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正行 解體洗腦班迫害

【明慧網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九日，離我被非法勞教三年期滿釋放還有兩天的日子，我突然又被戶口所在地派出所和當地邪惡的「六一零」及政法委綁架到外地的一個邪惡洗腦班，妄圖對我進行迫害。

當時我是被勞教所的惡警騙出去的，等我一到樓下，就看到有一輛麵包車停在那裏。周圍有很多人（包括勞教所的惡警、所長還有我不認識的人）。這時有人問我戶口是甚麼地方的，我告訴他們後，他們就說他們是當地的，要求我配合他們的「工作」讓我上車。我知道「無論在任何環境都不要配合邪惡的要求、命令和指使」 （《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沒有配合他們，同時我讓他們出示證件，可是這些人沒有人敢出示證件。

他們看我不上車，那個勞教所的所長就命人強行將我推上了車，我當時高喊「法輪大法好！」那時我看到了它們懼怕的表情。在車裏，立即有兩人將我夾在中間，把我的兩手按住，並聲嘶力竭的對我喊，讓我冷靜的配合他們。我當時問他們要把我帶到哪裏？有一惡警對我說：給你換個地方，比這（勞教所）要好的多，是三星級賓館，對你進行「轉化」，給你洗洗腦。我聽後一下子就站了起來，對他說：你給我洗腦？我還要讓你退黨呢？！那人聽後對著我的臉部，就給了我一下。為了抵制他再對我下手，我伸手去抓那隻罪惡之手，他嚇得趕緊縮了回去。當時我質問他為甚麼打我？那人卻恬不知恥的說打我是愛我。這時又有一個人用手對我指指點點，我義正辭嚴的告訴他把手拿開，不要用手對我指指點點，他馬上就收斂了。我知道這是正念的威力，「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體」（《也三言兩語》）。

在他們將我往洗腦班送的路上，我一直發著正念，清除那些惡警背後的邪惡生命與因素，全盤否定舊勢力的一切安排。同時又給他們講真相，講這些年來邪惡的中共對我們的迫害。在快要到洗腦班時，車突然爆胎了，我知道這是正念的作用，我開始針對此事告訴他們這是在警示他們不要對大法弟子犯罪。他們根本就聽不進去，我趁他們換輪胎之際，往車下蹭、走，這時我兩邊的兩個人嚇得趕緊強行將我的雙手向後背過去，將我往下按。換輪胎的人也圍攻過來，開始對我動手，他們根本就不顧我身上的傷痛（雙腿當時被勞教所迫害的很嚴重），而且極其囂張。持續了一會，在我後面的一個女警察說了一句話，他們才鬆開我，我開始詢問打我的人的名字，可他們沒有人敢說，然後我被他們送到了洗腦班。

一到洗腦班，我的雙腿已經行走很費力，這時我聽見洗腦班的一個女的說：人都這樣了，我們不能收，緊接著過來兩個人將我架到樓內的一個屋子裏，放到床上。洗腦班的人開始給我量血壓，詢問我身體的情況，我就將這幾年勞教所將我迫害的真相告訴他們。同時也告訴他們我目前正在絕食抵制迫害，勸他們不要收我，誰參與了對我的迫害，將來誰也推卸不了這個責任。他們卻說在勞教所不「轉化」送到這來就是應該的。我就開始不停的發正念，讓他們不要收我，也許當時是正念不強，或者是有一種隱藏很深的怕留在這裏被它們「轉化」的人心，導致洗腦班將我留了下來。送我的那些邪惡之徒倉皇的逃走了。「求出來的心才是真正放不下的執著呀。」（《師父在海外電話會議上的講法》）然後我開始不停的發正念，調整自己的心態，查找自己的不足。慢慢的我的心穩了下來，我就開始向周圍的人揭露中共的邪惡，勸他們退黨，同時還給他們講三年來勞教所是如何迫害我和其他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的。

因為我知道這個洗腦班以前非常的邪惡，它們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曾經在明慧網上多次曝光過。這時那些人卻偽善的告訴我，說甚麼勞教所是邪，可他們這不打也不罵。對於他們的那一套，我根本就不聽，師父曾講過不要指望舊勢力給我們甚麼恩惠，我知道中共這個邪惡的本質就是：邪、騙、煽、痞、奸、挑、鬥、滅、控，我就抱著全盤否定的那一念，守住自己的正念。「用理智去證實法、用智慧去講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與救度世人」（《理性》）。

然後我開始試探這裏的情況，這時有位違心「轉化」的女學員來看我，智慧的給我講了一下這裏的情況。她說她是怕被送勞教所才違心的做了自己不該做的，這時，她卻不知為何對我說了一句：你也得摔跟頭。也許這句話是衝著我的怕心來的，我開始有點心不穩，心裏開始用人心在想，為甚麼來到這裏的同修大部份都「轉化」了呢？是不是裏面有甚麼我不知道的更邪惡手段呢？當這樣的念頭剛閃現出來時，我開始發正念歸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就這樣，我的正念越來越強。我開始背師尊的《大紐約地區法會講法》中關於有同修提問關於被勞教判刑的學員不能煉功怎麼辦的那段講法。因為在勞教所那個邪惡的黑窩內雖然面對種種迫害能做到不向邪惡妥協，可是在一些小的安排中卻沒能做到正念正行，總覺的自己離法的標準差的很遠。面對這個形勢這次我一定要把路走得更正，絕不能給自己留下任何遺憾，抱著這樣一個想法，我就開始了以後的證實法之路。

在絕食的問題上，我也想過很多，在勞教所和其它邪惡環境中，我也曾多次絕食，由於每次的基點不同，達到的效果都不一樣，但這次我知道我絕不絕食它們都會放了我。但是我想起師父曾說「大法弟子在這場迫害中都被打的不吱聲了、蔫蔫的都沒了，那邪惡它怕啥？」我當時就想我不能讓他們對我太猖狂了，我絕食並不是想出去，就是想抵制迫害。在那裏多數人找我談都是圍繞讓我吃飯這個話題，針對這個話題我就給他們講真相。

當時由於突然從勞教所將我帶走，家裏人和外面的同修都不知道。在到洗腦班的第二天，我利用它們的偽善讓他們給我的家人打了個電話，簡單的說了一下情況讓他們來看我，當時我就想將它們的邪惡曝光。後來我的家人衝破層層阻礙，終於在五月五日那天見到我，她智慧的告訴我：全世界的同修都在關注此事，正在通過各種方式營救我，讓我一定要堅持。當時對我的震撼很大，看到同修為了我，付出了那麼多，我落淚了，那種溶入一體的感覺更加堅定了自己。

在洗腦班那個黑窩內，我經常利用一切有利的機會和條件與那裏的同修智慧的溝通，有的同修雖然違心的妥協了，我也鼓勵他們走回來，告訴他不要錯過萬古機緣。她們有的也鼓勵我堅定到底。對於那些邪悟做「轉化」迫害的，我也慈悲的指出她們的心結，嚴正的告誡她們不要曲解師父的法，不要給師父講的法下定義，告訴她們錯了可以改，勸她們不要再協助邪惡幹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了。那裏的邪惡之徒和被利用的人看到我走到哪裏說哪裏，很是害怕，但是卻不敢對我做甚麼，只能儘量避免讓她們和我接觸。

記得有一次，同修們和看管他們的人在一起唱歌，唱的都是黨文化的歌曲，我就發正念，這時有位女同修唱了一首《萬世行》，我聽後就到走廊給她鼓掌。她問誰會唱《得度》，那些被利用的人可嚇壞了，不讓唱。我說我會《為你而來》，但跑調。她們說沒事，跑調我們也願意聽，就這樣我就開始唱，那些人馬上嚇得散掉了，看我的人也把我給叫回來了，說我打擾別人的娛樂，我只是笑了笑說：一切言論自由。他就不再說甚麼了。

因為當時綁架我時正好趕上「五一」長假，洗腦班的人推辭說因為放假和送你的人聯繫不上，勸我吃飯，說假期一過肯定聯繫讓我回家。當時我就想起師父說的，「他有甚麼保證？誰保證的他？」（《二零零四年紐約國際法會講法》）迫害又不是他發動的。我就和他們說，你保證，他們能和你保證放我嗎？當時我就說，通過這麼多年，在我身上，我絲毫沒有看到一點這個邪黨對我有過一點的關愛，對我只有打壓。因為他們通過我的經歷也確實看到了惡黨的邪惡，他們本想偽善的對我好一點，關心一點，讓我來感激他們，認為他們是好人，我當時也不揭穿他們，我就利用這些做我該做的。

五月一日他們帶我去醫院檢查身體，其實他們的用心我早就看出來了，表面上一是檢查身體如不合格，也是他們不收的一個藉口。二是看我絕食後的身體狀況是否需要灌食。三是讓我看他們真的是在為我辦事。結果在我身上檢查出了多種不適合收留的「病」。在醫院我不錯過任何一次講真相的機會，無論是醫生還是病人我都給他們講真相，讓他們退黨，「師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間布下的巨大的場也好，可以把有緣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用各種環境弄到你跟前來，給他們一個了解真相的機會，但是你們得去做，你們不去做也不行」（《美國首都法會講法》）。我深深的體悟到我不能辜負自己救人的使命。當時那些邪惡之徒也想來阻止我，但是每次都被我強大的正念給震了回去。有一次在給我強行灌食時，有一個人想阻止我，不讓我說。當時我就嚴肅的對他說，你不讓我說我就喊。那人嚇得馬上說你隨便說吧，我們不管了。

從五月三日開始，他們開始對我進行第一次強行灌食，每次到醫院我都是走哪講哪，他們也不再阻擋了。後來又發生了一個戲劇性的變化，他們再帶我灌食時，還沒等我開口講呢，他們先問醫生或出租車司機：你是不是黨員，是黨員的話，這位大法弟子就勸你退黨。我就藉此給他們講真相。有個洗腦班的人對我說，你走哪講哪，幾乎沒有任何遺漏。

在洗腦班那幾天，他們也經常開會商量如何應付我的事，我知道他們對我很頭疼，他們對我說，我不會做你的「轉化」工作，你是一個真正的好人，只是思想和他們不一樣。他們也曾對我的親人說我離「轉化」很遙遠，他們也經常向上邊反映我的情況，「我轉化不了她，還影響一大片」（《二零零四年紐約國際法會講法》）。在五月八日假期一過，他們就通知了我戶口所在地派出所和「六一零」辦及我的家人來接我。家人趕到戶口所在和他們在當晚九點半到了洗腦班。家人一看到我的身體健康狀況，就開始質問他們，問是否有人打我，當時我指著送我來的兩個人打我時，那兩人嚇的非常無恥的不敢承認。然後洗腦班的人讓我家屬簽字放人。我告訴他們字不能簽，當時那些人很囂張，說不簽字就不放人，家人沒有絲毫的膽怯，正告他們說：偷偷摸摸把人給送這來了，沒有通知家裏，怎麼沒讓我們簽字呢？放人卻讓我簽字，我們不簽！我就對洗腦班的人說：你不要刁難我家人，你們應該找派出所才對，這與你沒有關係，你為甚麼非想找事呢？他們就找派出所簽字，最後派出所那邊簽了字。

當時派出所看到我這個情況後，打了一個出租車，準備直接讓家人給我接回去。這時我的家人義正辭嚴的對他們講：人都這樣了，我們不能接，你們必須派人給我送回去，來時你只通知我們來看人，誰知人都這樣了，早知我們就不來了。家裏人還對他們說：你們還無法無天了，今天不把人給我送回去，明天我就去省廳告你們，寧可我工作不要了，我也要討個公道！

派出所的人非常理虧，卻又講不出甚麼來，只是說我們不能送，這就樣僵持著，同時家人也通知外面的同修發著正念。這時情況開始發生變化，那個洗腦班的負責人完全站在我們這邊替我們說話，告訴派出所的人趕快把人從這帶走，這人我們不能留，還說你們政府為甚麼怕老百姓？其實那些人是害怕將我送回家時，家裏人把他們給扣下，心虛而不敢送我回去。

然後他們就開始開會商量，同時向省廳等方面請示，我在車裏靜靜的發著正念，洗腦班的其他同修也在發著正念，就這樣直到五月九日凌晨二點半左右，他們終於妥協了。當時我也曾動心，只要回去就行了，但是當我仔細從法理中悟時，我覺得這不是在和他們爭甚麼，而是正與邪的較量，絕不會有絲毫的讓步，就這樣堅持到了最後。

最後他們達成了以下協議：由他們出三千元錢訂了兩台車，洗腦班出兩個負責人將我送回家。就這樣，我於五月九日凌晨七點半順利的回到了家。

由於層次所限，不當之處請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