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孩短暫一生的遭遇

【明慧網2003年5月16日】我是大法弟子，我女兒小玲在16歲剛入初中一年級，1992年農曆8月16日突患癲癇性病毒大腦炎，當時在醫院是個焦點，病例很嚇人。住院期間別提我們娘倆吃的苦有多大了，承受的精神壓力有多大，當時到市中心醫院說他們建院以來所有的經驗都用盡了，沒辦法了，準備後事吧，後來請青島專家協助會診，一連幾個月的治療總算撿了條命，花了近萬元人民幣，卻留下了癲癇病後遺症，又繼續到河北某市作高壓氧，一天也不得安寧。從8月16日一直到過春節才回家，回家後一天也不敢停藥，每天大量的藥吃得渾身浮腫，一月一次到醫院化驗血，因為這些要有副作用，怕引其它疾病。

由於長期領著女兒外出治病，把家整個扔了，當時家裏有個12歲的兒子上小學，孩子說：「媽呀，我爸不會做飯，只會做玉米餅吃大蔥，把肚子辣得痛，衣服破了還得自己縫。」因為女兒的病我一點也不敢出門，出去幹點活也不放心，小玲要想趕集，我怕她到集市上犯病，在家裏給她吃了幾十片藥，誰知到了集上人多，鬧哄哄的馬上就犯病。我想一輩子總這樣靠吃藥也不是個辦法，得想辦法根治，我就從報紙上看到山西太原有「治癲癇病的剋星」，我就拖北京的姨找到此人，2、3千元的藥吃了一個療程，也不見效，一年花了大筆的錢。我姨又給找了北京空軍癲癇病的名醫院掛號就診，就在麥收的時候（那時麥收用手割），我姨告訴我說排到號了，我就把家裏的8、9畝小麥扔了，又去北京領著小玲把兩大口袋的草藥背回了家，吃了幾個月，又叫我姨往家郵，一連幾個療程，大筆的錢又花了，效果更不好。我又從報紙上看到錦州的一個農村說有祖傳秘方，我就領著女兒到大連找我的舅舅。讓他領著去錦州，我舅說：「那些廣告都是騙人的，要相信大醫院。」他就領我們去找大連二人民醫院的一個出席國家科研會的名醫，醫生告訴我們再不要聽廣告，都是騙人的，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對這種病都沒有辦法，只能靠吃藥減少發病率，三年不犯才能穩定下來，就好比得了絕症。回家後我又到處找民間土方，就連能藥死人的巴豆也吃過，蜈蚣也不知吃了多少，用盡了各種辦法。我絕望了，孩子也絕望了，小玲整天想著輕生，不想活了，幾次外出，都被找了回來。

自1997年我們修煉了法輪功，使我們一個支離破碎的家重見光明。我以前脾氣很不好，經常吵鬧，自從我們修煉了法輪功，學真善忍，遇事就忍，不爭不吵，家庭越來越和睦。我們嚴格按照師父說的做，嚴格要求心性，從此以後小玲的病越來越輕，煉功4年多，沒吃一粒藥，沒花一分錢，越來越走入正常人的生活。後來我們該幹甚麼就幹甚麼，再也不用為孩子擔心了，可以放心的叫她在家裏繡花，從此我們家有了歡笑，有了快樂。

就在中國政府鎮壓法輪功以來，我們師父被誹謗，無數法輪功學員受迫害。2000年元旦前夕我和小玲還有小玲的四嬸等人決定到北京上訪，要為法輪功討回公道，為我們師父討回清白，也準備去我姨家告訴他們法輪大法好，不要受電視欺騙，誰知走到當地車站就被派出所幾人把我們推下車，問我們去幹甚麼，我說走親戚。他們甚麼證據也沒有，只是因為小玲把身份證拿出來了，他們就和派出所聯繫，問我們是不是學法輪功的，就這樣我和小玲還有另外一個法輪功學員被派出所無理的用手銬強行帶回，在派出所被銬了兩天，夜間把我們三人銬在一起坐了一夜。小玲的爸借了2000元錢交了押金，這才把我們放了。回家後村子裏住上了派出所，天天到我們家騷擾，一次見不著我，就再來一次，進家後翻這翻那，只要有法輪功的書籍資料就拿。不久後的一天中午，我在家做飯，派出所就來問我：「現在還練法輪功嗎。」我說：「煉！在地球上一天就煉一天！」警察氣急敗壞的說：「好，你等著。」氣呼呼的走了要去彙報。這下把我丈夫嚇壞了，和我吵了起來，小玲去了她四嬸家，結果沒抓。因為我們三人說堅決煉，這樣警察就白天黑夜看著我們，怕我們上訪。

春節剛過，北京編了一場「天安門自焚」戲後，形勢更加緊了，騷擾之事差不多天天有。就在2001年3月4號這天早上，派出所又來告訴準備被子和女兒一起到派出所辦洗腦班。我和小玲正在家做針線活，小玲準備五一前後結婚，就來了3輛車非法抓人，我們娘倆一車。在派出所的4天，小玲白天哭夜裏哭，她覺得平白無故為甚麼抓我們，她說：「我想活，他們不讓我活。」後來警察強迫我們寫了保證。回家後，派出所還經常來騷擾，就這樣本來受不得驚嚇的孩子突然病情急劇惡化，一天比一天重，最後3天受的苦令人不敢想像，2001年的6月16日，才25歲的小玲就這樣含冤而去了，告別了人世。

這場悲劇是誰造成的？所有世界上善良的人們，兄弟姐妹們，我們學真善忍有甚麼罪呢？我們做好人無罪，我們煉法輪功無罪，是下令迫害的人害死了這麼多無辜的善良人們，在中國沒有一塊地方能讓善良的人說句真話。派出所的惡人曾經就說：「現在法輪功的人就是被打死了，也是白死，沒有說理的地方。」我們真是有理無處說，有冤無處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