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所走過的路寫出來

【明慧網2003年8月22日】我是一名大陸大法弟子，今年54歲，我只讀了三年小學。我看到明慧網的文章，呼籲大法弟子把自己的修煉過程寫出來。我也很想寫，可是由於自己文化水平低而且覺著自己修的也不是那麼好，所以一直遲遲沒寫。有一天我同功友談及此事，功友便鼓勵我說：你寫吧，寫完我幫你修改。還有其他功友也鼓勵我寫，這樣我就下決心把我所走過的路寫出來。

我從小失去了母親，我是在親戚家長大的，結婚前曾經換過4個家庭環境。婚後丈夫雖然很愛我，可是卻不知道關心體貼我。由於生活的坎坷我身體健康狀況一直不好。在1975年的時候我得了一場大病，那真是死裏逃生。大病過後身體更加虛弱了，接著又染上了好幾種疾病，雖然多次住院，療效都不顯著。由於常年有病，用藥太多，好多藥吃了都不管用，而且一用藥就過敏。後來，又學了幾種氣功，也沒有甚麼明顯效果。我被病魔折磨得真是生不如死，時常產生輕生的念頭。就在我求死不得，求生又難的時候，偶遇一位氣功功友，她說：她現在煉法輪功了，這個功法很好。我欣然接受，從此以後我就走上了修煉法輪大法的路。修煉一段時間以後，我的身體完全恢復了健康，也遠離了用藥之苦。我不但身體健康，而且對人生充滿信心，有了生活的勇氣，我完全變了一個人。我真正體驗到了大法的神奇，我決心堅修到底。

1999年的7.20，大法蒙受了不白之冤，我心裏難過極了：這麼好的功法為甚麼不讓我們煉？我想要討個公道。我就給國家政府領導人寫信。1999年12月25日，我帶著這封信去北京上訪。那時進京的列車正在抓上訪的大法弟子。我就同功友坐上去天津的火車，然後換公共客車去了北京。到北京後我們就去信訪辦送信。在這之前很多功友都沒能走進信訪辦就被抓了，我們今天還很幸運，我倆走進了信訪辦，接待信訪的窗口前圍了好多人，我們剛走到那裏，接待人員說不接待了，窗口前的人都走了，我沒有動，等到人都走開後，我就把我寫的信遞了上去，接待人員看了我的信，看完後又把信還給了我。關於法輪功的事他們根本就不受理。天哪！偌大的一個國家、一個政府沒有老百姓說話的地方了。那個人看了我的信後就通知警察把我和同修抓了起來。過了不長時間就把我們送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進行審訊，然後就通知當地駐京辦事處。當到辦事處的時候那裏已經抓了我們地區的好幾個功友了，最後我們往回返的時候，一共是九個。在返途的列車上警察在車上賭博，他們輸了大把的錢也不在乎，而且還說輸就輸吧，反正也不是我們自己的錢（當時我們有所不解，後來才知道他們臨去北京之前，到我們每個人家勒索2000元人民幣）。回到當地就把我們都送到了派出所，接著就開始審訊，審完後讓每個人簽名。我看到上面寫的是審犯人的目錄，我堅決不簽。我說：我沒有犯法，我不簽名。警察很惱火，嘴裏不乾淨的罵著。由於我非常堅決，警察最後簽上了警察自己的名字。（現在想起來真是好笑，他倒成了被審判的對像了）我們一同回來的9個大法弟子中，我們這個派出所管區的共有5個人，其他4個人都被拘留15天，我卻被當場放回家。

我進京上訪沒有告訴家人，所以我走後我丈夫得知，便坐飛機去了北京尋找我，但也沒找到。我回家後丈夫把我的親人都找來了。這些人又哭又鬧說甚麼的都有，但只有一個目的：讓我放棄修煉，放棄證實大法的行動。丈夫也大發雷霆，我從來都沒看到他發那麼大的脾氣。當著眾人的面撕碎了我的兩件衣服，面對這一切我告訴我丈夫，這一切壓力都是鎮壓造成的，我們修煉「真善忍」沒有錯，我修煉的決心任何人都改變不了，我就是要飯也要修煉大法。

自從進京後警察經常來我家騷擾，半夜三更來砸門，丈夫被他們嚇得心臟不好。公安局還找到我們單位，讓單位領導給我施加壓力。

2000年12月5日早晨6時許，警察又來我家，要帶我去參加洗腦班，我丈夫據理力爭不允許他們帶我走，警察說我丈夫妨礙公務要把我丈夫也帶走。我說我的事你們就對我來好了，和我丈夫沒有關係。他們強行把我帶到車上送到公安局。這裏已經抓來了好多大法學員，那天天氣很冷（12月份東北的天氣已經很冷了），好多人都沒穿外衣就被強行帶走了。警察根本就不給穿衣服的時間，他們真的很邪惡。他們把我們送到離居住城市很遠的偏僻小鎮，到了那裏已經是10點多了，下車後看到警察手裏都拿著警棍，表情很惡。當時我們住的地方據說是一個療養院，可是他們都把療養院變成了監獄，安排了武警部隊站崗，大門口都有崗哨。警察在走廊裏來回走著，每個房間裏，還有邪悟的叛徒看管，他們禁止大法學員之間講話，而且還把牆上貼了許多誹謗師父和大法的文章。我們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起床，然後到操場上集合做操、跑步，做不好還要罰站、做飛機式、甚至打罵。不管年齡多大都得跑，有的學員腿腫得行走都很困難。由於我在來時正念就很足，來到這裏後，我想我決不做違背大法的事，我修大法的這顆心是任何力量都動不了的。就在第三天清晨跑步的過程中我暈倒在操場上，管理人員把我拖到廣場邊上，惡狠狠的叫我站起來，當時我感覺身體沒有知覺，全身麻木，根本就不能行走。他們看我實在不能動就找人把我背到住所，當時醫生不在，護士給我量了血壓，血壓很高，而且不穩定，那時我的手腳冰涼，呼吸困難。護士要給我用藥，我說我藥物過敏。洗腦班的負責人說：我們都走不用管她。過了好長時間醫生回來了，給我檢查後說有生命危險，必須得送回家去。他們不同意，還說得請示市政府，他們同市政府聯繫後同意我回家。下午由醫生和政法委的人把我送到家。就這樣我離開了邪惡的洗腦班。回家後沒過幾天我的身體就恢復了正常，我又溶進了正法的行列中。

2002年春天長春大法弟子利用電視向世人講清真相的壯舉鼓舞了我，我又有了去北京天安門打橫幅證實大法的念頭。這個念頭與日俱增，所以在3月12日這一天我又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車。為了防止家人的干擾，我沒有當面講清，只是留了一張字條，放在了不易馬上發現的地方。可是偏偏那天丈夫卻很快發現了這張字條，他計算到我乘做的火車所行走的位置，然後打電話通知A市的親家，親家接到我丈夫的電話後，馬上坐出租車追趕我乘坐的這趟火車，他們比火車提前20分到達了B市，中間花了100元的車費。他們上了我乘坐的這趟火車，挨個車廂查我，也沒找到，最後他們找到了乘警幫他們找。

因為是在夜間，很多人都睡了。他們爬到每個鋪位上查，他們真是費盡心機，不遺餘力的阻止我證實大法，我想他們真是太可憐了。他們終於在軟臥鋪車廂找到了我，我當時心理一震，他們怎麼來了呢？這時警察要我的姓名和電話號碼，我沒有告訴他我的真實姓名。又到了一站我們便下車了。回到家裏我心情非常懊喪，我帶的條幅也被親家給偷偷扔在車上了，我想雖然我沒能在天安門打橫幅，我在家鄉也要把條幅掛出去。我就做了一個稍大一點的條幅掛在了一個大樓的牆上，這個條幅一直在那兒掛了好幾天。

在2003年1月至兩會前我所居住的城市大街、小巷、道邊、路旁，牆、窗、樓道裏、電線桿上到處都貼上了獎勵民眾抓捕大法弟子的通告。抓一個大法弟子獎勵500--1000元。通告上蓋有公安局的公章。我看到這些通告後心情很沉重，邪惡真是變著方式害人呢。我想堅決不能讓邪惡得逞。從發現那天開始我每天都要找機會出去揭下幾張。我先揭我住所附近的，然後逐漸擴大範圍。大街上人來人往，車輛川流不息。有一天晚上我揭了許多，可能在揭的過程中被壞人告密了。就在我又往下揭的時候來了一輛警車，我被抓捕了，然後他們把我送到派出所，對我進行逼供，並且叫我罵師父，我堅決不配合邪惡，就不報姓名、不報地址。他們就對我拳打腳踢，拽我的頭髮，用拳頭猛擊我的頭部。打得我暈頭轉向。（而且回家後還暈了還幾天）我想是師父和大法救了我，我寧死也不能做違背良心、違背大法的事，經過幾次審訊他們也沒得到結果。他們要把我送到公安局去，由於幾天來家裏一直沒有我的音訊，家人便四處找，正在這時家人找到了這個派出所，並要求他們立即放人。他們不肯放人，後來通過關係才給我放了出來。有一件事情要交代，我在最後揭的過程中發現有一個人好像在監視我，我一看他，他就裝著打電話，由於我執著多揭，還給自己訂了計劃一定要揭多少張，所以被邪惡鑽了空子。

我這次被放出來後，我便抓緊時間講真相。我聽說邊遠農村還有不了解真相的地方。一天晚上我同一位功友帶上幾百份真相資料去了那村莊。做完後已經很晚了，那裏因為偏僻很少有車，可是我們剛到路邊就過來一輛出租車，司機很熱情叫我們上車，而且價格很低，還一直把我們送到家，我真是體會到了師父的慈悲。我只做了一點點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可是師父就是這樣關懷備至。

還有一次，街道主任給我家來電話，說不要出去做證實大法的事了，還說不出去就沒有事。我告訴她，我沒有做壞事。吃完午飯後我心裏很煩躁，就不想在家呆著，便出去走走。晚上回來後丈夫對我說：我剛走半小時警察便帶車來抓我，他們查遍了整個房間，連櫃子都查看到，然後說上午還在家現在怎麼沒人呢？

還有一次是在晚上，警察又來抓我，我想我不能被他們抓走。我就走進了陽台，躲在一角站著。他們進屋後到陽台也看了，卻沒看見我。我想都是師父在保護我。

幾年來我經歷了多次考驗，通過這些事情我體悟到時刻想到我是大法真修弟子，一道道難關都能闖過去。雖然我還有沒修好的地方，但是，我一定要在這條修煉的路上走下去，決不辜負師父的慈悲苦度，不辱沒正法時期大法弟子的稱號，我就是要做一個合格的大法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