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法會|放下自我時是另一番天地

【明慧網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我是一九九六年得法的老弟子。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後，面對當時鋪天蓋地的造謠、誣陷，層層層層的迫害、打壓，平日個人修煉階段沒修去的執著心非常明顯的暴露出來，其中最主要的是怕心。越怕，邪惡越專找我的怕心下手。它們把我定為我市十個輔導員及骨幹之一，在刑警隊非法審問我十多個小時。儘管怕，但我知道我是大法弟子，不能出賣其他同修，當時想，不能幹出賣佛的勾當。後來我在街上一見到警車就心跳，真是彷彿一草一木都長眼睛看著我一樣；看到同修也不敢打招呼，怕被惡人看見；聽到家裏電話響，心「撲通撲通」的跳好一陣子。公安局、派出所、學校、教委、組織部輪番找我，真覺得是「百苦一齊降，看其如何活」（《洪吟》〈苦其心志〉）的感覺。

偶爾靜下來時向內找，知道這是自己怕心招來的魔難。大法書不敢放在家裏，我就每天背《論語》。漸漸的，怕心少了。大約在九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單位領導在做我「轉化工作」時，我堂堂正正的告訴他們：我沒錯，法輪大法是正法，我要堅修到底。他們非常恐慌，連忙彙報給教委、組織部。無論誰做我的工作，我都表示堅修到底的決心。說來也怪，自從我堂堂正正站出來之後，再也沒人來找我了，就連每天到我家「報到」的警察都不來了。恰好那年冬天單位不上班，我把《轉法輪》請回來，每天學法，堅持每天看三講或五講，最快時每天通讀一遍。每看過一遍，我就在紙上畫一道，五遍就是一個正字。一個冬天，看了七十多遍《轉法輪》，突然有一天，自己感覺好像沒甚麼可怕的了，那時就是有人拿刀、拿槍對著我問我「煉不煉」時，我都敢說「煉」了。我知道通過學法，「怕」的物質消去很多了，我該走出去為大法上訪說句公道話了。

進北京證實大法的經歷

二零零零年二月，我和另一同修同去北京上訪。當時因為法理不清，沒分清個人修煉與正法修煉的關係，認為走到哪裏都得被當地接回來關押，沒有我一定要走到北京的正念，結果半路被截回當地，關在拘留所，受盡打、凍、餓、累等折磨。其間我七十多歲的老父親從外地趕來看我，流著淚求我，讀高中的小女兒也給我寫信，都叫我寫「不煉」，好回家。我知道，這是我放下對親情的執著的時候了，沒為其所動。四十二天後，我被迫寫了「不進京上訪」等四條「保證」才被放回，其中家人給當地的政保科長送出一千元錢，單位又交了一千元罰款。

由於法理不清，把邪惡所謂考驗當作自己應過的關，默默的承受，沒有及時反迫害。二零零零年八月，我被學校強迫下崗，每月只給不足二百元的生活費。失去了工作，接踵而來的家庭魔難、社會壓力方方面面同時襲來，丈夫喝酒回來後總是拿我出氣，找茬罵我、打我，有時在大街上、在公婆家抓到就打。有一次從晚上九點打到凌晨三點，若不考慮自己是大法弟子，自殺罪更大，是破壞大法的行為，我真想從樓上跳下去。現在回想起來，那時把這種迫害當成了人對人的迫害，恨心、爭鬥心、不平衡的心理一直很重，忘了向內找，心性越來越低，魔難相對來說也就越大。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們七名同修一道再一次踏上了去北京證實大法之路。在天安門廣場，我打開了條幅，喊出了積壓在心底很久的話：「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還大法清白！還我師父清白！」然後被天安門的惡警綁架，輾轉分流到錦州市第二看守所。在那裏，我們不報姓名、地址，肩並肩，手挽手，形成一個堅強的整體，共同抵制邪惡的野蠻灌食等迫害。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令人盪氣迴腸，神聖悲壯。三十八天後，我被家人找到，被警察勒索八百元錢，其他同修有的是無條件釋放，我知道這是我沒放下對錢的執著。

反迫害　講真相　救度有緣人

有了兩次被綁架的經歷，回來後產生了很重的怕心，怕被再次綁架怕罰款，出去做真相做的很少。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一名同修給我送來了她寫好的證實法的條幅，按我當時的心性，出去掛就是強為，但一想到自己是老學員，我若不出去，會影響其他同修，沒有站在正法的基點上認識問題，用人心去作正法之事，可想而知，結果我和另一名同修被蹲坑的惡警綁架，在拘留所絕食十六天，第十八天送去勞教，勞教所拒收，被公安局又勒索去一千元錢才放回家。

回來後，我簡單的向內找，認為是怕心所致，自己在講真相方面做的很差。就在家裏學法、發正念、看明慧網的文章，為講真相做準備。通過學法、看同修交流文章，知道正法時間有限，救度眾生緊迫，我只給本單位的同事講過真相，教委從來沒去過，他們不明白真相，還扣壓我一千多元下崗工資，我一定要去對他們講真相。要不要回下崗費不重要，重要的是給他們一個擺放位置的機會。考慮到自己還是有點怕，我就打電話約教育系統的其他同修（她們也一樣被教委扣發了下崗工資），可是她們都不去。我去還是不去？我問自己，如果教育系統就你一個大法弟子，你就不修了嗎？你就不去救度那裏的眾生了嗎？我一定放下這個怕心、依賴心，我下定決心，就我一個人也去。

自從九九年九月份以來，我還是第一次來到教委大院，我心裏對師父說：「請師父加持我，我一定要救度這裏的有緣人。」頓時覺得自己非常高大。我先找到一把手，與他講扣壓我工資不對，又講了大法洪傳世界，電視媒體造謠等真相，他聽後，只是說：工資不歸我管，你去找某某某。我又去找二把手，講完真相又到三把手。這樣，一個個，最後找到財務科長。財務科長說：「是『六一零』不讓發，你去找市政府『六一零』。」轉了一圈，走到院子裏，我想：不對，我這不是被他們的安排帶動了嗎？不行，我還得回去，又回到財務科，對科長說：「是你扣發我的工資，怎麼讓我去找」六一零「呢，又不是」六一零「扣我，我就找你要。」科長只好找到管財務的二把手，又找到前任財務科長，三個人商量，最後找出一個名單，有教育系統被扣發工資的十幾名大法弟子的名字，下面落款是「六一零」，還是讓我去找「六一零」。我出來時又碰到主管財務的領導，給他又講了半天大法真相，他還提出了幾個問題，最後他表示：學法輪功的都是好人，他的一個朋友也是學法輪功的，電視說的真不一定是真事。回家的路上，想到這裏的有緣人的觀念的轉變，心裏沒有怕，只有儘快救人的緊迫感。

「六一零辦公室」是迫害法輪功的職能部門，專幹壞事，去那裏講真相，我真是連想都沒想過。去還是不去？我猶豫了，這時恰好另一同修給我打電話，說好第二天我們一起去「六一零」。第二天我倆一路發著正念，八點鐘就來到了「六一零」。主任恰好是這位同修的一個學生，很熱情的接待了我們。我們兩個坐在他的辦公室給他講真相，他非常專注的聽著，其間有幾次電話催他去省城開會，他都說有客人先不去，我倆幾次欲走都被他攔著，非得繼續聽我倆講。一直到十點半，我倆才離開。他布置他下屬一個科長與教委溝通，給我們發回扣壓的工資。第三天，教育系統的其他同修也都參與進來，我們有的帶傳單、真相光碟，教委一主管迫害法輪功的領導說：「將來你們法輪功平反了，你們哪位當了市長，可別忘了我們。」我們說：「我們不參與政治，但您善待大法及大法弟子，將來一定會有福報。」又過了十幾天，扣壓的工資發下來，其它系統的大法弟子也都找本單位，要回了扣壓的工資，一時間，百姓相傳：「法輪功要平反了，扣壓的工資都返回來了。」

值得一提的是，「六一零」那位科長與教委溝通時，想從中作梗，撈取個人好處。大家沒有買他的賬，繼續找那個明白真相的「六一零」領導。「六一零」這個主任當著我們的面把那個科長批評了一頓，沒過幾天，那個科長被撤職了。「六一零」這個主任也調離了（可能他不想再迫害法輪功了）。遺憾的是，當時沒給他那個科長講真相，使他被邪惡利用而對大法犯了罪。好在其他同修給他郵寄真相資料，以後再沒聽到有關他迫害法輪功的消息。

幾經周折講真相　要回身份證

有了這次經歷，我想，正像師父在《轉法輪》中說的：「人類社會各行業都是應該存在的，是人的心不正，而不在於幹甚麼職業。」又說：「在各種階層都可以做一個好人，不同階層存在不同的矛盾。」那麼我們在社會上遇到的各種人，都應該是我們救度的對像。我想：「六一零」的其他人員還被矇蔽，不知道真相，我們還應該去講。我和另一同修以要身份證的名義又去了「六一零」。那天，主要領導都去開會，只有一個人在。我倆給那個人講了很多大法真相。講明白後，那人表示，他今後一定記住我們告訴他的話。他還說：「你們也不是要身份證來了，是給我上政治課來了。」我們說：「不是政治課，是救你來了。」他連忙說：「是，是，是救我來了。」

第二天，我又來到「六一零」，找到管法輪功學員身份證的新任科長（原來那個科長被撤後的新任科長），當時屋裏好幾個人要身份證，都被他以上邊不讓給為名打發走了。我想，任何邪惡都沒有理由阻擋我要回我的身份證。他的辦公桌放一大摞法輪功人員轉化情況表，手裏正拿一份看。我一看，正是寫我的名字，上邊寫著「已轉化」，心想，管它呢，是單位寫的，又不是我寫的。我告訴了他我叫甚麼名字，來要身份證，他把手裏的那張表鎖在抽屜裏，對我說：不能給。我說，誰不讓給？他說是上邊。我問上邊是誰，他說共產黨唄。我當時說：哪個共產黨會說話？你給我找來。又問他：「身份證是你的？是我的？」他說：「當然是你的了。」我說：「既然是我的，為甚麼不給我呢？法律上明文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無權扣壓居民身份證，你們為甚麼執法犯法呢？江××不是說以法治國嗎，這不明擺著說假話嗎？又以德治國，是我的東西你們強行拿來不給我，這是甚麼道德？我看他無德又違法。聽他的，早晚把你們坑了。」

他說：「不是怕你們上北京嗎？」邊說邊翻鐵卷宗櫃給我找身份證。我說：「去不去北京是公民的自由。你就把所有大法弟子的身份證都鎖在你的鐵卷宗櫃裏，天安門照樣天天有證實法的。」

這時我順手翻了翻他辦公桌上的一摞表，裏邊有一些我熟悉的大法弟子的名字，都寫著「已轉化」。我想，被我看到了，決不是偶然的，特別是寫著我名字「已轉化」，我卻默認，這不是怕心嗎？我不是來講真相嗎？看到謊言為甚麼不敢揭穿呢？這符合「真、善、忍」標準嗎？他把所有的鐵櫃都打開，拿出很多身份證，一個一個去找，沒找到我的，我說：「沒找到不要緊，早晚能找到，我看到寫我名字的那張表，你拿來我看看。」

他不拿。我說：「你不拿，我也得告訴你，那張表寫我已轉化，那是你的下級在騙你，我修」真、善、忍「，做天底下最好的人，讓我往哪轉化呢？我還告訴你，不但我沒轉化，你桌子上這一摞表上寫轉化的都沒轉化，是有人騙你們，你們再騙上級，這都是江××教你們的。我為甚麼學大法呢，就因為大法是最正的。」接著我給他講大法在國內外洪傳真相，還講了文革後三種人的下場，最後說：「你還這樣年輕，別跟著瞎跑了，給自己留條後路吧。」他一聲不吭的邊抽煙邊聽著，最後他說：「你的身份證也許在公安局，我給你聯繫一下。」接著他要通了國保大隊的電話，告訴我到公安局去要。從那裏出來，他送我到門口。我囑咐他，告訴他的話一定要記住。他不住的點頭。

二零零一年底，市裏準備辦洗腦班，他通過一個熟人告訴我，辦洗腦班沒有我。我為一個生命能在十字路口認真做出選擇而欣慰。當然那次洗腦班在同修的正念中沒辦成，這是後話。

從「六一零」出來去公安局。去不去？我又猶豫了。那天口袋裏還揣著不乾膠等真相資料。我們市裏的公安局很邪惡，在綁架法輪功學員上一直走在全地區的前面；大法弟子除了被綁架到那裏審問外，幾乎沒人敢到那裏講真相，我一個人去這個魔窟還真是膽怯。轉念又一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師在，有法在，怕甚麼？去。隻身一人去了公安局。很順利，屋裏只有兩個人。我一說要身份證，一人從抽屜裏翻出身份證就領我去複印，原件沒給我，路上問我很多關於正法的問題，我都正面回答並給他講了真相，又把身份證複印件送到教委（領工資用）。主管迫害法輪功的專職書記問我「還煉不煉？」當時屋裏很多人，我說：咋不煉呢？都是教人做好人，又講起了真相。那個書記害怕了，忙說：「快別說了。」收下我的身份證就走了。

二零零二年八月，學校又要身份證。我去公安局時，丈夫怕我出事，跟我一起去。那是週一早晨，管身份證的人還沒來，屋裏有很多人說是要開會。一個人問我，你還煉嗎？我平靜的回答：煉，電視裏說的那些都是騙人的。又講了自焚真相。這時國保大隊隊長進來了，一聽我在講真相，開門把我推出來，邪惡的說：「我們沒人聽，願意煉回家煉去。」到走廊一看，丈夫的臉都嚇白了，忙說：你快走吧，我給你要。

我出去轉了一圈，心想：師父在《二零零二年華盛頓DC法會上講法》中說：「哪裏出現了問題，哪裏就是需要你們去講清真相、去救度。不要碰到困難了就繞開走。當看到給我們帶來了損失，看到我們證實法有障礙時，不要繞開走，要面對它去講清真相、去救度生命。」

我要回去。當我返回公安局時，會開完了，那個管身份證的又像上次一樣給我複印了一張。

回到家裏我想，不能就這樣被邪惡支出來，我一定要回自己的身份證，同時也要講真相，讓那裏的生命有一個明白真相的機會。第二天，我自己又去了國保大隊，我說我要拿回我的身份證，他們說不給，我說扣壓居民身份證違法，將來法輪功平反了，誰扣壓過我的身份證，就是一條罪名。接著我就講大法真相，屋內三四個人吧，都認真聽。這時過來一個警察，這人在當地很邪惡，上過惡人榜，對我說：「你再辦一個身份證不就得了？」我說：「我有身份證，又沒丟，為啥再辦一個呢？」又給他們講善惡有報的道理。這時後進來的那個人說：「把身份證給她吧。」就這樣，我堂堂正正的要回了我的身份證。

勞教所裏反迫害、整體證實大法的經歷

二零零三年初，我在明慧網上看過一篇大法弟子寫的文章，文章的名字我忘了，只記得大意是她不會被勞教，她沒有那顆心，如果她真是被勞教了，她一定利用這個機會到勞教所除惡，帶領那裏的同修一起闖出魔窟。看到這篇文章後，我的心狂跳不停，一邊為這個同修的境界感到可貴，另一方面怕自己被安排到勞教所，心裏不停的對師父說：「師父，我不要這樣的安排。」

我們家附近是飯店，每次走路路過看到他們買成捆的大蔥我都想：這是告訴我到勞教所帶領那裏的同修一起往出衝。有這個念後又馬上說：這不是我想的，我不要這樣的安排。反覆多天都是這樣，通過學法、發正念，向內找，我找出我有一顆怕勞教、怕吃苦的心，一定要放下。幾天內不想這個問題了，但偶爾還想起來，突然有一天我自己在家冒出一個念頭，現在就是勞教我也不怕了。結果第三天，我再一次被邪惡綁架。

這一次我沒有怕，誤認為是師父安排，現在想就是怕勞教的心長期不去，被邪惡鑽了空子。當時被非法勞教一年，送到全省臭名昭著的女子勞教所，我給自己定了兩個目標：一是無論那裏多麼瘋狂、邪惡，一定要不被轉化；二是要帶動那些違心寫「決裂書」的大法學員走正自己的正法修煉之路，及時回到正法中來。我和那裏的幾名同修互相配合，正念正行，使我所在大隊裏的專門謗師謗法的學習班解散、幫教隊解散；大多數同修在師父的加持下，在我們的帶動鼓勵下，及時發表了「嚴正聲明」，強大了那裏的正的因素的場，改變了環境。一年到期後，我基本上實現了自己制定的兩個目標。

我回家的那天，管教和大隊長還逼我寫「決裂書」，不然的話就叫「六一零」接去直接送洗腦班。在同修的強大正念加持下，「六一零」早晨去了，手續沒辦好走了，晚上三點勞教所才把我放出來。我出來後，「六一零」又去時撲了個空，送我出來的管教和大隊長都說：「你命真好。」我知道她們指的是我沒轉化、沒加期，還沒挨打（剛去時，有一管教打我一嘴巴）。我知道師父在保護我，沒有師父我連自己的生命都沒保障。師父只看我們這顆心，我當時只是想，那麼多沒轉化的、後歸正的同修中，我第一個出來，我一定走好走正這條路，給後面的同修減少魔難。至於出來是送洗腦班還是看守所，我都不管了，也不怕，我有師父，不是它們說了算，是我師父說了算。也許就我這堅定的一念，使我順利的回到了家中。

歸正自己　善解家庭環境

回家後，通過學法，我深刻的向內找，這幾年我這麼多次被關押、勞教，主要原因就是我做講真相的事時，不修自己，錯過了很多應該去執著心的機會，有時這個心去掉了，另一個執著心又來了，把這場迫害當成了人對人的迫害，遇到問題時不向內找，總是找對方的不足，遇到魔難時，馬上發正念鏟除背後的邪惡因素，而忘了找自己的哪顆心招致了魔難，師父講的法每天也在看，但是心不淨，很少對照自己，像前面說的要身份證一事，當時自己覺得做的很好，可現在想起來，那麼強的爭鬥心，語言也不善，若不是師父保護，恐怕會真的遇到麻煩。在家庭中，對待丈夫只把他當成了自己的家人，覺得他應該理解我，很少跟他講真相，對他也不善；作為大法弟子的家屬，他承受了很多苦；我的執著心不去，他被舊勢力利用著幹著造業的事；如果我有熔化鋼鐵般的慈悲，他一定會改變過來的。

找到自己這些不足後，我每天保持靜心學法，反覆對照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知道不對，馬上改正，對待丈夫從生活上關心他。他慢慢的也改變了，有時還能幫我講真相、發光碟，也看師父講法錄像，對我做正法的事，偶爾也會說幾句難聽的，那都是我心性有問題、提醒我向內找，他多數都是告訴我注意安全。《九評》發表後，他及時做了「三退」，孩子也很理解、支持我，還把她們的同學領回來叫我給做「三退」。原來對我不理解的父親、母親也開始學法。

我一直有放不下對錢財執著的心，這也是邪惡迫害我失去工作，一次次被罰款的藉口。我下決心一定要放下這顆心，師父說：「執著於錢，乃求財假修，壞教、壞法，空度百年並非修佛」（《精進要旨》〈修者忌〉），我怎能做假修的呢？慢慢的，我放下了這顆心，一切都變了。兩個孩子，大孩子讀研，小女兒讀本科，原來學費、生活費都沒著落，可當我放下對錢的執著後，一切都在師尊的慈悲呵護下，得到了妥善解決，我沒有理由不做好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

我抓緊時間向世人講真相，勸人做「三退」，熟人、陌生人；馬路邊、出租車上、公共汽車上、壽宴上、婚禮上，用各種方式講。一次在一老年親屬的生日宴席上，我代表親屬講話，用話筒面對一百多親朋和錄像機平靜的講著大法真相，講完後，贏得了一陣陣熱烈的掌聲，我知道，那是生命明白的一面發自內心的感謝。隨身帶去的真相資料，護身符、光碟被索要一空，明白真相的表弟還多要幾份替我發放，我發自內心的為這些生命感到高興。

我知道我還有很多做的不足的地方，但我都會在法中歸正，隨著正法進程的加快，我們更應抓緊一切時間，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生命，兌現自己的誓約，圓滿隨師還。

（第二屆大陸大法弟子修煉心得書面交流大會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