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普大學博士生給中國同學的一封信
大家好，
我叫×××，TEMPLE××繫的博士生，現在住在DC地區──因為我先生在這裏，我也一直在邊工作邊寫論文。大概很多人還記得，兩年前在BELL TOWER的附近，經常能看到我在草坪上煉功。現在我也經常在午休時間辦公樓外的小公園裏打坐煉功（能很有效的消除疲勞）。這個地方在DC市中心，剛好對著白宮。有時跟我一起煉功的還有老外。
這幾天來發生的事似乎都多少跟法輪功有關。那麼，我想這事實在不行要不這麼著，如果真要有個甚麼交代的話，不如咱們到領館去彙報我的名字來的比較直接──畢竟這是所有問題的癥結所在：是法輪功在中國大陸受到鎮壓，被定上各式各樣的罪名，還成立了專門的機構（叫610辦公室，職能和中央文革領導小組類似，可以凌駕於各種法律之上），某位中央領導人親自下令來對付的。據說在國內，舉報法輪功會有獎金，我倒是有點好奇，不知自己被舉報會給大家帶來多少「實惠」──開個玩笑啦。
不過恐怕這樣做稍微顯得有點無聊──首先呢，法輪功在美國是合法的，事實上世界上除了中國大陸之外，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煉法輪功都不犯法（NOTE1），相反，還受到法律保護的──包括一過羅湖橋的香港。不僅如此，本來99年7月前在海外法輪功知名度還沒那麼高，一鎮壓，好像給做了全球廣告一樣，很多人都想來了解了解到底是怎麼回事，這樣一來反倒煉的人越來越多，這方面台灣是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因為同為中華同胞，理解和接受這種中國傳統的修身養性的東西比較容易吧）。
還有個原因，那就是我的名字早就在他們的名單上了。本來由於某位領導人可能是因為妒嫉法輪功的得人心，並且考慮到講真善忍的人反正又不會去鬧暴動，所以當然應該是轉嫁社會矛盾的最好替罪羊啦（這是有他本人的講話為根據的），於是來個「三個月消滅」（剛好可以國慶獻禮），結果三、四年過去了還是沒有消滅的了，反倒這事越搞越大，騎虎難下的，尤其是海外的這幫法輪功──於是又全面啟動海外間諜特務系統，用了最先進尖端的手段來對付像我這樣的平頭老百姓。比如說，我和很多位煉功的朋友的護照都被使、領館拒絕補發或拒絕延期（我的護照是丟了不給補辦──這個丟的過程也很有意思）。這倒印證了舊金山領事館發言人的一句話，他在去年初加州法輪功學員、美籍華人李祥春回國被抓後，曾經在當地一家華語電視台的採訪中說，「我們掌握所有海外法輪功成員的名單」「你們最好別回國」（大意）。
那麼既然我是煉功的人而別人不是，在國內外挨整挨批的目標都是我們，舉報我反倒沒多大意思，那麼其他人的擔心又從何而來呢？大家有沒有想過，在這場「群眾鬥群眾式」的迫害中，到底誰不是受害者呢？為甚麼都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同學朋友，非要忙不迭的來「劃清界線」呢？我在TEMPLE有很多同學、朋友和老師，他們很多人曾開玩笑說，儘管他們不煉功，但是要是我回國被抓的話，他們肯定會來救我的。
我家在濟南，我的一個朋友叫劉健，我98年從美國回家探親時還見過他，就因為他人非常耿直，不願意說昧良心的話，不願意寫甚麼保證書、揭批書，2001年3月份被抓起來關到濟南附近的劉長山勞教所，我在2002年初聽說他在那裏活活的給折磨死了。而到今天也沒有任何人為他的死承擔任何責任。他才33歲，上有父母下有小孩。每每想到這件事，我都會難過的掉眼淚。可是，你知道嗎，當時我設法與我其他在國內的認識的人打聽他的事情時，幾乎沒有一個人敢講一句話……那時的我深刻的體會到一句話，叫「沉默不是中立」（「SILENCE IS NOT NEUTRAL」）──看到殺人放火都假裝沒看見，這種麻木是不是在殺人呢？──當然我能也理解大家都有很大壓力，尤其是在那種強勢的宣傳下。那麼反過來講，那些在那樣大的壓力下還敢講句真話的人就更顯得難能可貴了。其實中國歷史上一直都有很多在強權面前不趨炎附勢，堅持良心和操守的人──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蔣彥永醫生，這樣的人也不能叫做不愛國吧。
我在美國遇到過一位以前在CCTV工作的人，見面談到法輪功，她告訴我至於那些有關法輪功的報導是怎麼造出來的，她比我知道的還多，我就不必說了──但是她只是一個勁的追問我，「為甚麼，到底為甚麼，你們這些人有這樣的……？」勇氣，決心，還是韌性？從她的不可思議的表情上，我理解她找不到合適的詞來形容她的震撼。她告訴我她在北京時，看到過天安門廣場上被抓被打的法輪功學員。那些場景讓她記憶深刻。
另外有件事情，那是在我修煉法輪功之前的事了。我在復旦念書時，暑假有些人自覺留下來考G，考托的，女生宿舍樓裏沒幾個人了。有一天半夜驚醒，我聽到很淒慘的「救命」的喊聲，好像就是在我的那個樓裏。我本能的跳下床，伸手去開門──可是手還沒碰到門，突然莫名其妙的害怕了起來，而且越想越害怕，搞到後來我一扭身趕快去叫另一位同寢室的同學，告訴她我很害怕──於是兩個人都嚇得沒敢出去。好在那天沒有太嚴重的後果。這件事情讓我深深的自責，很久很久都不能釋懷。第二天見到同學，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以後再有這樣的事，咱們一定要出去。」
其實在這裏，我想說的是從小老人就教的，就是看到或是知道別人在受冤枉受難的時候，能幫就幫一把，也不是求積甚麼功德了，只是求對得住良心吧。再不濟也不能落井下石，那樣以後是會被人戳脊梁骨的。
那麼很多問題就落回到一點上：到底法輪功是怎麼回事？是真的冤枉了嗎？誰對誰錯？到底是不是在搞政治？是不是法輪功別折騰了就萬事大吉了？
簡單的說，我覺得有兩個方面：
從法輪功學員的對個人負責的角度來講，這是牽扯到信仰的問題──就好像基督徒寧願被餵獅子，釋迦牟尼的三百弟子寧願掉腦袋，也不願放棄信仰一樣──這可能對沒有精神信仰的人不太好理解，修煉的道理是講要重德修身，跟搞甚麼政治是絕對扯不上邊的，更談不上推翻政府──四年多的時間裏，法輪功的人所講的不過就是那句話「請停止迫害」，而且表達的方式很平和，沒有任何暴力行為。信仰的確是法律強迫不來的事──所以中國的憲法也規定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法輪功在99年之前的大陸和現在60多個國家的經驗也都證明，無數的人是從中受益的，法輪功在各國贏得了上千的褒獎。而且，國外有那麼多人也煉功，那些外國記者的鼻子靈的很，為甚麼總也挖掘不出像CCTV、新華社上那些關於法輪功的新聞哪？反倒是會時常有與新華社不太一致的報導，一個例子的就是天安門自焚案後，「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專門跑到那個所謂自焚致死的劉春玲的家鄉開封，採訪了不少人，文章最後一句話是「沒有一個人見過她煉法輪功」。（關於這個自焚案，大家可以參見https://asp.fgmtv.org/test/ProgramDetail.asp?NewsID=1193）
從對社會負責的角度來講，整個的國家機器和整個社會輿論被利用來摧毀一個正的信仰，方方面面都要受到影響──近1/10的人口要被從「肉體上消滅，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拖垮」（某位領導人原話），同時還要讓其他的9/10保持沉默或者甚至是做幫兇。我相信折磨死劉健的也都是我在濟南的父老鄉親。你可以不喜歡法輪功，但讓你去活活折磨死你的鄰居，稍有良心的人都不會幹的，那麼為甚麼發生了呢？還發生了那麼多起（有名有姓獨立核實過的就有800多了）？這得用多少精神刺激、物質刺激和輿論欺騙才能維持呢？是否因為這個毫無收益可言的巨大投入，使得本來就不富裕的國家財政更糟糕──以至於政府在它最應該發揮職能的兩大領域（公共衛生和公共教育）中落在了甚至是烏干達這樣的國家後面？還有，幹這些事的人和指使他們這樣幹的人的良心今後會怎樣的不安呢？這樣下去社會會有真的誠信嗎？這樣維持的穩定是真正的穩定嗎？
那麼也就難怪了，很多官員離任時（在這裏我就不指名了吧），曾私下找到我們煉功人，說他在任期內所有關於法輪功的一切所說所做，都不是出自他的本意；同樣，鎮壓之初，7位政治局常委中6位不同意鎮壓；現在的新任領導也都明白不解決對法輪功的錯誤鎮壓，很多事是沒法做好的──講這些當然並不是指望誰來平反（其實年紀大一些的人知道，近代中國很多次類似的政治運動最終的結果是甚麼，代價又是甚麼）。善惡有報是天理，我只想把這些事實講出來，希望大家有個了解，「公道自在人心」吧。
說到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呢，我想起一件事。以前我在北費城TEMPLE醫學院附近住的時候，有一陣子鬧賊，搞的人心惶惶，很多同學紛紛想辦法搬家。我當時的想法是，「做壞事的是那個賊，不是我。應該害怕和提心吊膽叫人發現的是他呀──我有甚麼好害怕的。」我一直住在那兒好幾年，沒有甚麼事。當然這可能是個不太恰當的例子，就說這個意思吧。無論在哪裏都想控制住別人的思想，甚至不惜挑起同胞間的誤解、歧視和仇恨，這樣的作為的確是讓人覺得與學生、學者的身份不太相稱，也超越了任何外交官員的正常職責範圍，我想如有必要，這樣的人自然會有相應的法律來規範的。當然我也聽說其實很多人是很了解法輪功是怎麼回事的，只是被迫無奈的。就像我99年回國就因為被警察攔住問是不是煉法輪功的時回答了個「是」就被抓後，一個警察曾私下裏悄悄跟我說，「其實我知道你們煉功的人都是挺好的人……」那警察是我們街坊，在濟南有好多煉功的人。
在國內時可能沒有太多的機會聽到這些方面的聲音吧。我在99年底回國探親時，親身體驗了在那種一言堂的環境下的高壓和承受。我想大家既然在國外了，可以有比較多的渠道來看來聽，衷心希望大家都能不帶有先入為主的印象多些了解。作為學生、學者，是富有社會責任感的，也是肩負了很多社會的道義責任的──我覺得能多方面了解了解這件影響了每個中國人的事，對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將是負責任的，有好處的。能來美國的每個人都很不簡單，相信大家會有自己的判斷。
謝謝。
（姓名略）
注1：嚴格的說，在大陸也沒有任何一條法律說不准煉法輪功，公安部的規定是不能稱為法律的。憑某位領導人的一句話就定性，然後再來立法的做法本身就是沒有法制的體現。
注2：文中姓名等個人信息為編者所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