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嘴子女子勞教所等地遭受的迫害

【明慧網2006年7月13日】我在修煉大法之前，曾身患多種疾病；得法後所有的病症全部消失了，喜悅的心情無以言表。家裏的親人看到我身體上的巨大變化，先後有13人走入大法修煉中，四代之家從此變得和睦了，整個大家庭真是和樂溶溶。

1999年7月20日邪惡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我百思不解，就和同修去省政府上訪。到省政府後看到真槍實彈的武裝警察守候在省政府門口，來上訪的各地同修根本就進不去，都站在省政府周圍，希望能見到政府領導解決問題。可是領導沒見著，卻見到很多警察在大面積抓捕法輪功上訪學員，並往大客車上拖。

三個警察把我連推帶拽的往車上拖，把我的胳膊使勁往身後擰，就聽「喀嚓」一聲，我疼痛難忍。當時我氣急了，就脫下一隻鞋（另一隻鞋在混亂中丟失）想要打警察，就在這時我立刻想起師父的教誨「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這樣我扔掉了手裏的鞋，心裏平靜了，警察把我拖上了車。

車上的同修開始和警察講真相，車開的很慢，好多同修開始跳車，我也跳下來了，長春的同修幫我從修鞋鋪那買來一雙拖鞋。由於我放下了要找到一起來省政府的同修的心，奇蹟出現了，茫茫人海中我們又走到了一起。看到警察還在一車一車的抓人，我們就躲開，不讓他們抓。

集體學法煉功的環境被破壞了，每天在驚恐中度日。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我想作為大法的受益者，我應該去北京向中央領導人說明情況，告訴他們法輪功是教人向善的好功法。

於是，我與一同修於1999年9月16日開始進京上訪為大法說公道話。在北京的住處我又被惡警非法抓捕，生平第一次坐上了110.警察搜身時搜到了火車票，得知我是吉林人，我被遣送回吉林。到吉林站時，站前好長一段路都是「夾道歡迎」的警察，還錄了像，當晚在新聞播出。之後我被當地派出所接回，在車上，我跟所長講真相，可是他不聽，還發著牢騷，罵罵咧咧的到了派出所。片警審訊記錄後將我非法送入拘留所，當時讓我簽字是否同意拘留，我說「不同意」，他說「你簽不簽都一樣。」結果我被扣上「擾亂社會秩序」非法拘留15天。

我在北京的25天中，家人天天被警察、村幹部騷擾，使家人不得安寧。

1999年11月2日，我正在家中午睡，派出所所長、惡警陳躍彬等三人闖入我家非法搜查，翻出一本《轉法輪》，在小叔子家翻出一本手抄本《轉法輪》，就將我、小叔子倆口子我們三人以「擾亂社會秩序罪」非法拘留5天。多麼荒唐可笑，在家午睡竟然是擾亂了「社會秩序」？！

1999年12月27日，我家一行6人（兩個孩子）再次進京上訪。來到信訪辦，到處都是便衣警察，根本就不允許進入信訪辦大門。我們在大門處跟前來問話的便衣講真相，結果就被裝上汽車，拉到駐京辦事處。

在那裏已有好多同修，一個一個的被非法搜身，連衛生巾都讓打開，搜出的錢都被警察們據為己有。之後我們被四、五個人連成串的銬在火車的小茶桌上遣送回來，當地派出所非法把我送入看守所，其他同修被拘留。

在看守所裏真是度日如年，有個姓刑的女警察髒話連篇，一張單人床大的地方要擠四到六個人，半夜起來上廁所就躺不下去了，刑事犯管這叫「砸刀魚」。監舍極其潮濕，屋頂經常漏水，被子潮的就差出水了。吃的更是糟糕，湯裏沒有一滴油，碗底是泥和老鼠屎。

在看守所艱難的度過了27天，被非法送進長春黑嘴子女子勞教所。辦手續時片警陳躍彬讓我簽字，我不簽，陳躍彬獰笑著說：「你每次都不簽，我照樣送你勞教，那是你的新家。」

到了勞教所，那真是人們說的那樣──人間地獄。每天至少要幹17－18個小時的活，有時只能休息2－3小時，每天面對的都是管教的謾罵與刑事犯的欺負。吃飯只有五分鐘，其實就是往嘴裏倒飯，而且警察經常是罵聲不斷。

有一次讓我扛100斤一袋的大碴子，幾乎把我壓趴下。面對超負荷的勞動，有的同修病的走路要兩個人扶著，就這樣警察也不放人。上廁所每天都有固定時間，有的尿褲子也不讓上，有時大便沒便完，管教上廁所就得起來。一有檢查的，警察們就把我們幹的活藏起來，拿出撲克、象棋裝樣子，等檢查的人一走，就趕緊讓我們幹活，還得把耽誤的時間補上，有時要幹到凌晨三點。

2000年除夕之夜，全四大隊的人都讓到中廳唱歌，有些同修就背起了《論語》，管教侯志紅，管理科姓連的科長等幾人拿來電棍到處亂電。發洩完之後不讓睡覺，坐小方板凳，不許動，動一點刑事犯就拿竹板打腦袋，打手。

第二天我睡醒覺，看到鄰床的學員還沒有回來，就和另一學員到中廳看她，結果被管教侯志紅一陣罵，然後叫到管教室，一頓電棍電的心直抽搐，電棍聲使中廳的同修都落淚了，管教電累了，罵夠了才讓我倆回去。那些背「論語」的同修一直都關在中廳遭受坐小板凳、不讓動、不讓睡覺等迫害，有四個同修堅持了四天四夜，最後說胡話，暈倒了才讓回寢室。

有一次一小隊的同修煉功，我也在中廳煉功，被大隊長張麗梅發現，她叫來管教把我們煉功這些學員五花大綁，在走廊站成一排，幾個管教拿電棍電。面對邪惡迫害，學員們背起了師父的經文「生無所求，死不惜留；蕩盡妄念，佛不難修」（《洪吟》）。管教更是惱羞成怒，電棍沒電了就再換一個，最後直到幾根電棍都沒電了，惡警也累了就把我們押上沒人住的五樓，光腳站在滿地是冰的水泥地上「開飛機」，讓刑事犯看著。當時正是三九天，時間一長，腳被凍的直抽筋，頭被控的直暈，撅的稍高點就挨打、挨罵，然後一個一個叫到管教室。

我被叫去之後，惡警問我還煉不煉了，我說「煉」。惡警說：「好，我今天讓你煉個夠，你煉吧。」我知道她沒安好心，就沒動，她說：「我讓你煉呢。」於是我就手結印，看著她們，惡警說：「你把眼睛閉上。」我把眼睛閉上還沒等煉呢，就被兩個電棍三個竹板打的直暈。同修王秀芬因煉功被綁在死人床上，只穿線衣、線褲，正是冬天，開窗戶凍，最後把她折磨成精神病才放回家，不久便含冤離世了。

到三大隊後，有一同修因煉功被電的腦袋變形，管教為了封鎖消息把她關入小倉庫，我和好多同修為此絕食，管教才稍有收斂，同修鄧世英（已被黑嘴子女子監獄迫害致死）就因堅持修煉，警察不讓她洗臉、刷牙、洗澡，幹一天活，還要站到深夜，有時班委睡著了，竟要站一夜，之後被綁在死人床上很長時間，後又以超負荷勞動來迫害鄧世英。韓翠豔、翁月玲也被關進小倉庫並綁上死人床，關了很長時間，她們每天都在喊「我要煉功」，惡管教一看也轉化不了，就誣陷她們是精神病，給送精神病院去了（聽說是回家了）。

在繁重的強制勞動下，堅持修煉就加期、體罰、蹲小號、不讓睡覺、猶大輪番洗腦。我回家後在同修的幫助下，知道師父慈悲沒有放棄這些不爭氣的學員；在師父耐心的指導下，我這個迷失的孩子走出了泥潭，又從新走入了正法修煉中來。

每逢敏感日村幹部、片警便到家騷擾。十六大召開前，警察來到我家，一看我和妯娌不在家，便告訴家人，不讓我到處走，還說明天給你們開個會。第二天早晨5點半我煉完功，肚子疼的不行要上廁所，門還沒打開便看見汽車大燈，直射入院，馬上又關掉了，我知道是惡警來了，我便叫上弟弟、弟妹只穿上鞋、毛衣毛褲（冬天）跳牆走了。

惡警企圖跳進院，因不好跳才叫門，家人開門後惡警進屋一頓找，用帶來的電筒四處照，又到鄰居家找，都沒找到，無奈開著車走了，不一會又開回來了，見人沒回來，又開走了，不一會又回來了，大有不抓住不罷休之勢。

我在師父的保護下離開了家，之後幾天村長、村書記幾乎天天到我家騷擾，問我在哪呢？讓我給他打電話。當時正在辦洗腦班，我村另一同修被綁架，直接送勞教。這位同修已是第二次被非法勞教。

還有一天，我正在家學法，突然想上廁所，就上了房後的廁所，剛進去就聽警察大聲問話，在師父的保護下，我又一次擺脫了邪惡的抓捕。可是家中的大法書、師父的法像沒有保護好，香爐等也被搶走。惡警沒抓到人不死心，第二天又來我家非法搜查，當時整個大院只有不修煉的小叔子的媳婦和孩子在家，孩子一人在屋睡覺，弟妹和惡警理論，惡警破口大罵，五、六個惡警竟把弟妹塞到汽車的後備箱裏，弟妹不配合，把弟妹的手都掰傷了（半年才好），幸好妹夫回來了，才把她救下來，四歲的孩子嚇的直哭。弟妹為此受到很大的驚嚇與傷害，孩子嚇的見到警察就躲。丈夫每天都為我擔心，更令我傷心的是，在我被非法勞教一年期間，我的父親和年邁的祖母由於過度思念與擔心，兩位老人帶著牽掛離開了人間，這都是邪惡的江氏集團及惡警幫兇對我們的迫害。

在幾年的腥風血雨中，我不修煉的弟妹、孩子和所有的親人都遭受到極大的傷害，我衷心祝願所有支持、理解我的親人有一個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