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助學生的好老師屢遭迫害

【明慧網2004年10月27日】我曾在貧困山區教過短期的書，修煉法輪大法後，善心使已在異地工作的我常惦記著那裏自己教過的學生。1998年，在自己經濟並不寬裕的情況下，我寄了1000元給他們（足夠當時那班十幾個學生交勤工儉學任務的錢）。也許是太少人在那裏這樣做的緣故，區區1000元竟然也被當時的地級日報給予了報導，我的事蹟也因此而被廣為傳頌。

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團突然開始在中國鎮壓法輪功。這顯然是錯的。鎮壓數月後，修煉大法身心受益的我覺得自己有責任把大法的「正」與「好」告訴政府及世人。於是，我將自己及親友身心受益情況和捐資學生的事蹟寫成長信，寄給了當時報導我捐資的地級報社及省級大報，並懷揣長信去了北京。我將長信複印分別寄給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中央電視台及全國人大、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等機構，最後，我手拿信件來到了國家信訪局。聽說是為法輪功上訪，工作人員根本不接上訪信，接待我的換成了警察。他們強行搜了我的身及行李，填表後就通知戶口所在省駐京辦的人將我接走。

而後，地方縣的公安政保大隊將我劫回縣城。我把自己的上訪信交給辦案人員並詳加說明。可是，政保卻把我的正常上訪變為「擾亂社會秩序」，從而非法將我「刑事拘留」。半個多月後，政保以「取保候審」之說向家人勒索了2000元保證金，後放人。

2000年國慶節前，我及其他教育單位功友被縣教育局強制集中到指定地方「學習」，實為洗腦。半個多月後，每人被迫交了上1000元食宿費及2000元的保證金（教育局主管領導以個人名義寫的手條，沒有公章）。當時沒有現金的由原單位代付，然後從每月的工資扣除，我就是如此。爾後長達數月，深受領導、學生、家長歡迎的我發工資時卻只有白簽字的份。

2001年暑期7月20日前，我及其他教育單位功友又一次被強制集中到了縣教育局。大概3天後，卻又莫名其妙的要求交600元，這次連收條都沒有。

2001年國慶前夕深夜，縣政保及鄉派出所惡警突然闖到我單位，強入我宿舍。一進屋，惡警們就用電筒到處亂找亂翻（我隨身帶的大法書被發現並沒收）。「嘿！有存摺。」一惡警喜出望外。細一看，「有二千五」，惡警報告同事。再仔細看最後的記錄，「哦，只有十元了。」惡警似乎很失望，將存摺隨手扔到了攪糟了的床上（存摺是為保管學生暑假交的補課費而開設，開學後交還學校了）。緊接著，惡警找我要停在室外的摩托車鑰匙，我說「不知道」。於是，惡警貓腰床底、牆腳找了好一陣，終於找到了。惡警們全然不顧其他師生正在睡覺，將摩托車發動開走，沒說明扣車原因，也沒留下任何「財產扣押單」之類的法律文書。中國憲法規定「公民的私人財產不容侵犯」，他們竟如此粗暴的踐踏憲法。

獨自臥床休息的我這次又莫名的被以「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遭綁架，惡警們把我劫到政保大隊，一整晚不讓我睡覺，強迫面壁站著，第二天早上也不給我早餐，後把我送看守所非法關押了十五天。出來後，我走路回單位上班，路過一馬路邊的魚塘時，發現自己的摩托車停在那裏，有兩人坐在魚塘邊釣魚。當時為上午正常上班時間，派出所警察竟騎著搶劫來的摩托車去釣魚，真是無法無天。我將這事說給單位同事聽，同事個個說「這簡直就是土匪」。過了幾天，派出所到單位說下午可以給我摩托車鑰匙，但要我去幫他們寫學習所謂「三個代表」的體會，其實就是偽造，說是上級要檢查。他們搬出一堆人民日報，讓我從中東拼西湊了十多份（身為大法學員，我明白自己在怕心下參與他們這些見不得人的醜事實在不應該），隨後，將鑰匙及車還給了我。

2002年春節後，我跟單位領導打好招呼就出外打工了。沒多久，單位領導利用我對他的信任，來到我的打工地，將我騙上了單位接我回去「交差」的專車。我覺得自己沒做錯甚麼，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工作，沒必要跟他們回去，於是中途停車休息時自個往回走了。他們自然不肯罷休，說甚麼「否則自己會下崗」，便又派了兩個派出所惡警來一同找我。由於自己沒把握好，他們找到我並將我劫回了縣城，並又以「擾亂社會秩序」的名義（其實都是他們在「擾亂社會秩序」）將我非法關押。派出所惡警通過單位領導向我勒索，開始說要20000元，後來說10000元，再後來說不能低於8000元。這跟「黑社會」綁票沒甚麼兩樣！獄外的好友希望我能早些出來，於是幫我湊齊8000元，交給了派出所惡警。當我要「收據」時，惡警說「我們做事你放心，肯定會給你的」，可是，後來惡警們連手寫的收條都沒有給我。

我因修煉「真善忍」而心生善念捐資學生，卻也因不放棄「真善忍」而屢遭迫害，這是中國社會的悲哀。修煉「真善忍」做好人沒有錯！我強烈呼籲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們都來了解法輪功真象，幫助制止這場在中國仍在發生的迫害，將所有的參與迫害者繩之以法，伸張世間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