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邪黨七年來對我一家的迫害

【明慧網二零零七年二月七日】我叫高進英，現年61歲，原河北省邯鄲市法輪功義務輔導站站長，曾是河北省邯鄲市園林處職工。我丈夫也是法輪功學員，現年64歲，曾是中國河北省邯鄲市雕塑創作室主任，專職雕塑家，高級美術師，中國雕塑學會會員，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會員，河北省雕塑學會常務理事。

在沒修煉法輪功之前，我們夫妻二人長期有病，吃藥打針，每年都要住幾次醫院治療。丈夫還有嚴重的心臟病，身上經常帶著救心丸，隨時有生命危險，在經濟和精神上給我們家庭帶來了很大的負擔。

1994年底經一位法輪功學員介紹，我和丈夫開始修煉法輪功。修煉後，我原有的肩周炎、長期低燒再也沒犯過。修煉幾個月後，我們的病全好了。為了報答大法師父的救命之恩，為了使更多有病的人健康起來，我義務擔當了河北省邯鄲市法輪功輔導站的站長，在幾年的時間裏，使更多的人開始修煉，使更多的人成為好人、成為一個身體健康的人，從而更好的服務於社會。

1999年7月20日，中共的當政者江××出於私憤開始了對法輪功長達七年多的迫害。七年來，僅因為我堅持我的信仰，堅修法輪大法，因此被綁架兩次，一次被非法判處一年徒刑，而後無家可歸被逼迫流離失所長達六年！

流離失所期間邯鄲市公安局、國安局利用大量警力、物力對我進行非法通緝追捕。國安特務長期對我進行跟蹤、對我住處進行包圍，多次險被綁架。幾年來我搬過68次住處，最長的住過五個多月，最短的僅呆過幾個小時。

為躲避國安特務的綁架，我曾住過野地裏的茅草屋、也住過農民種菜棚、養雞房，還住過村民廢棄的破屋，也曾被好心的村民收留過。經常是一天都吃不上食物，一天能吃上一頓飯就算很不錯了。白天我不能出門，晚上出來到法輪功學員家或村民家找食物。我一個60多歲的人，遭受了中共邪黨長期的肉體和精神迫害，造成我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傾家蕩產，夫離子散，流離失所。

我的家多次被國安特務非法抄家，已經成了邪惡的國安特務隨便出入的地方。家裏所有值錢的東西被國安特務一掃而光，包括我們一生中收藏的名人字畫、文物古董，他們明著搶，暗著偷。在2005年大年三十晚上，家家戶戶都歡聚一堂過著新年，他們別門撬鎖，搶走了所有我的照片、身份證、房產證、戶口本、金銀首飾、筆記本電腦、VCD、照象機、生活用品以及兩次非法抓捕我的拘留證、逮捕證和判決書，還有值錢的證券和我丈夫創作獲獎作品的獎牌等。

1999年7月19日夜裏11點左右，以李亮為首的市公安局一處的六個惡警闖進了我家，非法抄家，並試圖從家中將我綁架走。我質問他們：「我犯了甚麼罪？有甚麼理由把我帶走？白天你們為甚麼不來？深更半夜才來，有甚麼見不得人的？你們必須把居委會和我單位領導叫來做個證人，是你們公安局一處的人把我帶走的。」就這樣僵持到20日凌晨3點，他們找來了居委會的人作為證人。凌晨4點多他們慌慌張張的把我綁架到公安局，晚上7點多又把我送到邯鄲第二看守所，並抄走我所有的大法書籍和其它物品。

一進看守所我就被邪惡搜身，來到監室後，看到到處都是犯人，人靠人的坐在一起，一個只有28平方米的監室（包括廁所在內）竟關押了31個人，在40多度的高溫下穿著褲衩背心，汗流浹背。房頂上的一個電扇有氣無力的煽動著，兩道鐵門關的嚴嚴的，這裏就像一個將要出鍋的蒸籠。

晚上睡覺就更慘了，靠牆兩邊各有一個大通炕，炕中間是個過道，號長和有錢有勢的犯人睡在炕上，沒錢沒勢的犯人睡在過道裏。因為洗衣洗漱都在過道，所以過道經常是濕乎乎的，一天到晚沒有幹的時候。睡著也不能平躺，只能側著身，一個人的前胸貼著另一個人的後背。如果夜裏有人起來解手，回來就睡不下了，號長就叫她躺在兩個人身上的中間，用腳用力一踩，硬硬的踩下去。我是新來的，被安排在廁所的便池邊上睡，臭的讓人頭暈腦脹，地方小的睡覺時只能蜷著腿，別人大小便的時候都是從我身上邁過去。別人的小便濺到我的臉上、身上，那是常有的事。別人大小便的整個過程都在我眼前進行，那種滋味真是令人難以忍受。

在監室，早晨六點鐘起床，半個小時洗漱及整理房間衛生。六點半吃飯，早飯和晚飯時，一碗發黑的玉米麵糊糊，喝完後碗底都是黑泥，一個二兩大的小饅頭，一塊像大拇指大小的鹹蘿蔔也當一餐。中午只有一碗菜湯，菜湯裏蟲子、蒼蠅常見，有時還吃出用過的衛生紙（因為種菜用大糞澆菜）。早8點開始糊火柴盒，從8點一直幹到晚9點，完不成任務的還要加班加點的幹。

在長期的這種苦役勞動後，有的犯人的手累變形了，疼痛難忍。犯人們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心裏恐懼變態，大部份是脾氣暴躁，有的是不計後果的發洩，經常相互打架罵人。在號裏，號長打人是經常的事，看守所的惡警沒有不打人的。除此之外時常聽到電棍打人時發出的滋滋聲、人被電時的慘叫聲，還可以聞到燒焦肉的味。這真是人間地獄！一個個看守管教也都像魔鬼般的凶殘恐怖。

三個多月後，他們又把我單獨關在一個四平方米的小號監室裏。小號監室裏沒有窗戶，沒有通氣孔，並且還放著一個馬桶，鐵門長期關著，鐵門上有個小孔作為送飯用，白天黑夜都開著燈。在小號監室裏又關了我三個多月。2000年1月29日，我被非法判處緩刑一年。

邯鄲市610辦公室、公安局和看守所他們勾結在一起，為了達到他們的卑鄙目的，企圖讓我放棄信仰，斷絕了我和所有法輪功學員的接觸，採取封閉式的關押審問，不讓接觸到任何一個法輪功學員。因為我被非法關押在邯鄲第二看守所，所有被綁架的法輪功學員沒有一個被送往那裏的。我在第二看守所被非法關押了6個月零9天，直到被判刑，沒見過一個法輪功學員。於是這些邪惡的610、公安局藉此製造了一個又一個的作惡機會。邪惡製造謠言，說我打學員、罵學員，說我已放棄修煉，邪悟了，從而達到轉化其他學員的目的，因為我在當地學員中的影響很大。試問邯鄲610、公安局你們兩次對我進行封閉式關押，我沒有接觸任何一個法輪功學員，我打的又是哪一個、罵的又是哪一個？又給哪一個說過邪悟的歪理？你們能說出名字嗎？這是他們慣用的伎倆，以此來欺騙其他法輪功學員，妄想達到在法輪功學員內部製造間隔，製造混亂的邪惡目的。

出獄後，邯鄲市公安局、國安局安排特務一天24小時監視我的住所，家中電話長期被監聽。有時國安特務突然闖進家，問我都是誰來看過我。所有來看望過我的親朋好友都被跟蹤，若有法輪功學員來看望我，一定被他們作為犯罪的理由。如劉軍，現已被判刑13年，杜秀英等人也被他們騷擾。

在這種恐怖環境下，我們一家人一天到晚總是提心吊膽的過日子，以至於一聽到敲門聲，我兩歲的小孫子就嚇得渾身發抖，哇哇大哭。為了我可憐的小孫子不再被恐嚇、驚擾，為了不給其他法輪功學員帶來災難，也為了自己不再被公安警察迫害，我和丈夫於2000年三月份離開了家，離開了親人，去外省的親戚家避難，過著這裏住幾天那裏住幾天的日子。從此我們有家不能回，終日在外漂泊流離。

我們的兒女、親人和所有的親朋好友都受到了國安特務、610、公安局等部門不同程度的騷擾、恐嚇、欺騙、威脅，也使他們長期生活在恐懼之中。七年來，我的親人們被長期的監視跟蹤，隨時被審問，電話被監聽，住所被監視，連我幾歲的小孫子去上幼兒園都有人跟蹤，並野蠻地採取欺騙的手段審問我的小孫子數次。孫子從兩歲起就在恐懼中生活著，給他幼小的心靈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在邪黨沒有迫害法輪功之前，我帶著小孫子一塊修煉，給他讀《轉法輪》，教他背《洪吟》，教給他煉功，孫子活潑可愛，身體健康。邪黨鎮壓法輪功以後，我被兩次綁架關押，長期被逼流離失所，和孫子也見不上面，孫子去上幼兒園及上學都得保證不煉法輪功才能進學校，否則學校不讓上學。孫子從此被嚇的不敢再背《洪吟》，這樣，徹底的使我孫子失去了煉功的環境，在他肉體、心靈上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今年孫子九歲了，在長期的精神壓抑恐懼下，他幼小的身體出現了全身疼痛的現象。醫生說是不治之症，肌肉萎縮，沒法醫治。我們悲痛欲絕，這給我已經破碎的家庭造成了更大的有如雪上加霜的悲痛。我知道只有大法能治好我孫子，因為大法祛病健身的效果有目共睹。但是，可憐的孩子沒有一個修煉環境，他畢竟只是個幾歲的孩子啊。我長期被邪惡逼迫在外流離失所，他的父母又經常被公安、國安的特務騷擾、恐嚇，並且每天24小時被監視住處，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在國安特務的視線之內。

在2002年6月17日晚，我和丈夫來到了深圳女兒家，18日早晨就被長期監視我女兒住處的邯鄲市公安一處、610和園林處保衛科一個姓楊的共7人（這7人是公安一處副處長姓吳，刑偵隊長李亮，還有姓吳、姓安的兩名年輕警察，還有園林處保衛科姓楊的，其他不知姓名），深圳當地公安兩人（三十多歲，不知姓名），共9人闖入我女兒家，強行把我和丈夫抓走。

他們當場讓我在拘留證上簽字，我說我沒犯法，我不簽。他們惡狠狠的說你不簽也得跟我們走。女兒是個不修煉的常人，當時還懷有6個月的身孕，她被嚇的臉色發白，雙手冰涼。我安慰女兒說：「別怕，你爸爸媽媽不會有事，不管在任何情況下，你記住，我們都不會自殺，如果有個好歹，就是被他們害死的，你就到聯合國去告他們。」

在抓走我們的同時，他們還將我身上的700元人民幣和我丈夫身上的1600元人民幣、我在女兒家存放的法輪功書籍以及丈夫畫的佛像和書法作品全部強行搶走，之後將我夫婦倆強行綁架到深圳第三看守所。我們在那裏被關了兩天，6月20日，邯鄲來的7個人將我夫婦倆又綁架到邯鄲。

到邯鄲後，我們被關押在邯鄲地區糧食局的一個招待所裏，整個公安局一處、610的惡警等20多人全部搬到招待所辦公，分成三班看守我們，並且分組分批對我夫妻倆進行晝夜不停的審問，上午審、下午審，晚上12點後審，更不讓睡覺。就這樣連續審了七天七夜，我們的身體被折磨的極度虛弱，曾幾度出現生命危險。

他們對我丈夫這樣一個64歲的老人用刑，用手銬把他銬在床頭上，白天晚上也不讓離開床半步，時時採用恐嚇、威逼、欺騙的手段對他審問，更不讓他有一點休息的機會，給他身體和精神上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傷害。我對他們說：「你們就別審了，再審還是那句話，我們沒做任何違法的事，沒和任何不好的人來往過。」公安一處郭姓處長說：「現在叫你說是給你機會，要是把你送到一個不說也得說的地方，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說：「我告訴你，對一個修煉人、一個按『真善忍』要求自己的人，你們甚麼辦法都不管用。作為一個人來說，我已經是60多歲的老人了，一生也走過來了，我還怕甚麼。我要求你們無條件的送我回家。」

我開始絕食抗議對我的綁架以及輪番晝夜不停的審問。絕食第四天公安局一處的惡警李亮和一個女惡警把我送到邯鄲第二看守所。看守所醫生要給我強行灌食，我對醫生說：「我沒有犯法，是他們綁架我，是他們犯了法，我要求放我回家。如果你強行灌食的話，我叫你是第一次灌也是最後一次灌，咱們沒冤沒仇，你不會殺死我，你也不想擔當一個殺人犯的罪名吧。」於是醫生不再給我灌食，隨後給我檢查身體，發現我病情嚴重，生命垂危，他們怕我死在看守所裏，怕擔責任，看守所拒收我。

惡警李亮和那個女惡警沒有達到把我送進看守所的邪惡目的，又把我拉回邯鄲糧食局招待所。他們還不死心，不相信看守所醫生的檢查結果，叫來邯鄲市中心醫院心腦科專家（姓名不詳）給我檢查身體，檢查結果發現心臟比正常情況腫大一倍，隨時有生命危險。

他們把我送到中心醫院，藉此又來敲詐我家人的錢財，逼迫我兒子拿錢，要給我打針輸液，被我嚴厲的拒絕。我說：「我修煉這麼多年，原來所有的病都好了，幾年來從未吃過一片藥、打過一次針，目前我這個樣子都是你們迫害的，我要求你們無條件的放我回家。」

在醫院迫害我期間，我趁監看我的人熟睡之時，於2002年7月22日深夜2點離開了醫院，輾轉7天8夜來到了山東。因為我沒錢坐車，白天路上也不安全，路上又到處設有檢查身份證的關卡，以此企圖綁架大法弟子，所以我只能利用晚上步行走小路對著山東的方向走，白天只能在莊稼地裏休息再找點吃的東西。7天8夜的長途跋涉之後，我到達了山東，找到了我的同修，在同修的精心照顧下我的身體很快就恢復了健康。

幾年來長期在外漂泊流離，住無定處，也經常的被特務跟蹤，包圍住處，無時無刻不處在危險之中。女兒居住香港，即使在香港也經常被中國的國安特務騷擾、恐嚇、跟蹤、威脅。我很了解國安特務的邪惡手段，所以幾年來為了兒女不受騷擾，也為我們自己的安全，從沒有和兒子、女兒聯繫過。我離開他們時對他們說：「你們知道我們的事越少，對你們自己和我們來說就越安全，一點不知道就更安全。」

幾年來我再也沒和女兒、兒子聯繫過，出生已兩歲的外孫長的甚麼樣我們都不知道。我也更了解我那孝順的兒女，為我們是多麼的操勞、擔憂。為了安慰女兒那傷痕累累的心，我到外省幾百里外用公話給我女兒聯繫過一次，接到電話後，女兒哽咽的說不出話來。

在2004年9月29日女兒決定帶著不到兩歲的外孫回大陸看望我。在河南省鄭州市一下飛機就被邯鄲和當地的國安特務有計劃的跟蹤，並用攝像機一路跟一路攝，一直跟蹤到山東冠縣，那時我的居住地。當我們發現被跟蹤後，不到兩歲的外孫被嚇得抱著她媽媽不敢放手，懂事的他更不敢大聲哭，只能哽咽著叫媽媽：「我怕，我怕。」孩子被驚嚇的曾一度發燒昏迷。後在當地善良村民的幫助下，我母女、外孫三口逃離了虎口。

沒有抓到我們，這些國安特務氣急敗壞，於是河北邯鄲的國安和山東聊城的國安勾結在一起，動用了30多輛警車，100多名警察包圍了我所居住的地區，像掃地毯一樣挨家挨戶的搜查了7天7夜，連野地裏看莊稼的小屋都不放過，真是窮凶惡極到了極點的喪心病狂要置人於死地。不僅這樣，他們還用慣用的伎倆欺騙當地的村民說：一個老太太殺了人後躲藏到這一地區，為了你們的安全，誰看見了馬上舉報。

村民中也有些人知道是抓一個煉法輪功的老太太，他們說：「看看你們這麼大的陣勢，動用這麼多警車，這麼多的警察，個個全副武裝，得花多少人民的血汗錢？一個老太太就把你們嚇成這樣，她不就是個煉法輪功的嗎？按『真善忍』做好人沒錯啊！為甚麼這麼怕『真善忍』呢？」

七年多來，中共惡黨對我及我們全家的殘酷迫害僅僅是千百萬個法輪功學員中的滄海一粟。在江氏集團的迫害下，在「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的殺人方針下，在他們「經濟上搞垮，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的法西斯行徑下，無數的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致殘，無數個幸福的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在此，我以我七年來的遭遇揭露中共惡黨對法輪功學員不擇手段的殘酷迫害。希望人們由此看清中共的邪惡本質，快快退黨、退團、退隊，快快明白真相，為自己選擇一個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