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身實踐深知大法好 恐怖迫害下不改初衷

【明慧網2003年12月29日】我今年37歲，是河南省南陽市某單位職工。我是1999年4月20日有幸得知並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的。我得法前，身體非常不好，由於工作的壓力和添孩子後身體沒有恢復過來，落了一身的毛病，腰痛、失眠、乳腺增生、植物神經紊亂、頭痛……特別是失眠引發的頭痛 ，頭整天像罩了個殼似的，晚上瞌睡的直想哭也睡不著，吃安定片也只是迷糊一會兒，根本就沒睡著覺。整天昏昏沉沉的。後來臉上長了一層綠豆大小的毒膿包，布滿整個臉，甚至連脖子上都是，又癢又痛，苦不堪言，吃藥打針中西醫偏方一一用遍，根本就是無效。在單位裏同事之間勾心鬥角的事整天弄的心煩意亂，回到家又拿丈夫發火，吵吵鬧鬧互不相讓，痛苦的心情每天都在煎熬中一般。只覺得不知道為甚麼活著，真是太苦、太累了！正如師父說的：「悠悠萬事過眼煙雲　迷住常人心，茫茫天地為何而生　難倒眾生智。」（《大法破迷》）

為了尋找人生的真諦，我閱讀了很多古今中外、宗教、哲學、文藝、歷史方面的書籍，幾乎是甚麼書都看，可是除了給我增加了一點知識外，仍是找不到答案。就在這時，99年4月份的一天，我看到了師父的經文（合訂的小本），當看到那一篇《悟》時，心中猛地一震：「這不是真佛下世傳法度人嗎？！」我就又找來了《轉法輪》，用了三天時間看完一遍，說不上甚麼感覺，只覺得這本書非常特別，知道他是一本叫人做好人的書，接著那天晚上我就去了煉功點，開始學煉功動作。過了幾天，也就是4月25日吧，在電視上看到了法輪功學員們去了北京上訪，後來，在電視上知道也把問題解決了。當時電視上說從沒有說過不讓煉功，一切都是謠傳。我是相信政府的，這麼大的國家政府，能騙老百姓嗎？

以後的日子是我在學法煉功中度過的。修煉的巨大變化只有親自去實踐了才能真正知道。我由以前的爭爭鬥鬥漸漸變得先他後我、寬容大度；不再像以前那樣斤斤計較患得患失，生活得從容而愉快，沒有了爭鬥，工作中處處好事讓給別人，我自己多幹點沒關係，再不認為是吃虧。同事間、家庭中處處事事以一個煉功人的標準要求自己。不願多沾別人一點便宜。買雞蛋時，少收了我3元錢，十多天後我發現了，跑去還給他；我們商店進貨時，開發票問我咋開，我說就照實數開，一分不多要。99年給災區捐款，我在單位捐了30元，又到郵局捐300元。有一次一位顧客到我們那兒買完東西後把錢包忘在櫃台上走了，面對包裏厚厚的一打錢，我絲毫不動心，根據錢包裏的名片給他打電話，讓他來拿，他非常感動，對我連聲稱謝。

我為自己終於找到了人生的目標而慶幸，也非常希望更多的人來修大法，因大法而受益。並從此下定決心，要跟隨師父走返本歸真的光明大道。煉功後，身體經過了幾次消業狀態，每次不管多難受，都是兩三天就好了，突然間難受，又突然間好了，每次都是這樣，就是師父在給我清理身體，把病業從根上去掉。從開始煉功後，我的醫療卡就再也沒機會使用了。而我以前的種種疾病，頓時煙消雲散。並且我煉功不長時間，就覺得自己就像一個栓了一根線的輕氣球似的，感覺身體輕飄飄的，總要離地似的。

然而，我只在煉功點上煉了三個月的功，對法輪功的迫害就開始了。江澤民，這個弄權小人，因自己的妒嫉而置千千萬萬百姓的生死於不顧，硬是要把這群最善良、最真誠、最寬容的好人推到政府的對立面而打壓。一時間陰雲突起，形勢驟變。電視上、廣播上、報紙上造謠假話層出不窮，這麼大的政府，把假話說的像真話一樣，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我看了它們的播報，它們說的不是真的，在冤枉法輪功，它們在冤枉我師父。我要去澄清事實，去告訴人們法輪功的真實情況是甚麼。

2000年11月18日，我隻身踏上了進京的列車。當時到北京上訪的大法弟子很多，後來聽說去信訪辦的只要是為法輪功上訪的都被抓到看守所，根本就不聽你說甚麼。信訪辦去不成了，偌大一個中國竟沒有鳴冤之處。11月23日，當我在天安門廣場展開「法輪常轉」的橫幅，喊出我發自心底的呼聲「法輪大法好！」時，眼淚也止不住滾落下來。廣場的惡警拿著很粗的棒子，沒頭沒腦的打在我的頭上，臉上，身上。一個惡警一邊惡狠狠的謾罵著一腳將我踹倒在地，摔出去很遠。他們又兩個人架著把我拖上車，車上已經有很多被打被抓的同修了，後來多的裝不下了，就把我們拉到了前門派出所。一個一個的問姓名、住址，不說姓名的都被關在了一個地下室的大鐵籠子裏。一個惡警邊問邊罵，並走過來對我拳打腳踢，打耳光，把我的左耳打的嗡嗡直響，疼地鑽心，當時左耳就聽不清說話聲了，直到三年後的現在，左耳的聽力還是不如右耳。我們被關在地下室的鐵籠子裏的大法弟子，大家在一起背《洪吟》、《論語》，一天沒吃沒喝，到了晚上被分散到不同的車裏，拉到了其它派出所，非法審問，我們一起的五人為了抵制他們企圖讓當地對我們的繼續迫害，不報姓名，又被送往通州區看守所。

看守所裏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就更多了。我所在的牢房裏同修年齡最大的55歲，最小的才20歲，一起關進來的還有一位懷孕4個月的同修。監室裏還有其他犯人，那些犯人中有兩三個對我們非常兇狠，罵罵咧咧，惡言惡語，拿鞋底子打臉，在我們煉功時拿臉盆子往頭上摔。我們仍堅持煉功，她們就連吵帶罵地把我們攆到另一間露天的房子裏，這時天上正飄著小雪，我們二十多人仍在雪中煉功，那個號長一看我們還在煉，拿著盆子接涼水就往我們身上潑，一邊潑著一邊大罵著：「我叫你們煉！凍死你們！」這樣接連潑了幾盆水，沒有一個人停止，也沒有一個人出聲，大家還在靜靜地做著第三套功法。

我們在一進去就開始絕食抗議了。絕食到第三天，惡警們開始灌食。幾個男惡警和監獄裏的犯人連拉帶拽的把人拖出去，一人踩一條腿、一隻胳膊，一人踩著頭，按在地上插上管子灌一些涼水和的劣質奶粉，有的灌完後回到號裏當場就嘔吐出來了。很多人被插鼻管插的吐血，那個50多歲的同修接連吐了幾天血，那個懷孕的同修也被同樣拉出去灌，全然不顧那未出生的小生命的安危……。就這樣絕食五天以後，我們才被無條件釋放。

當時在北京的旅社都是和派出所有聯繫的，我們住的旅社裏的服務員可能看到了我們拿的大法書籍，就舉報了我們。所以我們剛剛從看守所回來正在洗澡，有幾個警察就破門而入，又把我們抓走了，交給當地的駐京辦。在駐京辦有一個姓何的把我身上剩餘的600多元錢都拿走了，說是給我們暫管，但是到我走也沒有還給我。我的丈夫和父母把我接回家，親人都指責我不該去北京，特別是我的丈夫，在迫害以前並沒有反對我煉功，雖然他不煉，可還是告訴別人自從我開始煉法輪功，他有多麼享福。經常向別人誇獎我，向別人說煉功人多麼好。可自從鎮壓後，他在壓力下開始處處刁難我，搶走我的書、講法錄音，特別是他去北京找我時，在天安門廣場也被惡警毆打，盤查，受了很多苦，他把這一切怨恨都發洩到師父和大法身上，發洩到我修煉大法身上。

在家住了幾天，我丈夫為了不讓我再一次去北京上訪，處處監視我，不讓我給同修說話，我到哪去他都跟著我。後來，在我正常上班的一天上午，他竟然將我誘騙到南陽市第四人民醫院（精神病院），沒有任何檢查，沒有任何鑑定，到那裏就強行給我辦了住院。當時我在精神病院的鐵柵欄內，他在鐵柵欄外，他像一個孩子一樣放聲大哭，可憐他近一米八的大個子，迫於江氏的淫威，又不願失去自己的親人，（他在天安門廣場親眼看到那些惡警是怎樣對待手無寸鐵的煉功人的）被迫如此，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

精神病院的環境非常惡劣，面對的是精神病人，有哭的有笑的，又唱又跳的，癡癡傻傻胡言亂語的，最嚴重的是那些大夫都把我當精神病人，任憑我怎麼說，他們一概不聽。每天逼著吃藥，過電，不吃藥就過強電，在那如果不是依靠大法的威力，只怕不是精神病人也被它們逼成精神病人了。第一天晚上因為不吃藥，他們找來人把我捆在椅子上過電，把我的胳膊扭傷了，第二天就抬不起來了。我還是堅持煉功，用煉功人的標準要求自己，背師父的「難忍能忍，難行能行。」背《洪吟》、背師父的經文，用法來對照自己的言行。十五天後，在師父的慈悲呵護下，我離開了精神病院，回到了家。

回家後，處處仍受到丈夫的監視，根本不允許我自己走出門。我心裏決定我一定要再到北京去上訪，不能讓江氏這顛倒黑白的迫害無限期的延續下去。星期天的下午，我走脫了，並連夜離開了本市。這次走了以後，後來聽丈夫說星期一精神病院就接到了通知，凡因為煉法輪功被送進來的一律不准出院。我當時離開精神病院並未辦出院手續，如果不是及時走脫，至少在精神病院要再被折磨三個月。

2000年12月24日，我又一次走上了天安門，當時「法輪大法好」的呼聲此起彼伏、響徹雲霄。這次又被連撕帶打的拉到前門派出所，被關在一個很大的院子裏，由武警和警察看著：男女老少、城市鄉村、懷抱嬰兒的、拖兒帶女的、眼睛、臉被打青、打腫的，鼻子、嘴被打流血的、衣服被撕爛的……很多人都在看著流淚，甚至是看管的武警都在用衛生紙擦著眼淚。這時「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還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大法弟子們同聲高呼：「做好人苦、做好人難、再難我們也要做好人！」

下午把我們分散拉到了北京密雲縣看守所。到晚上由派出所的人把我們兩個三個的帶走審問，只要報姓名地址的就可以回家。我們一個號裏的去時多少回來時還是多少，一個也沒報姓名。第二天還是這樣。把我叫出去審問時，我就向他們講真相，講善惡有報，講我煉功後的身心變化和親身感受。有個警察好像是所長，說：「我知道你們好。你知道好在家煉，別再跑出來就行了。」我說：「我也不想拋家捨業的，這麼冷的天，我不知道在家裏美呀？我在這個功法裏得到了好處，就想讓別人也受益，佛家不是講善、講慈悲嗎？這麼好的功法，如果被這樣誣蔑，以後的人不但沒機會煉，還被矇蔽著犯迫害大法的罪。何況我師父是教我們做好人的，教我們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法輪功是被冤枉的，我師父是被冤枉的，我做為他的弟子，出來說句公道話、說句良心話就有罪了嗎？說真話有罪嗎？」他說：「說真話沒罪，但是你們跑到天安門廣場去鬧甚麼，這就是你們的不對。」我說：「我就是證實法來了。信訪辦去了就被抓，沒地方說理了，只好到天安門廣場去，喊一聲『法輪大法好』。喊一聲『法輪大法好』就危害了公共安全了？這是誰家的理呀？」我接著向他們講真相，一個警察笑著說：「真像你說的這麼好，我回去也讓我媳婦煉去。」我說「真有這麼好，你們不是有沒收的書嗎？您可以看看呀？」那個所長說：「這個書我看過，真像她們說的，看一遍一個樣，看一遍一個樣，我都看了三遍了。」我說：「你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他趕忙說：「您可別誇獎我！您可別誇獎我！」我就沒再說甚麼。

下午提審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我就又向他講真相，在只剩我倆的時候，他說：「我也知道法輪功是被冤枉的，可我是警察，是國家機器，沒辦法，上邊怎麼說我得怎麼執行。這個事是江澤民一手搞起來的，恐怕得等到江澤民死了以後才能給你們平反吧。」當時從看守所裏被提出來都不給我們鞋子，我和另一個同修都是赤腳站在地上，他看到了，到自己的屋裏給我拿了一雙塑料拖鞋，並讓我坐在靠近暖氣片的地方。這樣問了兩天，我們號裏有一個東北的同修被其它派出所的惡警詐出了地址、姓名，被送走了。剩餘的人仍然在絕食抗議，號裏只有一個木板鋪的平台，其它甚麼都沒有。十多平方的房子擠著二十多個人，很多大法弟子的衣服一進去就被脫走了，凍得直哆嗦，大家相互依偎著取暖，每天切磋交流，背師父的法。絕食抗議了五天後，堂堂正正走出了看守所。

出來後，我仍留下來繼續證實法，講清真相。在一次發真相資料的時候，被惡人發現，被抓到西城區派出所。在西城區派出所他們為了讓我說出姓名，地址，把我的外套脫掉只穿了秋衣，一晚上不讓睡覺站在窗子口凍，第二天下午，我因一念之差報了姓名、地址，他們又把我送到西城區看守所。過了一天，把我交給南陽地區派出所的警察接走了。我丈夫到北京去接我，在北京的一個旅館裏，交了三千元的所謂罰款，將我放出。罰款收據卻是旅館的「住宿發票」。

回到家，到單位上班，保衛科長整天找我談話，逼我說不煉了。黨委書記也找我談話，我向他們講真相，他們不聽反而嘲笑大法，嘲笑我，我當月的工資不發了，整天逼我寫保證，我不寫，當時的黨委書記拍著桌子說：「你不寫，我們就把你送去強制轉化！」因為當時聽說很多邪惡的轉化班裏打人、酷刑折磨，很惡毒，就害怕了。這時丈夫又給我寫好了保證，對我說：「求求你，抄一張，你看這裏沒寫一點對你師父不恭、對大法不好的話，只是說你保證不煉法輪功了，不去北京上訪了，你就抄一張吧。」我在複雜的情緒中違心地抄了一份保證，但在保證的最後寫到：「以上如有違反，後果自負。」因為是真的不願寫的，也壓根就沒想照著保證做。可是保證畢竟是寫了。「關鍵時是不是連佛都能出賣？」一想到這句話，我就心如刀攪。只覺得自己無地自容：我是助師正法、救度眾生來的，可是因路上的一點艱險就背棄前盟，出賣師父以自保，我哪還配做師父的弟子呀？！心裏難受的真是欲哭無淚。一天一天不知道怎麼過的，路上遇到的同修以為我「轉化」了，也不敢跟我說話。我這兒沒有師父的任何書和經文。一個修煉的人離開了法，如同是無根之木，無舵之舟，那種痛苦到現在想起來還是不堪回首。

終於我鼓足勇氣打電話給一個同修，問她有沒有師父的書或者新經文，正好是有一篇《正大穹》，接著就看到了《強制改變不了人心》，才知道可以寫「嚴正聲明」的，心中一瞬間彷彿一道黎明的曙光劃過暗夜，無限的感激，感謝師父又給我第二次修煉的機會；無限的感激，無以言表……。在嚴正聲明寫後的一天晚上，夢到一個騎白馬的人，從遠方急馳而來，一伸手就把我拉上馬背，朝遠方又飛馳而去。我悟到：師父又在管我了。

我在心中對師父說：師父，弟子對不起師父，對不起大法！真是後悔莫及呀，哪怕算從今天開始，我一定要一修到底！決不會再有「轉化」的事了！決不會再有甚麼違心的「保證」了！那是對大法的侮辱，也是我自己修煉過程中的污點，是恥辱。

慈悲偉大的師尊再次給我機會，在後來的時間裏，讓我重新向單位的黨委書記講真相，我告訴她，我仍在修煉，告訴她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告訴她法輪功對煉功人的要求和煉功與修心的關係。雖然她說：「你還在煉功，我出差回來要對你採取措施，那時你可就不舒服了。」我說：「你願做甚麼那是你自己的事，我是一定要煉的，你隨便吧。」結果，從此以後她再也沒有找過我談話。

我的遭遇在我們當地還算是被迫害得輕的，可家裏也在請那些警察吃飯、請精神病院的大夫吃飯、被罰款、被扣發的工資、送禮、以及往返的車費等各種名目中損失了近兩萬元。還有親朋好友所受到的牽連、在社會中的壓力，這些無形的精神痛苦，是難以記述的。如果沒有這邪惡的迫害，大法弟子在家中兢兢業業地幹好本職工作，在家是好母親、好妻子、好女兒、在社會上是好工人、好鄰居、好百姓，哪會有這樣經濟上和精神上的損失，這都是江澤民邪惡政治流氓集團迫害造成的，江依仗手中的權勢，無端打壓秉承真善忍標準做一個好人的百姓，使那麼多人背屈含冤，有理無處訴，有冤無處伸。我要起訴江澤民，早日將這罪魁禍首送上歷史的審判台，讓正義的審判早日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