們講話，只是讓我們一人面對一面牆站著。再後來，我又被帶上了手銬、腳鐐，依然是把手腳連在一起。不同的是，這次手銬的鬆緊是根據手腕粗細定的，自己抽不出來了。

女號共有4個，7號、8號、9號、10號。警察讓我從7號開始，告訴號長教我規矩，言外之意就是「打」。當鞋底子落在我身上時，號長落淚了，她說她不想打我，可監控器看著呢。

7號打完到8號，8號的人用鞋底子不僅從我腰上打到膝蓋上，而且打我的臉，我也不知被打了多少下，變成了甚麼樣子。後來聽功友說，打我的鞋是「38」的，因為我下顎都腫起來了，還印著「38」。不過從9號、10號人驚愕的表情中也可以想見了。9號的人對我講了一大堆她們認為的道理，無濟於事。10號的號長看了看我說：「你都不夠我一腳。」

我在10號住了下來。在別人眼裏，我帶著刑具一定很痛苦。其實，我並沒覺得怎麼樣，唯一不方便的是每次都是功友幫我洗臉、洗腳、上廁所。因為，師父只讓我承受了一點點，其餘的都是師父承受了。

五天以後又開始遊號，這次7號的號長只是跟我談了一會兒話。8號的人迫於壓力不得不出手，其實那個打我的犯人在第一次打我時就一邊打一邊心情複雜地說：「我的姐姐，你怎麼這麼傻呀。」有功友數了一下，這次打了250下。

我清楚地知道，我不是傻，我只是堅持了真理--法輪大法不是邪教，他不參與政治，不重名利，教人修真、善、忍，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與人為善，處處為別人著想，遇到矛盾找自己，多一個法輪大法修煉者，社會上就多一個好人！

在號裏，我遇到這樣一個功友，叫周印紅。她到信訪局上訪。上訪是國家賦予公民的權利，公民有上訪的權利。可是一聽說她是上訪關於法輪功問題的，讓她填完表後，馬上裝車送看守所，至3月21日我出來時，她還在裏邊。

還有功友被抓那天，只是在路邊長凳上坐著，有警察過來問：「你是煉法輪功的不？」答"是"就上警車，沒有任何理由。

釋放我那天，警察讓我簽字。上邊一張是釋放書，我簽了。下邊還有一張，被上邊一張壓著，只剩了一個簽名的地方，我想看清楚是甚麼再簽，就抽出來看。原來這張已經打印好了一些悔過之類的話。

我說，這個字我不能簽，我沒有錯，為甚麼要悔過。警察說：「你不簽就出不去了。」我說：「那我就不出去了。」他說：「那你寫上本人拒絕簽字。」於是我寫上「本人拒絕簽字」。結果他們還是放我出來了。

出來後，我爸爸給我看了一張「北京市住院收費專用收據」，住院費700元，印有北京市安康醫院的章。警察跟我爸爸說，給您閨女檢查了，沒有毛病，回去可別按有病治，讓我爸爸交了700元錢。而事實上，他們根本沒有給我做檢查。此時，我不禁想起我的一個小功友的一句話：「以後，我再也不相信警察叔叔了。」

我寫出此文，不是指責誰，只是將事實推出，宇宙特性真、善、忍衡量一切。人們只要沒有完全喪失本性，無須多言，是非曲直心自分明。

李亞平
北京大法弟子
200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