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被共產黨以「反革命」的罪名鎮壓─槍斃了。那時外婆只有30歲出頭,是個柔弱的小腳女人,在表示堅決和「反革命」丈夫「劃清界限」後得以活命。她擦乾眼淚,結束了錦衣玉食、養尊處優的闊太太生活,領著4個未成年的孩子投奔娘家的窮親戚,寄人籬下的開始了她在社會最底層掙扎求生的後半生。
外婆散盡偷偷藏下來的一點細軟,換來的還是親戚們的白眼,因為她和孩子住在誰家,都會連累誰。她曾經做過保姆,給別人看孩子,還做過其它零活,後來又在一家工廠當了工人。作為一個守寡的30歲小腳女人,外婆承受了獨自撫養四個孩子的家庭重擔,同時作為一個「反革命家屬」,也承受了全部的人生恥辱。
外婆在外面謹言慎行、沉默恭順,在家裏卻既抽煙又喝酒,高聲叱責子女,也常常一個人自言自語,不知所云。如果不是親身經歷,如果沒有在那樣一個瘋狂年代生活過,我想任何人都無法體會外婆的痛苦,那種痛苦深入骨髓,痛徹心肺,足以讓一個正常人崩潰。外婆之所以能承受了這一切,都是靠著偉大的母愛在支撐!
母親兄妹四個的日子也同樣難過。他們不再是出門汽車飛機、坐在家裏彈鋼琴的少爺、小姐了。親戚、鄰居的孩子總是欺負他們,說他們沒有爸爸,是「黑五類」、「狗崽子」,在學校裏,不管他們學習成績怎樣好,在老師和同學面前也總是抬不起頭來。我大舅高中還沒有畢業,就成了全校無可爭議的最年輕的「右派分子」,被下放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了。
母親年輕時美麗能幹,但是一直嫁不出去,同單位的一個瘸腿臨時工在追求母親的時候居然聲稱他不介意母親的「反革命出身」,和她的出身相比,他的瘸腿其實也不算甚麼。母親憤怒了,發誓對結婚對像別無要求,只有一條,那就是對方家庭成份一定要和她一樣,免得像她的哥哥、姐姐那樣在家庭中遭受歧視。精神上的痛苦導致母親身體狀況非常糟糕,她還得了癲癇,有一段時間父親經常會接到母親單位的電話,趕去把突然犯病的母親接回家。有時我半夜醒來,會看見白天暴烈異常的母親,在燈光下獨自悲泣。
電影《芙蓉鎮》,那對右派夫妻有一句經典台詞:「活著,像狗一樣的活著。」那個年代,你選擇了生存,就意味著必須喪失尊嚴,喪失人性!
外婆和她的四個子女原本都善良、敦厚,但是後來,他們性格中本性的這一面在漸漸的淡化,自私、刻薄、懦弱、猜忌、暴躁、妒嫉、勢利、欺軟怕硬、恃強凌弱等劣性日漸增多。在外面,他們從不惹是生非,懂得「不亂說亂動」、「跟黨保持一致」、跟「反革命」父親脫離關係「劃清界限」,以此來保護自己。
為了能在共產黨的暴政下生存,他們被迫丟掉思想的能力,因為實際上他們根本不必思考,也不敢思考是非、善惡,他們心中只有對共產黨的恐懼,他們能做的就是黨讓說甚麼他們就說甚麼,黨讓做甚麼他們就做甚麼,只有這樣才可以保全自己。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為了生存所做的一切選擇都是正確的,哪怕它再不符合道義,且有悖於人倫。
他們不能、也無權思想,更無法理性,他們積攢了太多的怨氣,這情緒需要發洩,以便生活能繼續。於是他們也選擇了暴力,其實他們也別無選擇,沒有天理,沒有人性,沒有任何道理可講,這個由共產黨統治的世界所展示給他們的、強加給他們的都是暴力:語言暴力,行為暴力,思想暴力,於是,在可能的範圍內,他們把自己所遭受的一切壓迫全部用同樣的手段施加在自己親人和比自己更弱小的人身上。
多年以來,他們習慣於畏懼強權,卻不假思索、無所顧忌的仇恨著自己的親生父親,傷害自己的親人,欺凌弱小者。他們之間經常爭吵,每對夫妻都會隔三差五地大打出手。這四個家庭無一例外的通過打罵來教育子女,動輒就將子女逐出家門、斷絕關係。
雖然沒有人提到過外公,但他模糊的身影被仇恨和冷漠裹挾著,無時無刻不在這個家庭的不幸中晃動。隨著時間流逝,這仇恨變成了遺忘,我母親竟然到六十多歲的時候才知道外公的名字!
記得只有那麼一次,在我很小的時候,外婆趁著少有的好興致,忽然提到了外公。那個午後,也許是溫暖的陽光喚起外婆封藏已久的溫馨回憶,她挺直了有些佝僂的身體,告訴我,外公是個非常有學問的人,以前很有地位,對她疼愛有加,她的名字也是外公給取的。她嘆了口氣,淡淡說起以前的外公怎樣身著長衫有如玉樹臨風,怎樣不厭其煩的教她認字。這是關於「階級敵人」的外公最具人性化的一段描述了,寥寥數語,如此浪漫,如此鮮活,多年以來,我一直認為這才是真實的外公,也是真實的外婆。
有一次,我和母親提起這段往事,母親呆呆的坐了一會,告訴我說,你知道嗎,你姥姥臨終的時候,我們問她要不要和你外公葬在一起,她特別堅決的搖頭,說,不,俺是革命的老工人,他是反革命!
外婆活了八十多歲,在二零零零年春天,也就是二十一世紀初走完了她「壽且多辱」的悲劇一生。
我們家族的悲劇,其實也是我們全體中國人的悲劇,從它開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延續著。時光流逝,時代變遷,但是這悲劇只不過是變換了不同的場景在上演,一刻都沒有停止過!
文革結束以後,母親積極要求入了黨,在單位裏也熬到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職位,終於覺得自己不再被別人歧視了,黨終於不嫌棄自己了,終於被組織劃為自己人了,她揚眉吐氣,感激涕零;我那當了大半輩子右派的大舅,在社會最底層苦苦掙扎了一生的小舅和大姨,聽不得別人說一個共產黨的「不」字,黨總是對的,錯的永遠是自己。
這是我的母系。我父系的情況也基本相同。
所以我和我的弟弟、妹妹,我的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們都有一個不堪回首的、最悲慘的童年。長大以後,他們中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境況都很不好,貧窮、多病、多災,伴隨著爭吵、打罵,我的親人們都在絕望中掙扎求生。
儘管我是這個家族中最優秀的,儘管我的事業成功,小家庭美滿,但是我同樣沒辦法快樂,我發現我身上流淌著祖輩和父輩的血,性格中帶有他們所有的特質,也背負著命運對這個家族的詛咒。我無法和周圍的人正常相處,我有與生俱來的不安全感和恐懼,我整夜整夜無法入睡,心神不寧,我怨恨生活不公,怨恨外婆和母親遺傳給我的劣性。我翻遍各種宗教典籍,只求解脫,但是它和我如影隨形,揮之不去!苦海無邊,不知哪裏是岸啊?!
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法輪大法。 手捧《轉法輪》,感覺它的份量越來越重----他博大精深的法理告訴了我人生的意義,讓我逐步擺脫了夢魘一般的過去。我真的變了,從身體到心靈,我感覺自己像鳳凰涅槃一般獲得重生!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後,我因為修煉法輪大法而屢遭迫害,被剝奪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十年間,我因上訪、講真相多次被綁架、非法拘留、非法抄家,被工作單位非法開除公職,甚至,我被邪黨的特務機構威脅為它們提供情報,並為此圖謀構陷我先生拆散我們的家庭……。
邪黨迫害大法的十年,無論我經歷怎樣可怕的困境,面臨甚麼樣的壓力,我沒有一刻懷疑過大法,因為我看到法輪大法對我的慈悲賜予,我相信世界需要「真、善、忍」!事實上,我依靠宇宙大法真、善、忍,依靠我對大法的堅信,依靠師尊的慈悲呵護,一步一步的走過來了。邪靈妄圖置我於死地,但是,大法讓我重生!
迫害剛一開始,母親就不止一次的問我,你是不是真的因為煉功精神出問題了?你這不是往槍口上送嗎?母親的眼神裏有驚恐,有無助,身體不由自主的發抖,彷彿她親身經歷過的、噩夢一般的文革運動捲土重來。
在她看來,我們根本不用去思考是非對錯,政府在鎮壓,所以和政府保持一致,保全自己是最重要的。它不讓練咱就不練了,這實在是個再簡單不過的邏輯。我沒有像我母親希望的那樣做,使得母親對我很失望,也很生氣,她不能理解我為了「不當吃不當喝」的信仰就失去了好前程。她說她老了,不願意再擔驚受怕,她想過平靜的生活。 於是,在經歷了我們家族標準式的決裂程式之後,母親離我而去,多年不肯見我。
自得法至今----我已修煉法輪大法一十四載,我歷經磨難,穿越風雨,已由一個任性愛哭、脆弱感性的年輕姑娘出落為溫和沉靜、鐵骨柔腸的中年女子。較之從前,我的面貌更加青春秀麗,氣質更加雍容大度,雖身處逆境仍保持一派祥和,以大善大忍對待身邊的每一個人。
我已經不再怨恨母親,我知道她也是受害者。幾經曲折,我終於爭取到了母女重新相聚。當我攜夫挈子出現在母親面前,令她眼鏡大跌。本來,按照她多年的「鬥爭」經驗,以雞蛋碰石頭、胳膊非要擰大腿的女兒,不傻不癡不病不殘已屬上天慈悲。
她從我的堅韌看到了大法的力量!
母親看了《九評共產黨》這本書,好幾天眼淚不乾。這本書讓她真正明白了自己一生的痛苦根源,她的父親母親及兄弟姐妹、這個家族一代又一代的悲劇根源。她後悔因為害怕被迫害,幾乎整整一生都在仇恨自己的親生父親。在她的勸說下,我姨、姨父、小舅都做了「三退」(退黨、退團、退隊)。大舅說我們在搞政治,怎麼勸說都不肯退。
去年大年二十九,大舅病危,醫院兩次下了病危通知,家裏人買好了衣服,就等著給他辦後事了。我和母親正月初三趕到大舅的病床前,母親和他講了自己思想的變化,告訴他,現在只有退黨才能保命。母親說,你這把年紀,就是能活過來,也沒人指望你去和共產黨鬥,完全是為了你好,咱們家遭了這麼多的罪,咱就是死也得死個明白,不能認賊作父啊!
大舅的眼睛慢慢的有了神采,他輕輕點了點頭,同意退出中共邪黨,並答應默念「真、善、忍好」,「法輪大法好」,當時是上午11點鐘。
下午2點多,監控大舅的那台儀器上的各項指標都不可思議的開始好轉,爾後每天都在一步步好轉。
十幾天後,大舅出院了。出院時做彩超的小姑娘驚奇地問,「大爺,您是甚麼病住的院啊?!」
全家人都受到了震撼,都親眼見證了大法的神奇與美好!全家幾十口全都「三退」了。自那以後,彼此之間沒有了芥蒂,一下子變得可以無話不談。
還有幾個親戚表示也要修煉法輪大法。
退黨後母親多病的身體在康復,這次看到大舅轉危為安,她更加堅信大法了。現在,母親很自豪自己有幸成為大法弟子,每天學法煉功,經常和別人說,她苦了一輩子,真是有晚來福,過上了一生中最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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