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市公安局和六一零對我全家的迫害

【明慧網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我叫王玉光。我和家人因堅持對法輪大法的信仰，八年來屢遭中共惡黨的迫害。我曾三次遭綁架，二零零零年十月又遭到非法通緝，被迫流離失所至今。我的家人也多次被迫害，全家相繼三人被惡黨迫害致死。

我於一九九四年得法，得法前身患多種疾病，如胃炎、膽囊炎、神經衰弱、咽喉癌等多種病久治不癒，每日在病痛中煎熬，無法正常工作，單位改革我第一個被下了崗，我真正嘗到了甚麼叫生不如死。

修煉大法幾個月，我所有疾病不翼而飛，法輪大法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提高了我的心性，我能處處用「真善忍」的原則要求自己，為他人著想，使周圍的人都看到了我的變化，知道了煉法輪功的真是好人。

一、初次認識公安和警察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由於天津大法學員被抓，同修一部大法的修煉者都到北京上訪，後來聽去天安門的同修講，由於當時的總理出面接待，事情已解決了。可是同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非法取締法輪功，各地站長被抓，我們一些同修紛紛到市政府要人，官方非但不放，還把各地學員分期分批用大汽車運到外地學校等場所軟禁，關押十二小時之久，然後我們被當地公安局派出所接回登記、造冊，並被迫解散煉功點。同時市局各分局對煉功學員明察暗訪、監聽、監控不斷騷擾。我也被市局找去刁難、拍桌子、大喊，讓我出賣同修，我家剛搬此地誰都不認識怎麼能配合呢。一個多月後他們再次找到我，說是核實情況，其實是逼我不讓煉功，還是上次那個胖警察，衝我大叫：「你在家幹甚麼了？」我就告訴他：「學法煉功，我通過煉功癌症都好了，不煉功命都沒了，我怎麼能不煉呢！」警察無可奈何的說，我知道你們都是好人，是上面讓管的。又過不長時間，雙城大法學員被迫害致死，我和幾位學員去參加送葬儀式，途中被劫持到香坊分局政保科，王科長和姓賈的對我們審訊，不許我們參加葬禮，並要罰我們每人三千元才肯放人，我們說：「這不是勒索嗎？錢是真理嗎？參加葬禮有甚麼錯？真是無禮要求。」最後他們還是向家屬每人勒索五百元才肯放人。

我無法理解，這麼好的功法為甚麼不讓煉，都想把自己親身感受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清楚。要求有一個合法煉功環境。於是同年十月我去北京和錦州大法學員一起切磋，我該儘快告訴上級部門法輪大法好不要鎮壓，被北京中關村派出所綁架，把我們交到錦州駐京辦事處，又通知錦州六一零把我們接到錦州第一看守所，非法拘留十五天。

由於各地法輪功學員紛紛進京上訪，想把問題儘早解決給法輪功一個合理的說法。二零零零年春，我和幾位學員決定進京證實大法，在去京的途中被劫持到錦州看守所，絕食四天才放我出來。錦州一處警察搜去我們身上僅有的一千五百元錢，他們把我放出時，還向家屬勒索一千元錢。

同年陰曆五月初哈市博物館要展出誹謗大法的畫展，歪曲事實，毒害不明真相的世人仇視大法，並聲稱百姓寫觀後感，我到那一看，認為有責任澄清事實，以免給世人造成更大的傷害。於是我把知道的大法真相如實的寫出來，揭穿騙人的把戲，警察立刻把我們綁架了（原來警方在現場已安排了許多便衣），到香坊分局姓賈的警察同時給我們倆戴一個手銬，關進故鄉看守所，非法拘留十五天，香坊分局向家屬勒索三千元後放人。

二、市公安局濫用職權非法野蠻抓人

二零零零年十月上海有朋友約我，我先到公婆家，當天下午我去了朋友那裏，誰知當天晚公婆就被當地派出所傳去莫名其妙的關了一宿，過後我才知道約我的朋友被綁架。難道就是因為煉功嗎？對好人就這麼迫害嗎？北京公安部等六大部門以莫須有的罪名通緝到處抓我，使我有家不能回，害得我們一家人骨肉分離。不煉功病魔會奪去我的生命，煉功後身體好了，本可以闔家歡樂，誰知江氏集團非法鎮壓，使我與家人不能團圓，真是讓我百思不得其解。

由於惡警找不到我，就對我家人下手，十月公安系統一些人找我丈夫談話，並威脅他說，就是一年、兩年、三年我們也要找到她等等。

二零零二年哈市電台插播法輪功真相，有關部門懷疑是我，他們通過各種手段監聽、跟蹤、蹲坑沒找到我。黑龍江公安廳專門組成四一零（四月十日）專案組共二百多人，組長江波，以江波為首的萬某某、段某某，他們趁我家人不在，非法闖進我家安上竊聽器，這種手段之卑鄙無法用語言形容。就在我丈夫回家的途中劫持，非法關押審訊，給剃了頭，拘留十五天給我丈夫造成極大的精神創傷，並威逼他和孩子與我決裂，把我當敵人看待，十五天放出後還逼我丈夫每週都要向市局彙報一次見沒見到我。丈夫工作降職。在他們無休止的迫害下，丈夫和孩子不敢見我，把我當成了敵人，他們真的活活拆散了我們這個家，給我們一家人心裏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

二零零二年六月，我二妹妹女兒結婚，罪惡的魔爪又伸向了錦州，當我二妹妹全家及親友們都沉浸在孩子結婚的喜慶中，惡警正虎視眈眈的注視著到來的客人，沒經家人同意並非法錄了像。攪的婚禮不得安寧，婚禮結束後，親友們都各自離去，惡人也以卑劣的手段進行跟蹤，想尋找我的行蹤。

我弟媳婚禮結束後去了孫吳親屬家，哈市公安局四一零專案組也派人跟蹤到孫吳，在我親屬家偷偷安上竊聽器，公安守候30多天不耐煩了，最後要求我親戚把我弟媳攆出走。就在這同時，哈市南崗分局大概也是四一零專案組把在外地上班的姪子回家途中非法劫持到零公里處，友聯度假村實行軟禁二十多天，目地還是通過他找到我，不許我姪子向外打電話並威脅說：「給誰打電話就抓誰。」還說：「為了找到你大姑中央拔了幾十萬人民幣你知道嗎？你姐姐的婚禮我們都參加了，當時放鞭炮的就是我，婚禮上的情況我們瞭如指掌等等。」就這樣非法關押他將近一個月，回來後家人才知道。三妹夫參加婚禮回來後惡警也沒有放過他，跟蹤到賓館，問他參加婚禮了嗎？當時他不知道怎麼回事就說沒去，惡警就說給你放錄像，我們把整個婚禮都錄下來了，並說你大姐就在你家，三妹夫急了說，我姐夫不是在家嗎，他怎麼能在我家呢？警察一無所獲的走了。

三、全家煉功、人人受益、卻個個慘遭惡黨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開始後，我的父母（年近七十），妹妹、弟妹等都先後被抓進看守所。我父親（王春會）原建國前老幹部曾患有冠心病、偏頭疼、胃炎十二指腸潰瘍等多種疾病，修大法後已經痊癒，每年給國家節省近萬元醫藥費，四二五他進京上訪被錦州拘留所非法關押十五天，後放回。二零零零年七月去親屬家串門被當地派出所綁架，送到拘留所關押十五天，罰款二千元才放人，老人雖然修煉，但經不起邪惡對我們家人無休止的迫害，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於二零零五年年底含冤離世。母親（李萬芝）修煉前身體無病，虔誠信佛，修大法後更是精神煥發，精力充沛，幹起活來不知道累，待人熱情，願意助人，我流離失所後她幫助照看正在上學的孩子，她盼望我早日回家，她明白只有給大法討個公道，我們一家人才能團聚。於是二零零一年她決定進京給大法討個公道，上天安門打了橫幅，告訴人們：「法輪大法是正法！還師父清白！還法輪大法清白！」在天安門喊出了自己的心聲。被天安門警察抓到駐京辦事處被當地派出所帶到當地公安局--賓縣公安局，六一零向家屬勒索五千元，看她年齡大怕承擔責任，才不得不放人。回家後由於家人接連遭迫害，經濟危機，又罰了五千元，老太太心裏受不住，突然昏迷，經醫治無效被邪惡又奪走了一條生命。

弟妹修煉大法身心受益，深知大法好，所以也於二零零零年五月一日進京證實大法，為大法討回公道，去了天安門和全國各地來證實大法的學員彙集一起（共十八人）在天安門堂堂正正的向人們展示法輪功五套功法，被天安門警察和便衣帶到駐京辦事處，由當地六一零接回關進賓縣看守所非法拘留十五天，罰款四千元，並停薪停職將近五年，給她本人和家人造成極大的傷害。二零零四年她們幾位被停止工作的大法弟子多次去找當地政府、縣六一零、縣委有關負責人講清真相，要求上班，他們都說必須寫出所謂的「三書」才肯安排工作。她們認為我們上訪符合憲法，沒有錯，她們堂堂正正到單位上班，被當地政府、派出所和縣六一零聯合，事前躲在各辦公室，等她們一到就實行強行綁架（鎮政府、派出所、縣六一零出動全班人馬），把他們在工作單位綁架到五常六一零辦的洗腦班，進行強化洗腦，在那裏她們遭到了非法的迫害（校長付延春、書記朱慶福、副校長荊某某（女）、猶大周和珍），付延春揚言到這裏沒有不轉化的等等。他們用膠皮管子抽打大法弟子，用銬子把學員銬在鐵床扶手上，罰蹲等等邪惡手段。在身心難以承受的情況下，逼寫了「三書」，做修煉不應該做的事，使她們痛不欲生。

我的二妹妹修煉前患有淋巴癌晚期，在北京治療，醫院告訴家屬病人已到晚期，治好沒有希望了，除非奇蹟出現，家人正在絕望中聽親戚說：「李洪志老師在北京正在辦法輪大法講法班，不妨去聽一聽，看看怎樣，也許能有希望。」這樣妹妹跟班聽法，感覺挺好，一連跟過幾個班，所有的病症消失，後來痊癒，因為她的變化對當地震動很大，很多人得法修煉。這樣老妹妹也走入大法修煉的行列。一九九九年江氏集團鎮壓法輪功，兩個妹妹也相繼進京證實大法，她們先後被綁架，判勞教三年送進馬三家教養院，遭到非人的迫害，二妹妹在馬三家又出現病變，人也被迫害的奄奄一息，被送回家，回家後錦州公安局，古塔分局警察用卑鄙手段監聽，監控，跟蹤不斷的登門騷擾，綁架派出所迫害，不讓她安心煉功，使她身心不得安寧，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含冤離世。

今天我寫下我和我一家人所遭受的迫害，是讓更多的人了解大法，分清是非善惡，為自己選擇一個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