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楊潔十年飽受迫害 幾次死裏逃生

【明慧網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明慧網通訊員寧夏報導）楊潔是寧夏中衛市人，今年四十歲，原來在中衛人壽保險公司工作。一九九七年修煉法輪大法後身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從中共九九年七二零迫害法輪功後，至二零零九年的十年間，楊潔大部份時間被囚禁在寧夏女子勞教所、寧夏女子監獄等邪惡的黑窩裏，遭受酷刑折磨，幾次死裏逃生，兩次丟掉工作，至今還沒有穩定的職業，到處打工為生。

下面是楊潔自述經歷，尤其是十年間遭受的迫害，充份說明中共鼓吹的「司法公正」是騙人的把戲。

迷茫中幸遇法輪大法

我從小十分憧憬修煉，長大後苦苦尋覓。我家祖祖輩輩都有吃齋念佛之人，經常聽他們講一些神話故事。從小我就時常問自己：人活著究竟為甚麼？生命的意義是甚麼？我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七歲時，朋友送來了奇書《轉法輪》。我靜心拜讀後，捧著寶書，我的淚水一次次湧出，心中的迷一一破解。迷茫中的等待與企盼終於有了歸屬，我明白了這就是我要尋找的修煉之路！書中告訴：我在世俗中工作、在世俗中生活同樣也可以修煉，但必須按真、善、忍做個好人。

修煉法輪大法後，我時時刻刻都沉浸在幸福之中。每天早早起床到中衛高廟公園煉功點煉功，當時只有幾人煉功（一年後該點增加到上百人，學法點也遍地開花）。我原來有頭疼、痛經、胃疼、先天性關節炎，當疾病發作時就不能上班。煉功短短的幾個月後折磨我多年的疾病不翼而飛，得法至今十幾年再也不需要吃藥、打針。原來在常人中養成的抽煙喝酒的惡習也全部戒掉了。

法輪大法博大精深的內涵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觀。我從迷茫、消極、沉默、厭世變的積極、開朗，看誰都覺得親，就像換了一個人。那時我幾乎每天都是第一個到公司報到；在工作中淡泊名利、認真負責、待人真誠，得到了客戶、領導和同事的好評；遇到矛盾時不再斤斤計較。得法後我的身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家人、朋友和同事因為我的變化也對大法讚不絕口。

我原在寧夏中衛市人壽保險公司是營銷員。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因進京上訪，中衛公安局對人壽保險公司施壓使我丟掉工作。二零零零年七月到寧夏銀川供電局電力設備廠工作，幾個月以後，中衛公安局政保大隊的警察又到銀川供電局電力設備廠騷擾，使我再次丟掉工作。

第一次合法上訪被非法拘留勒索、開除工作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黨頭子江澤民出於變態的妒嫉心理，操控中共流氓集團對法輪功修煉者開始了全面的鎮壓和殘酷的迫害。那天，看了電視新聞播出鎮壓法輪功的消息，我和同修都震驚了！法輪功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既可以節省巨額的醫藥費，也可讓無數修煉者結束病痛折磨。如果人人修大法，人人做好人，那社會的精神文明就會得到提升。修煉法輪功的好處太多了，正如當時國家體委調查後所言：「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我認為鎮壓法輪功是錯誤的。

為反映真實情況、爭取合法的煉功環境、還師父清白，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和當地兩個同修到北京上訪。到了才知道，自七二零後，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信訪辦上訪，希望政府收回「成命」、停止迫害。然而，中共利用謊言和暴力統治的邪惡本性決定了它們絕不會聽取「民意」。各地信訪辦一夜之間變成了公安局。北京信訪辦每天都有大量上訪的法輪功學員被綁架。

八月的一天，在北京房山良鄉的出租房，我們二十多個法輪功學員正在交流，突然來了好多警察，將我們堵在屋裏，隨後將我們全部綁架到良鄉派出所，之後劫持到房山看守所。我們到那時，那裏已經非法關押了很多法輪功學員。有一個老警察對大家說：「你們回去還煉不煉？煉，就抓你們打你們。」然後問：「你們還煉嗎？」大家一起說：「煉！」他又問：「如果判刑呢？」大家還是堅定的回答：「煉！」他聽後非常感慨！

在房山看守所，從銀川市、中寧縣、同心縣公安局去的警察，開始非法提審寧夏的法輪功學員。提審我時，我不報姓名、不說同修的下落。他們惱羞成怒的把門關上，拉上窗簾開始打我。中寧公安局的一個年輕警察，衝上來一隻手把我的頭髮抓住使勁向後拽，另一隻手捏成拳頭猛擊我的臉部和胸部。他手上戴著大戒指，所以打上特別疼。此次提審後，同修單吉寧的臉被打的青一塊紫一塊。幾天後，寧夏中衛市政保大隊的葛建國和我所在的人壽保險公司的程玉章把我強行劫持到中衛，葛建國和程玉章藉機從單位和我父母那裏勒索去了共三千多元錢。

回家幾天後，我上網時被中衛的網警監控到，我再次被政保大隊的警察綁架，非法關押在中衛迎水橋拘留所一個月。期間政保大隊葛建國向人壽保險公司施壓，逼迫開除我。拘留期滿時，葛建國把我拉到公安局，在公安局楊局長的辦公室，中衛人壽保險公司經理姚春發迫於壓力，當著楊局長和我父母（公安通知讓去的）及我的面宣布：因不放棄修煉法輪功開除。

第二次上訪遭酷刑折磨、被非法勞教兩年

二零零零年十月，當我得知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廣場遭毆打的消息後，再次到北京上訪。

十月六日早上十點左右，我和另一名同修剛到天安門廣場，同修就被四五個便衣警察連推帶打的拉到車上，那時的廣場已變成了人間地獄……廣場四週停了幾十輛用於抓法輪功學員的警車和大客車，到處都有全副武裝的武警、警察和便衣在毆打法輪功學員並往車上塞：有的法輪功學員一個人被幾個警察同時圍著用警棍、對講機猛砸頭；有的被警察拽著頭髮往車上拖；有的被四五個警察抬的高高的扔到車上；很多法輪功學員被警察和便衣打倒在地；他們還把學員從腳上拽著，整個身體著地，倒著拖到車上。儘管這樣，「法輪大法好！」的喊聲在天安門廣場還是此起彼伏。

我質問做惡的警察：你們為甚麼打人？不許打人！話音未落，幾個警察和便衣猛撲過來，把我的胳膊擰到背後，扯衣領強行把我拽到車上。車上有個老年女學員執意要下車，警察就用對講機使勁砸她的頭，砸了好多下，頭上已經流血了，這個警察還不停手，直到鮮血直冒。這時我們幾個見狀擋在那個同修前面，用手牢牢的抓住對講機上的天線，同聲說：不許打人！她的老伴過去用毛巾給她捂著頭上的血，一陣毛巾就滲透了，血還是在往下滴。她老伴哭著對警察說：「我們只是為煉功做好人，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卻被你們打成這樣，你們還有人性嗎？」

我乘他們轉身之機，就從車上跳下來向廣場中心跑去。邊跑邊喊：法輪大法好！幾個便衣警察朝我追過來，其中一個便衣從後背向我猛擊一拳，我當即倒在地上，褲子也摔破了。尾隨過來的四五個便衣又一次把我拽到車上。

一會功夫，幾輛大客車塞滿了被非法抓捕的法輪功學員，我所在的車上約有一百五十人。所有人都被劫持到前門派出所（後來看到資料介紹說前門派出所的警察全部遭了惡報）登記後，再轉到各收容所、拘留所。我被轉到了順義收容所。

在順義收容所，我絕食抗議，收容所的惡警竟然對我動用酷刑：給我打上背銬、戴上腳鐐，把我強行送到附近醫院灌食。到醫院，我聽到檢查的醫生對警察說：高壓五十、低壓三十。女惡警根本不顧我的死活，還威脅我：配合吃飯就不灌了，否則死了也白死！像你們這樣的人，死了的多的是，沒人知道，前兩天還死了一個呢。我還是不配合。一個四十多歲的女惡警和四、五個男警察夥同三個在押犯人及七八個醫生護士，不由分說將我按在床上。我的胳膊、腿、頭上全是手，還打著背銬、戴著腳鐐，絲毫不能動。接著他們用一米多長的塑料管從鼻孔插入胃中，開始灌食。我當時已有一星期沒吃飯了，身體十分虛弱，他們還在採用各種暴力手段按、壓我，我不停的掙扎。後來我穿的毛衣都濕透了，那種感覺真是痛不欲生。灌食後她們沒有把管子拔掉，用膠布把管子粘在我的腦門上。當時我頭上粘著「鼻飼」管的一頭、另一頭仍插在胃裏，打著背銬、戴著腳鐐又回到收容所。

回到收容所，惡警把我關在一個專門用於施酷刑的房間，給我施加他們發明的一種酷刑：把我強按在一個台子上，將兩腳分別用粗鐵鏈纏在腳脖子上，並用兩把大鐵鎖鎖在兩邊鐵樁上，絲毫不能動。因為兩隻腳之間的距離比肩寬，不能站立只能半蹲著把屁股蹶著，屁股下面立了一個約二十釐米高的鐵樁，鐵樁的頂部長約3釐米寬15釐米，只能騎在鐵樁上。而且我依然兩手從後面打著背銬、戴著腳鐐。

就在中共邪黨人員用多種酷刑折磨我的同時，在醫院灌食用的管子一直沒有拔掉，還將一頭用膠布粘在腦門上，一頭插在胃裏，不停的流鼻涕眼淚，噁心，又吐不出來。他們用這樣的酷刑折磨了我半天時間，直到寧夏駐京辦來人接我，才把我解下來。那半天時間我感覺就像從地獄裏走了一遭。時隔十年，現在想起來還是痛苦不堪。經歷了這次酷刑折磨，我看到的不只是這些惡警的邪惡與無恥，更看到了他們卑鄙的靈魂。

到了駐京辦，碰到一個寧夏的法輪功學員，姓史，她當時身懷六甲，在天安門廣場同樣遭到警察的盤問和毒打。她被打得鼻青臉腫，警察還故意用腳踢她的肚子，用警棍搗她的肚子，她真擔心肚子裏孩子的命能不能保住。

幾天後，葛建國和一個姓王的女警，把我從駐京辦綁架，到當地。途中那個女警不停的誣蔑法輪功和大法師父，並用極其下流骯髒的話辱罵我。我被關在中衛看守所一個月後又被轉到中衛迎水橋拘留所拘留了一個月。拘留所一個姓王的警察對我說：告訴你，共產黨別的本事沒有，整人的本事可是一絕，識時務者為俊傑，不然有你受的。

非法拘留一個月期滿，到了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六日。那天，公安突然調集了十幾個警察在拘留所院內排成一隊，拘留所特意將所有被關押人員帶出來列隊。葛建國等人給我和另一名法輪功學員戴上手銬，把我們倆強行推到隊列前面，對我們宣讀非法勞教判決書，我被非法勞教兩年，那個同修一年半。罪名是所謂的：擾亂社會治安管理罪。同時，中衛電視台還來人給我們錄像。幾天後，中衛電視台還將此錄像作為邪黨徒的「戰績」播放，以此達到進一步污衊法輪大法的邪惡目的。管中窺豹，看到此情此景，每個人都可想像邪黨在歷次運動中是如何盜用國家機器，污衊、嚇唬、迫害手無寸鐵的善良百姓的。

在寧夏女子勞教所遭受的迫害

寧夏女子勞教所是寧夏迫害法輪功學員最為殘酷的黑窩之一。法輪功學員張毓芳零二年在此黑窩遭殘酷迫害致使身體癱瘓、殘疾，至今生活還不能自理。我被押到那裏的時候，那已經有十幾名法輪功學員，而且還在不斷的往裏送，還有六十多歲的。法輪功學員到裏邊，惡警就指定兩名吸毒人員二十四小時監控（他們叫「包夾」）。我被分到了二中隊，中隊長丁冬紅指定吸毒犯劉麗和劉海燕作為「包夾」，我的一言一行她們都要隨時報告隊長。法輪功學員不准談與法輪功有關的話題，甚至互相看一眼都會招來「包夾」的辱罵。

我們被強行奴役，切割活性碳。這種碳是有毒的，每天幹十幾個小時。收工時，全身被黑碳灰覆蓋，人人像是「碳棒」，常年洗澡只讓用自來水。寒冬臘月，外面下著大雪，刺骨的水淋在身上，凍的人直打哆嗦，不洗又髒得沒辦法上床。

二零零一年初，天安門「自焚」鬧劇上演後，勞教所的惡警像打了強心針，開始加重對大法和學員的迫害。他們把污衊大法和師父的大字報貼在勞教所走廊兩邊。有一天，吸毒犯秦朝鳳正往黑板上抄寫污衊法輪大法師父的文章。我看到就問：誰讓寫的？她狠狠的瞪了我一眼，繼續寫著。我找了一塊布開始擦黑板。她撲過來一把就抓破了我的脖子，而且大聲喊叫起來。應聲撲過來一群吸毒犯對我推搡毆打，把我拖到值班隊長劉俊和副中隊長胡林霞面前。胡林霞繼續辱罵大法師父和我，並威脅：等候處理。當天晚上，我上廁的時候去撕大字報，還沒撕完，就被「包夾」和值班員發現了，她們把我強行推回監號。

第二天，為抗議邪惡誣蔑大法和師父，我開始絕食。無論惡人們如何威逼利誘，我就是不動搖。八天後，她們將剩餘的大字報撕掉了，並允許法輪功學員互相說話。表面上看她們妥協了，但時隔不久，司法局來人，勞教所召開大會，勞教所的阮愛君科長在會上先是誣蔑大法，接著宣布給我加教三個月，所謂的罪名是：擾亂勞教所的正常秩序、不服從管教。當阮愛君誣蔑大法時，法輪功學員隆竹雲站起來想反駁，閆（嚴）所長下令讓馬燕的丈夫（是少管所男所警察）將隆竹雲拉出會場。那個惡警將隆竹雲拉到一個房間，用電警棍使勁電，我們在會場都能聽到「劈劈啪啪」的聲音。散會後，我見隆竹雲的嘴角周圍全是電警棍電擊後的紅色傷痕。（此事不久該惡警遭惡報，孩子得了一種怪病）

在邪惡各種「轉化」迫害過程中，我在學人不學法的情況下迷惑了，零一年六月也所謂的「轉化」了，並在零一年九月三號提前回家了。回家前，勞教所的警察對我們所有要回家的人說，回去後要到當地公安局「報到」。回家後，我不斷的學法、和同修交流後，明白了「轉化」是錯的，很快歸正了，也就沒去公安局「報到」。沒「報到」成了再次勞教我的理由。

再次被勞教二年，生不如死

我從勞教所回家後的第十六天，到青銅峽小壩親戚家。因猶大出賣，青銅峽小壩公安局三個男警闖入親戚家綁架了我。下午中衛公安局來了三個男警、一個姓雍的女警把我劫持到中衛公安局，非法審訊了我一晚上，第二天又把我送到迎水橋拘留所。到拘留所我就開始絕食。中衛公安局姓劉的政委來欺騙我：只要你吃飯，過了「十一」我親自開車送你回家，我說話算話，因為我是代表黨，代表政府的。我聽信了他的謊話，在絕食一星期後，就開始進食。

過了「十一」，拘留一月期滿，我又被非法勞教二年。這次勞教的理由竟然是：沒有及時到公安局報到。同時被勞教的還有中衛醫院傳染科護士張鳳娥。此事之後我就明白了：這些邪黨徒，無論穿不穿警服都是滿嘴謊話。

勞教所是關押壞人的地方，我們法輪功學員是好人，不應該在這。到勞教所我就絕食。副中隊長胡林霞叫來吸毒犯劉海燕、張紅豔等把我按到床上，將筷子粗的膠皮管用力從鼻孔插入胃中進行灌食。在野蠻灌食的同時胡林霞和犯人不斷用髒話辱罵我。和我同時絕食的同修還有幾個。因為此次野蠻灌食每天兩次，而且吸毒犯殘忍無比。

這次到寧夏女子勞教所，我們這些「奴工」：天不亮出工，種樹、插秧、挖下水道、挖葡萄苗，很晚才能停工休息，每天要幹十幾個小時；高強度的幹苦力活，每個人手上都打了滿滿的水泡，一茬沒好又接一茬；臉上、脖子上、胳膊上的皮，曬的脫掉一層又一層；每天強制勞動都是有定量的，而且強度非常大，完不成任務就要受到體罰：在走廊站軍姿數小時：或在小板凳上坐軍姿：或罰抄監規到半夜：或走軍姿：或不停的高唱歌頌邪黨的歌，反正惡警總能找到整人的花招，最殘酷的是開批鬥會：受罰者站在全體勞教人員面前，深挖「犯罪」根源，再由其他勞教人員聲討揭批，直到隊長通過為止，其實就是「文革」批鬥會的翻版。

二零零一年年底的一天，惡警組織勞教人員觀看誣蔑大法的錄像。我衝到電視機前用身體擋住電視，幾個犯人撲過來企圖把我拉開。副中隊長馬愛萍聞訊趕來，問我：想幹甚麼？我看到這些可憐的犯人被欺騙，就哭著說：這是害人的謊言。馬愛萍命令我去她辦公室。我說：把電視關了我就去。馬愛萍指使幾個吸毒犯把我從電視機前拽到她辦公室，給我戴上手銬。當晚，中隊長姚俊玲從家中趕來，邊罵邊用電警棍電我的嘴、臉和脖子。這樣折磨我一個多小時後才讓「包夾」帶我回監號。

第二天我絕食、不出工，馬愛萍又指使吸毒犯打我罵我，還把我從三樓監號拉到樓下。馬愛萍拽著我的領子把我強行拉到出工的車上。到了工地我堅決不下車，馬和幾個帶工的警察就指使吸毒犯張紅豔連打帶踢的把我推到一棵大樹下，把我兩條胳膊向後反抱在樹上，背銬到大樹上暴曬。這個場景被當地幾十個農民看見了，有的悄悄對我說：胳膊扭不過大腿。為了掩蓋醜行，幾天後她們又把我換到另一個工地。

到了新工地，我繼續絕食。她們怕我餓死，偷偷把我拉到少管所男所四樓一個房間關禁閉。我的雙手被銬在床上不能動，一天還要進行兩次野蠻灌食。用筷子粗的皮管子從鼻子插入到胃裏，惡人們對我如此折磨，我還是食水不進。隊長張燕給我唸誣蔑大法的邪書，我不聽，她就用書砸我的臉。有一天，張燕故意把插到胃裏的管子來回拉，每拉一次我就像要死一次。直到我鼻子拉出血來，張燕還不間斷的打我耳光、逼我「聽話」。

我經歷生不如死的二十天折磨後，還是不放棄絕食。所長湯寧、政委馬燕帶著幾名隨從警察、法院、檢察院的「證人」，到少管所威逼我。馬燕說：「今天法院、檢察院的人來給我們作證，你死了和我們沒關係，如果你死了，我們馬上和電視台聯繫，給你上電視，就說你自殺了。其實電視上那些事我們都知道不是真的，話說到這你看著辦吧！看你是洪揚你們大法呢！還是抹黑你們大法呢！」我擔心邪惡拿我絕食做文章誣蔑大法，就開始進食。此次經歷了近一個月的殘酷迫害後，惡警繼續強迫我做奴工。以後又借故加教三個月。

二零零二年五月出外做奴工時，法輪功學員譚秀霞不想繼續遭受迫害趁機跑掉，被警察抓回來了，帶工隊長邢貴珍當眾打罵羞辱她，給她戴上手銬。當晚收工後，管教科李科長主持在勞教所的電視房給她開批鬥會。為了製造恐怖氣氛，將所有勞教人員集中，全中隊的警察全副武裝來到會場。邢貴珍、肖×× 將打著背銬的譚秀霞按著頭推到會場的右前台。受惡警唆使的吸毒犯個個發言，攻擊師父和大法。我聽不下去，就舉手，李科長示意我可以發言。我說：「你們不能藉機攻擊大法和我師父，你們不能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話還沒說完，隊長馬莉就撲過來，扯著我的頭髮把我拉倒在地，拽著頭髮把我拉出了會場。惡警馬莉還夥同另外幾個女警察給我打上了背銬，還把我的頭使勁按到腳面上。法輪功學員單吉寧站起來說了句「有話好好說，不要打人」，就被惡警一掌把眼鏡打飛了，之後也被警察拖出去打上背銬，並把她的頭按在腳面上。

此時的勞教所會場，變成了閻羅殿……突然，一聲巨雷伴著紅光從天空劈向勞教所會場，就像要把會場的房頂揭掉一樣。在場的人驚恐萬狀，亂作一團。姚俊玲慌忙拉上窗簾，維持著秩序。台上的李科長氣急敗壞的從台上衝下來用電警棍把我、單吉寧、譚秀霞的臉、脖子、嘴挨個電了一遍，然後宣布散會。邪惡原打算開幾個小時的會匆匆結束了。惡人的罪惡行徑，讓人神共憤。

可惜的是，這些中共邪黨人員壓根不把打雷當回事。散會後，惡警又指使我和單吉寧所在監室的犯人全部參與暴打我和單吉寧。之後單吉寧被銬到監號的床頭上；譚秀霞被吊銬在四樓監號的高低床上，邢淑珍和吸毒犯監視著；我被吊銬在隊長辦公室暖氣管上，由吸毒犯馮桂花監視。馮桂花對我說：你甚麼時候認錯甚麼時候放開。我被銬了幾天後，雙腳腫的不能走路了，隊長邢貴珍還威脅：再不認錯就把你銬到操場的旗桿上，曬掉你幾層皮，看你還能堅持多久。

我被吊銬了整整十天十夜！我還是堅決不認錯。我被吊銬期間，有外人到勞教所參觀，惡警指使犯人劉海燕將我藏到樓上的一個房間裏，等參觀的人走後她們又將我銬上了。第十天，惡警姚俊玲說：十天了，看來讓你認錯也不可能，你回監號慢慢想去吧！之後我又被非法加教三個月。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全國各地積極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惡警組成了所謂的「幫教團」，流竄到了寧夏女子勞教所，在勞教所成立了四中隊幫教隊（強制轉化班），企圖實施對法輪功學員的「轉化」迫害。在邪惡的這一輪迫害中，所長湯寧、政委馬豔，副政委馬燕、管理科的馬麗萍、馬鳳蓮是負責人。二隊隊長馬莉、一隊隊長張曉燕是骨幹，還有蔡曉惠、小李隊長、二隊的王麗娟都參與了此次「轉化」迫害。有一天，隊長張曉燕把我帶到寧夏武警消防總隊四樓設的「610法制培訓中心」（強制轉化班），同去的還有馬莉、馬麗萍、猶大何芳，幾個勞教所警察、還有山東、河北、北京的幾個惡警。他們輪番用編造的謊言迷惑我，妄圖讓我放棄信仰。邪惡不停的說教了十一小時，我堅決不「轉化」。張曉燕惱羞成怒，把我帶回隊裏，指使胡林霞、肖××強制我在離牆一米處站立「面壁思過」，同時指派六個吸毒犯二十四小時監視，不准睡覺、不准坐、不准閉眼。這樣折磨了幾天後，我渾身全腫了，期間還數次昏倒在地。每次昏倒她們再把我強行拉起來站好。三十天後，我腿腫的不能行走、實在不能站了，他們還不放過，姚俊玲繼續罰我「坐小板凳」、逼迫我看誣蔑大法的書、每天上交一篇心得體會，我就寫揭露謊言、弘揚大法的文章。他們就沒收了紙和筆，再也不讓我寫了。

這輪迫害中，我還遭惡警三個月與世隔絕的嚴管迫害。這三個月裏，姚俊玲指使「包夾」監視我：不准出門、不准與任何人說話。一天大早，人都沒出工。在邢貴珍指使下，吸毒犯姚金娜在監號裏無故用膝蓋頂我的小腹、往下拽我的頭髮、不停的踢我、用手撓破了我的臉和脖子，直到把我踢倒在地。打完後我的兩條大腿成了青紫色，行走、移動只能扶著牆。這時，姚金娜聽到其他隊長上班的動靜，嚇得過來拉我，但我已被她踢得站不起來了。她怕人追究，就叫來犯人賈玲、喬玉婷、張某等五人把我從地上拉起來強行按到床上坐好，急忙拿來梳子幫我把雜亂的頭髮梳好，把衣服整好。姚金娜偽裝好一切，竟然無恥的跑到鏡子前用手把自己的眼睛狠狠打青，然後故意躺在地上邊打滾邊哭喊法輪功打人啦！還從地上撿了她拽我的頭髮，跑到值班隊長小張面前告我的黑狀。姚金娜打我是邢貴珍指使的，其他隊長知道後都裝聾作啞。事後姚金娜不但沒有受到處罰，相反受到回家探親的獎勵。而我卻又被加教三個月。這就是勞教所惡警對關押者賞罰的「標準」：無恥的做惡者得到獎勵，無辜的受害者遭到處罰。所謂執法者的執法標準完全是顛倒黑白，喪失心智。由此可見，中共的所謂執法者的水平和標準是甚麼了。

我的兩年勞教期，經幾次加教變成了三年。二零零三年六月，我被轉到勞教所四隊的「法輪功轉化隊」。我被單獨關在一個房間裏，每天進出這個房間的都是已「轉化」的人。她們每天二十四小時輪流圍在我身邊，用邪悟後的認識迷惑我，每當我犯睏時，這些人就拍、推搡，不讓我睡覺，其中有三四天裏我沒合過一次眼。在我身體承受能力到了極限、精神恍惚的情況下，也「轉化」了。我「轉化」後，她們把我從小房子裏放出來，關到大監舍。小房子緊接著又關進另一個家住蘭州市姓陸的法輪功學員，她在裏面除不讓睡覺還被罰站，直到腿都站腫了，惡警還指使吸毒犯繼續毒打她。我還看到她的脊背上有犯人踹的腳印。此次「轉化」是我修煉路上的污點，給大法抹了黑，也給自己以後的修煉帶來更大的魔難。二零零三年九月，我終於從黑窩──寧夏女子勞教所再次死裏逃生回到家。

二零零四年五月，我和同修一起出去粘貼真相標語。同修因人誣告被綁架，我被迫流離失所。流離失所期間，中共邪黨人員其實一直在監控我家人和我親戚家的電話。

在寧夏女子監獄遭受的迫害

零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我在親戚家被中衛國安和公安的便衣綁架到公安局，審訊了一夜。第二天中午，石嘴山市公安局的張仙蕊等將我劫持到石嘴山市公安局，審訊一天一夜後轉到石嘴山看守所。石嘴山看守所幹的奴工是組裝打火機。每天的定量很大，幹十幾個小時才能完成定額；十幾個人擠在不到六平米的硬木板鋪上只能側身睡覺；吃、喝、拉、撒睡都在一個屋內；每天天不亮就起來用抹布擦床板、擦地、擦廁所、擦門窗；每天三頓吃的都是半生不熟的黑饅頭和水煮蓮花菜湯或水煮土豆湯，湯裏只放一點鹽，土豆是黑爛土豆。關押三個月後，我又被石嘴山法院判刑三年半，囚禁到寧夏女子監獄。

在寧夏女子監獄，法輪功學員仍然是被重點監控的對像，每個人都有兩名「互監」二十四小時負責監視，一言一行都沒有自由，上廁所「互監」也跟著。每天只能幹活、吃飯、睡覺，不允許說與法輪功有關的話題。該監獄為寧夏各監獄、司法部門、外貿企業、寧夏名牌企業加工服裝。每天榨取著被關押人員的血汗，為監獄賺取高額利潤。每個人從早到晚十幾個小時彎腰低頭幹縫紉活，晚上收工時，腰酸背疼；飯前飯後還要訓隊列、背監規、唱邪歌、沒完沒了的報數，違者遭重罰。

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一律不讓接見，也不准通信和打電話。我母親在寧夏附屬醫院住院期間，拖著有病的身子和我父親去監獄，苦苦哀求獄警，讓見我一面。她們說：法輪功學員不「轉化」，不能接見，父母老淚縱橫回去了。第二年，我母親在北京做完手術後途經銀川，在父親和弟妻的陪同下來到監獄，再次懇求獄警見我一面，被惡警以同樣的理由打發走了。我知道後，多次要求與家裏通話，均遭到拒絕。在女子監獄我多次給家中寫的信都被扣壓。中共惡徒一方面不讓法輪功學員與家人見面、通信、打電話，一方面還在媒體造謠說法輪功學員「不講親情」。

在監獄，我不配合惡警、不背監規、不訓操、不戴胸卡，不唱歌、不給警察打黑報告害人。二零零七年年底的一天，因我拒絕參加監獄開的大會。散會後，惡警丁冬紅、馬俊紅、范紅、王岩把我叫到值班室辱罵，監區長丁冬紅（已從勞教所調到監獄了）用皮管子抽打我的臉，同時還滿口髒話誣蔑大法、誣蔑師父、羞辱我，又指使兩個「互監」，強行給我穿上囚服、戴上胸卡，強行把我按到凳子上剪短了我的頭髮。當天收工時，我不報數。丁冬紅叫來兩個犯人，其中一個叫白楊，強行把我帶到二監區三樓，指使副監區長馬俊紅，把我拉到大廳的監控器下罰站「軍姿」，還派兩個犯人監視，每天從早八點折磨到晚十二點。「罰站」的第三天，丁冬紅、馬俊紅嫌我「軍姿」站的不標準，踢我的腳，我還是不配合，她們就給我打上背銬。我大聲喊：法輪大法好！背《洪吟》，她們驚呆了。喊了有十分鐘，我的嗓子喊啞了，她們才回過神，慌忙指揮犯人拿膠帶把我的嘴封上。我頭撞在牆上，昏了過去。獄醫楊紅跑來，掐我的人中穴，將我弄醒。丁冬紅見我醒來，立馬抓住給我打的背銬，從身體後面將我倒拖到暖氣管前，再次將我雙手從後背吊銬掛在暖氣管上，頭向下、腰無法直立、做在冰涼的水泥地上。丁東紅故意將手銬的捏的很緊，卡在肉裏。約半小時後，教導員顧濤和另一警察，讓犯人給我開手銬，由於銬得太緊，犯人用了很長時間才打開。我的手腕被卡出很深的一個黑紫色的槽，皮膚都爛了往外滲血，手冰涼麻木沒有知覺、神經被傷。好長時間手無法拿筷子吃飯、不能刷牙，差點殘廢。一年後手腕上的傷痕才逐漸脫去。

二零零九年三月，到了出獄的時間，中衛公安局朱局長和宣和鎮派出所所長把我直接送到寧夏「六一零」（武警消防總隊四樓）洗腦班又關押了三個月。在洗腦班被關在一個單間裏，有人如影隨形的監視，除吃飯、上廁所外不准出門。當時在洗腦班遭受迫害的共九人，其中有中衛法輪功學員五人。

十年間家人遭受的迫害

我被無辜迫害的同時，家人也承受了巨大魔難。警察隔三差五上門騷擾，父母屢遭驚嚇。憂思過度和驚嚇讓我父母疾病纏身。十年來我父母花去十幾萬元的醫藥費。如果邪黨不迫害我，他們的身體絕對不是這樣的。

此刻我將自己遭受迫害的經歷講出來，就是讓被謊言矇騙的世人看清中共「假、惡、鬥」的本質，了解法輪功的真相，為自己選擇美好未來！我勸那些現在還仇視法輪功及追隨江氏流氓集團迫害法輪功的人，趕快了解真相，停止迫害，不要當中共的陪葬品。

法輪功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真、善、忍」。我真心希望善良的人們都了解法輪功，維護正義，抵制邪惡，結束這場慘無人道的迫害。願所有善良的人都有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