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中共各級政府人員、警察迫害的遭遇

【明慧網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我叫李順利，河北保定市滿城縣人，九九年一月一日得法。從九九年七二零後我就被中共各級政府的警察、公安人員迫害。我把我的遭遇寫出來，讓人們看看，這些所謂「執法人員」對我這個守法的好公民進行了甚麼樣的酷刑迫害，做了多少傷天害理的事。這就是今天共產黨對待我們老百姓的真實態度。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上午十點，不知道為甚麼村會計領著鄉政法書記王丹一行四人開兩輛車到裕隆街我做生意的地方把我帶到鄉派出所（鄉政府、派出所是一個院）。一進門，臨時工黃濤說：你還煉！拿大法書打我的臉。周圍的王丹及鄉政府的十來個人把我打了一個臉黑，所長王克林也打了我幾下。傍晚前又把我送看守所，行政拘留十五天。村書記還到我家要五百元錢，家裏沒給。

春節過後，我搬了家，它們通過我父親又找到我，每天一次，必須看見我。它們說怕我上北京。當時我怕心很重。二零零一年春節，我與外地來的兩個同修交流了三次，便決定進京上訪。當時有幾個同修說一起去。正月初六早八點我們進京上訪，在金水橋上打出了「法輪大法好」的橫幅。警察把我們的脖子卡住，打了另一個同修，把我們帶到前門派出所。不讓大小便。當時被關的有幾十個同修。警察問我們是哪裏人，我們不說，傍晚就用警車把我們拉到郊外分到各派出所（每派出所二個）。我和另一同修分到北京順義區南採派出所。還是問地址，我不說，兩個警察、兩個臨時工把我扒光，光著腳推到外面，後又把我拉回，給我頭上戴了個頭盔，不讓睡覺，拿小棍打腦袋，拿電棍電。第二天把我銬到外面鐵柱子上 ，用腳蹬上去往下踩，一個臨時工說給他身上放冰塊，它們就給我腰上、脖子上各放一塊，把我衣服拉鎖拉開，用塑料桶給我脖子裏灌了二桶冷水，上身、毛衣都凍冰了，我把嘴咬出血。過了一會兒，又把我帶到屋裏，用電棍電。第三天，又換了兩個警察，給我一碗米飯，讓我吃，我沒吃，他們說：你不吃飯，也不放你。第三天下午，用吉普車把我拉到北京順義區黑河賓館，實質是新建的看守所。到了那裏，強行給我們按手印，在那裏過了兩個晚上。第五天把我帶到辦公室給我杯子水放上奶粉讓我吃，我沒動，他們說不吃就灌。它們用中巴車把我拉到一個小醫院，把我按住用管子往鼻子裏插，我用牙咬住，護士讓我鬆開，我不鬆開。後來它們說：不灌你了，知道你是遼寧的，你回家吧。另一個說放了他，他還去天安門，送他去天津吧。它們用中巴車把我送到了廊坊，我就回家了。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們又去了北京打橫幅。警察把我們帶到天安門前門派出所，由保定駐京辦事處兩人把我們三個帶到他們的辦事處。我們不吃不喝。第二天把我們三個送到保定地區蠡縣公安局。過了一會兒，蠡縣城關派出所把我倆接走，打了幾個耳光。傍晚有人說拿鐵鍬把他們埋了。他們用吉普車把我倆送到一個有很多平房的小院。那裏已有五、六個同修。一個小伙子踹了我一腳，把我倆銬到床上呆了一宿。第二天，來了四、五個小伙子，把我倆打了一頓，我不聽他們的，他們用皮棒用力打了我後背，然後說：打老的去。他們去了另一個屋。我一看門也沒鎖，心想走吧！

剛到家，家人說，這幾天派出所和鄉政府的人見不到你都瘋了。我想怎麼辦？是走還是不走？我沒走。給劉鄉長打了一個電話。不料，新上任的政法書記張愛臣和派出所黃濤等三人開吉普車來到我家，黃濤說讓我上派出所去一下。用吉普車拉我到鄉政府，車還沒到門口，幾十人等著打我。黃濤說先別打，可是耳光子已經在我腦袋上開花了，緊接著上了老虎凳。黃濤說拿大棍子來。在我的左腳脖子左右開弓，打了十幾下，腳脖子腫的象腿那麼粗。把我放下後，又把我帶到鄉政府會議室。政法書記張愛臣說：你們打他吧。幾十人把我圍住，腦袋上拳頭、耳光，一會兒把我打暈在水泥地上。我在水泥地上躺了一宿，外面下著雨。第二天上午派出所所長王克林過來又打了我幾個耳光，下午把我送到看守所非法拘留十五天。

在拘留所期間，把我家裏的電斷了，又要拆房，見房子破沒拆。我的一個親戚托人把我送到大馬坊鄉尹莊一個新建洗腦班。那裏已有十來個法輪功學員。主任劉建平說：每人每天一百元伙食費。那裏沒水，讓村裏一老頭送，一桶三塊錢。鄉里幾天換一個人看著我。有一天，區六一零劉增、高朋和鄉政府的一個小痞子，用膠皮棒打我屁股，屁股被打成了黑紫。它們說：你以為讓你享福來了。十天後鄉政法書記張愛臣在村書記劉桂堂指使下，說看守所要三千元伙食費。我說看守所不要錢。張愛臣說不拿不行，劉桂堂說怎麼著？我沒吱聲，他們就走了。

在這裏有十幾個部隊轉業在四八二的軍人看著我們。有一個張營長找到我叫我拿錢回家。因為我回家心切，就拿了兩千元，把我送回家。在這裏我被非法關押了十四天。這次回家後，鄉政府每天見我三次。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一年在一到敏感日或過節，他們一天到我家三到四次，晚上零點到一點還要去一次。我的母親一聽到汽車響就嚇得站不住。

二零零一年七二零前，在村裏廣播叫我報到。我想離開家算了，剛出家門，就來了三個人強行把我帶走，到村委會叫我簽字。我不寫，它們說還煉不煉？我說煉，它們說上北京不？我說我沒上北京。他們說你發傳單嗎？我說我沒發。它們說沒發簽字，我就簽了。回家後，我離家出走。

在二零零二年十六大前一天晚上回村裏，發現它們在村東、南、西、北每個路口都安排了五、六個人把守，東邊能進村的路口都有汽車，在西環停了七輛車。那天晚上，我上外地回來悄悄進村，發現不對勁，就出來了，心想都十點多了，上哪去呢？回村呆一宿吧，剛過外環路口，七輛車拉著警報就跟過來了。我當時慌了：怎麼辦？前進不行，停下也不行，我被它們追到一個大溝前邊，前邊是人後邊是車，我沒辦法，著急之中忽然想起師父，我立即合十求師父幫我，這樣我脫險了。

二零零四年年底回家給家裏送點年貨，結果被惡人舉報。十幾分鐘江城派出所、鄉政府來了五、六個人把我抬走，兩天後把我送到看守所。我一直絕食反迫害。到正月初八，晚九點多它們看我不行了才放我回家。臘月二十五日上午十點，他們到我家一看我身體恢復很快，下午四點多，以派出所黃濤為首帶四個人到我家。黃濤說分局領導找我談話，跟我們走一趟吧。我不去，他們抬起我把我拉到八里莊勞教所。我閉著眼睛坐在地上，勞教所的一個人說：叫兩條狼狗來舔他的臉。他們把我抬到醫務室，量心臟、血壓都不合格，勞教所的人說哪來的送哪去。他們又把我抬出來，抬上車，拉回鄉派出所。一會兒又把我拉回家。我想走吧。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又被迫離開了家。我剛離開家沒兩個小時，邪惡又去了我家找我。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點，我在保定市棉紡廠宿舍被棉紡廠派出所非法綁架。他們從我的住處非法抄走了複印機一台，現金七百多元，自行車、炭粉、煤氣、電飯鍋、一箱複印紙、所有大法書、錄音機、收音機、師父的講法帶、mp3，等等。在派出所，所長曹巨光叫兩個人打了我一頓。上廁所還要有三個人跟著。五天後他們把我送到看守所。因為身體不合格，看守所不收，它們就到處找人開證明，送了四次看守所還是不收。最後曹巨光開車托同事拿著保定市第二醫院的公章到看守所才把我放下。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安全局、新市區公安局去了好多人非法提審我。二十四日送我到勞教所，身體不合格，又到公安局，然後又送新市六一零，六一零主任劉建平領著又送洗腦班，它們說我不轉化判我五年。十天後我才走脫。

二零零零年我的身份證就被他們非法扣押，至今沒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