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在4月20日的記者會上的表現,就如同上面那個比喻。
為甚麼北京的病例一下從37上升到339,作為人民公僕的高副部長,哪怕是透露一點兒政府做錯了的表示也好,他沒有。他打的是地地道道的官腔,百般狡辯,歸咎客觀原因,毫無認錯的誠意。
雖然中共作出了處理「非典」最重大的策略調整:解除了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的黨職。但是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這次的撤官行為不過是中共歷史上用「替罪羊」來轉移視線的故事的翻版。
高強說,數字變化的主要原因有三個:一是非典型肺炎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嚴重災難,診斷比較困難,從收治到確診需要一個過程;二是北京市醫院之間缺乏有效聯繫,沒有全面準確統計;三是衛生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準備不足、防疫體系比較薄弱、要求不明確、指導不得力。
北京退休軍醫301醫院的蔣彥永大夫在看了衛生部長張文康4月3日有關北京只有「12例,死亡3例」的報導後,非常憤怒。告訴外界,認為他知道的309醫院就有起碼「60例,死亡7例」。而這事被後來的世界衛生組織的實地調查所證實。
那麼這「60例」被忽視是不是由於高副部長所羅列的3大原因呢?
1、從收治到確診需要一個過程
不成立。309醫院早已確認他們是「非典」。
2、北京市醫院之間缺乏有效聯繫
不成立。這60人都在309醫院的同一病區,還要跟誰「有效聯繫」?
3、準備不足,要求不明確
不成立。「非典」成了國際焦點,世界衛生組織一再要求報告病例,要求非常明確。不過,309醫院得到的「明確要求」可能是──盡全力封鎖消息,確保「兩會」順利召開。
4月3日衛生部長張文康信誓旦旦宣稱,「北京還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疫情得到有效控制」;4月10日衛生部副部長馬曉偉一口咬定,「這個數字目前是準確的」,「包括地方醫院和部隊醫院所有確診的病例」;衛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長齊小秋在同一會上揚言「今後診斷病例的數字會越來越少。」
很顯然,他們是明明白白地在向全世界人民撒謊。
今天,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被作為「替罪羊」免去了職務,但是,我們卻沒有看到中共認錯的誠意。
歷史上中共祭出的「替罪羊」多的去了。在80年代,因為鐵路事故,森林大火,有過幾起因為玩忽職守而丟官的。到了江澤民時代就只剩下利用腐敗來打擊政治對手的殘酷鬥爭了。歷次政治運動,都有「替罪羊」被搞了下去。十年文革浩劫,讓「四人幫」扛了過去。其實從高官到平民,文革中參與多多,卻鮮見有人出來思過反悔。這樣的民族,如何又能抵擋再一次文革的來臨?事實正是如此。當江澤民發動鎮壓法輪功,其現代化了的宣傳攻勢更甚文革時,又有多少人能挺身而出呢?事實上,有「替罪羊」可祭,還表現出當權者擁有壓住局勢的信心;在法輪功問題上,連一個「替罪羊」都還不敢祭出來,因為那是江澤民直接在前面衝鋒陷陣的戰爭。
就如同一個偷東西的小孩,他學到的是,下一次如何偷得更好而不被發現。中共得到的也許就是同樣的反面教訓──如何在今後的撒謊中做得更完善,而不被外界抓住把柄。「非典」的國際化對於中共算是新課題,使得慣用的隱瞞術砸了鍋,而今後對於國內問題的封鎖隱瞞,也許更加徹底。
這一次的「非典」臨陣撤官,中共到底學到是甚麼,我們將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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