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媒大學女教師在勞教所遭受的迫害

【明慧網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明慧網通訊員北京報導）中國傳媒大學女教師、北京法輪功學員黃玲，在中共對法輪功長達十多年的迫害中，屢遭迫害。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一日被北京公安綁架，隨後被非法定勞教二年六個月。在北京奧運前，被從北京女子勞教所轉至山西太原新店女子勞教所繼續迫害，基本人身生存權被剝奪──飢餓、吃冷飯菜、不能洗澡、長時間罰坐，遭毒打傷痕累累。

下面是黃玲自述其在山西女子勞教所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七日，我在被北京女子勞教所非法關押迫害九個月之後，被轉入山西女子勞教所，在山西女子勞教所被非法延期三個月，被毒打、辱罵、飢餓、監禁。前一段被迫害的情況已經在明慧網上曝光出來，這次主要將我被非法延期後要求山西勞教局進行覆議所遭受的迫害揭露出來。

寫延期復核再遭隔離　申訴信被「安檢」走

勞教所有規定，對於延期可以寫申請要求復核。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我依照規定把寫好的復核申請遞交給二隊民警張娜，請她轉給山西女所考委會、管理科。我在復核申請中寫明了前前後後二隊民警對待法輪功學員違法執法的各種事件。十月十四日，管理科尚科長拿來考委會對我申請復核的回覆，但對民警的違法行為避而不談。當我問尚科長時，她開始說沒收到我寫的反映民警執法情況的內容，又立即改口說這不屬於她管的範圍，信已經轉到相關部門了，後又說我可以在收到勞教局的延期文件後三十日內向勞教局提覆議，也可以在六十日內向法院提出起訴。我回答說我已經向法院、檢察院、紀檢委、司法局寫了六、七封信，但是寄不出去，民警不給寄。

就在剛談完話的第二天清晨，十月十五日，我就被大隊長陳慧茹單獨帶到空著的六組，說讓我「反思」。從那時起直到二零一零年六月八日我出所，我都是被單獨隔離，不允許拿筆和紙，不允許寫任何東西，後來經過多次申請允許寫信時也是每次只給一張信紙（我的信紙由包夾保管）。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我收到勞教局給我的延期三個月的文件，其中已將延期理由改為「散布反動言論」。這個理由本身就是非法的。大家知道，「反動」一詞已被現代法律拋棄。像「政治犯」、「反革命罪」、「反動份子」這類帶有很強階級鬥爭氣味的罪名已經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了，也就是已被淘汰了，不合法了。政府一再努力，要使中國法律和《國際法》接軌，《國際法》中強調人權、信仰，沒有政治鬥爭式的一類名詞。用一個陳舊、早被摒棄的罪名給我延期，這就是非法延期。同樣依據勞教局的規定，我提出寫覆議（給勞教局）。二隊指導員陳慧茹給了我三張信紙，我在信紙的正反面寫滿了六頁覆議申請，裝入信封交給大隊長陳春香。十二月十二日，二隊一位張民警通知我可以寄信，我趕忙去取被隔離前已寫好的六、七封信，就是寄給法院、檢察院等司法部門的申訴信，卻發現所有的信已被不見了。問民警，都說不知道。我找到指導員陳慧茹問信哪去了，陳慧茹說：安檢時收走了。向上級部門寫的申訴信也成了違禁品。國家《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

在被隔離期間，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至二零一零年二月，我陸陸續續給丈夫、母親、姐姐、孩子、單位領導、單位保衛部寫了六封信，講述我被山西女所延期三個月和我在山西女所的遭遇。信寫好了寄不出去，二隊大隊長陳慧茹、陳春香不給寄。我找到陳慧茹，陳慧茹讓我找包教隊長張冠群，而包張冠群說她做不了主，寄信的事得上隊務會研究。最終張冠群告訴我，寫給孩子的信給我寄了，其它的信件（寫給單位及家人）不能寄。我為原因是甚麼，張冠群說：你寫的是狀告這兒的兩位大隊長，當然不能給寄了。我說：那也要看是否屬實，屬實就應該給寄。她說：這是甚麼地方，你說的我管不了。不僅如此，我的信寄不出去，家人寄給我的信我也收不到了。從二零零九年十月至十二月，丈夫寫給我的兩、三封信、父母寫給我的兩封信我都收不到，最後丈夫不得不採用掛號信寄出，以防「丟失」。而到了二零一零年三月至五月間，我連掛號信也收不到了，信件全部被二隊大隊長雷紅珍扣壓。

基本人身生存權被剝奪──飢餓、吃冷飯菜、不能洗澡、長時間罰坐

自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七日，我被隔離在山西女所二隊九組十平方米的小屋裏，警察指派十名吸毒人員輪流看著我，每天兩人。他們不允許我出樓門一步，不允許我與人說話，我終日被限制坐在監控攝像頭正下方的一小塑料凳上，還不允許我站在窗前。平時門上鎖，熱水壺不允許放在組內，喝水、出來上廁所都要按鈴請示。不允許我下去洗澡，在長達八個月的時間裏我始終不能去洗澡，而大隊長陳春香說：一年不洗澡也沒關係。

不允許我去飯廳吃飯，飯菜都是包夾從飯廳帶回給我，而在整個冬天，飯菜帶回都是冰涼的。我在沒煉功之前曾患有十二指腸潰瘍，六歲就得了這種病，每年冬天都要犯一、兩次。而在九六年開始修煉法輪功之後，病就好了，十三年從沒犯過，胃從沒疼過。但在山西女所被隔離中，冰涼的飯菜使我的胃疼痛不止。帶回的冷饅頭我就用方便麵袋子裝上塞進暖氣片中烤熱再吃，後來冷菜我也是倒進方便麵袋裏儘量在暖氣上烤熱一點吃，而粥就沒有辦法了，想倒熱水兌上，但壺不讓放在組裏，有的包夾也不願給去倒，只有冷著吃了。整個一個冬天都是這樣，我的胃疼越來越厲害。胃經常像針扎似的疼，返酸水，經常半夜會疼醒。我向二隊指導員陳慧茹反映，陳慧茹說吃藥，我說胃疼就是吃冷飯菜吃的，我要求去飯廳吃飯。她不吭聲。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三日，所裏的高大夫到隊裏來，我跟她說胃疼的事，高大夫嘲笑著說：你用個保溫飯盒呀。除此之外，飢餓也是隔離後對我採取的折磨手段之一。

二零零九年十月底至十二月，一個多月的時間不讓我吃飽。帶飯的包夾給我帶來的飯菜很少，實際她們也是在執行警察交代的任務。我向指導員陳慧茹反映不讓我吃飽的事，陳慧茹不理睬，其實就是她命令包夾這樣幹的。我又多次找陳慧茹，講這是侵犯人權，無論在哪兒，人都有生存下去的權利，不讓吃飽是侵犯人基本生存權、健康權。陳慧茹最後不得不叫來帶飯的包夾，讓包夾在每頓飯前問我吃多少就帶多少，這才結束了此次的飢餓問題。這些還是隔離後對我身體的摧殘，而我在勞教所的兩年九個月的時間裏，每一天身體都在承受著各種各樣的折磨。直到我回家的時候，我的身體已很虛弱，腿是腫的，牙齒掉了三顆，頭髮也白了許多。

要求取消隔離而遭毒打數次至腦震盪、傷痕累累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八日，在沒有任何理由、把我隔離四個多月的情況下，我開始找二隊的大隊長、指導員，也向山西女所所領導寫信，要求解除這種隔離。我寫道：據勞教所條例，隔離一般指針對具有暴力傾向、已發生暴力行為的人員或患有嚴重傳染病的人，我並不屬於其中的任何一條。因此我希望解除對我的隔離，讓我與大家正常相處，而不是這種隔絕狀態，因為我沒有對誰構成危險性行為。可警察對我所提的不回答，我只好多次找、反映情況，也說到我的身體已被關得很虛弱，需要有個正常活動的範圍，而不是天天關在一個昏暗的小屋裏。每次找警察都很不容易，因為包夾隨時都跟著我，她們的任務就是阻止我出門。找完警察回來後，經常被包夾罵、侮辱，說我在給她們找麻煩。我在跟警察反映問題時，包夾和其他吸毒人員也會一哄而上，動手使勁將我推、拽走，扔進九組地上。我的衣服也常常被扯破。

一個月的時間過去了，仍然遲遲得不到絲毫答覆。三月二十日，我再一次向指導員陳慧茹、大隊長雷紅珍（三月二十日第一天正式來二隊上班。以前她所呆的三隊不存在了，三隊被關的法輪功學員都到了一隊）申請要來信紙（一張），寫上我的要求。我當時寫道：一、我要求取消對我的隔離；二、我要求得到勞教局對我延期覆議的回覆；三、我要求能夠正常的收信、寄信，我寄給上級司法部門的信箋不應再被扣壓。但是，我這封信還未寫完，闖進來十來名吸毒人員，都是二隊的組長、民管委（在隊裏被關押人員中擔任一定職務的，也是警察使用的人）。他們直衝我過來，搶過我的寫字板和信，問：你在幹甚麼？我說：我在寫信，你們要幹甚麼？其中一人說：陳隊長（陳慧茹）叫我們來看看你幹甚麼。說完，還沒等我反應過來，賈鵬霞、王秀蘭等她們的拳頭劈頭蓋臉地就砸了下來。至少有六、七個人一起上手毆打。抓住我的頭髮，打我的頭、臉，用拳頭使勁捶我的頭。我被打倒在地上，賈鵬霞拿我的寫字板、拖鞋猛砸我背部和頭，用腳持續踢我的腿，前前後後共有五十分鐘的時間，我渾身是傷，疼痛難忍。這次參與暴力毆打我的吸毒人員有：賈鵬霞、王秀蘭、甑曄、白巧玲、謝素芹、曹素芳等。此次我被打的整個過程指導員陳慧茹、大隊長雷紅珍在監控台上看的清清楚楚。她們看打的差不多了，派人將這十多名吸毒人員打手叫了出去，然後倆人走進來。

我向雷紅珍說我被打，雷紅珍根本不理，說：「誰打你了，沒人打你」。我說：「剛才組長、民管委十來人打我四、五十分鐘，你還怎麼能說出沒人打我？」雷紅珍不說話了。陳慧茹轉身走進對面的五組，將五組門關住，對著裏面被關押的人員威脅說：「你們誰看見打她了？」沒人敢說話，其實我被打時我的喊聲外面人都聽見了，有人隔著門上的玻璃也看見了，但誰也不敢說。陳慧茹繼續威脅說：「誰要底下亂說，別怪我不客氣。」她看到達到堵人嘴的效果了，這才離開。

因為被長時間的毒打，我的頭被打成腦震盪，不能往下蹲、坐，稍一低頭就頭暈。整個頭的後部、整個頭皮都是火燒似的疼，沒有一處是好的。不能看東西，看一會兒頭就疼的受不了。頸部後部、整個背部、腿大片大片青紫。渾身疼的睡不著，側躺在床上不能翻身，躺下後就坐不起來。

三月二十二日，我把二隊指導員、大隊長指使吸毒人員毒打我的整個經過寫出後投入所長信箱。結果是招來更邪惡的毒打。

三月二十七日，兩名包夾開始找碴辱罵我，我解釋了幾句後不再理她們。她們就衝著我破口大罵，又叫來別的吸毒人員，倆人按住我，一人開始用穿著一帶鞋的後跟使勁踢我的腹部、腿部，我被按住不能動。然後她們握起拳頭打我的臉、眼睛，當時眼睛被打得疼痛難忍，眼前一片黑。我說：你們這樣打人的，我要求見隊長。她們一聽我說見隊長，就更惡地毒打我。拿起鞋底砸我的頭、後背，把我按倒在地，騎在我身上，用手掌、毛巾抽打我的臉，拿臉盆砸我的頭。外邊的王隊長聽到我的喊聲進來責問我為甚麼喊，我說包夾打人，王隊長一看我臉上的手印，無法否認，趕忙敷衍了兩句就走了。她走後，包夾一看隊長不管，更肆無忌憚地毆打。從中午十一點多一直到晚上八點多，打累了，她們才停了手。我身體上新傷加舊傷，傷痕累累。就在這種惡毒的、發洩私憤式的瘋狂毆打中，我也徹底看清了勞教所、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最真實的一面。

三月二十八日，因為實在沒有渠道向上反映我所處的這種被暴力毆打的惡劣處境，我只有朝窗外喊，要求見所長，希望所領導能夠聽到我的呼聲。因為呼喊，包夾上前一把抓住我的頭髮，迅速關上窗戶，將我扔在地上。

上午，大隊長雷紅珍叫包夾把我帶出二隊，帶到工房（當時大家都在出工）。這是我被隔離六個月後第一次從黑屋中出來。我不參加勞教所這種體罰性的勞動，坐在一旁。到中午十二點的時候，大隊長雷紅珍叫過我說，你報數我就讓你去飯廳吃飯。我說我不會報數，因為我不是勞教人員。雷紅珍說：「你不報數，我絕不讓你去吃飯。」就叫兩個包夾把我又帶回了二隊。

又一輪的摧殘折磨──飢餓、不讓睡覺、辱罵、毒打

因為我不答應報數，大隊長雷紅珍專門調換了包夾對付我。撤下原先的十個包夾，換上吸毒人員王美麗、張苗。王美麗是多次被勞教過的吸毒人員，她曾在兩次勞教中為了減期、多掙分而積極地做折磨法輪功學員的包夾，她非常熟悉勞教所、警察甚麼時候用甚麼手段強制「轉化」法輪功學員這一套，可謂是輕車熟路了。在我臨出所時，王美麗對我說，她也並不想那樣對待我，沒辦法，在那種環境下只能是上面讓幹啥就幹啥，她也只是執行上面的要求而已。她說，在勞教所中沒有甚麼善、惡，對待不放棄信仰的法輪功學員，以前就是打，打得你轉化。另一個包夾張苗，她父親就是黑社會的人，她自己從十四、五歲就在看守所裏出出進進，平時就是罵罵咧咧、稍不順她意就大打出手的人。

大隊長雷紅珍專門利用這兩個人，明著讓她們所謂「教育」「教育」我，想「辦法」讓我報數。對吸毒人員、包夾來講，「教育」就是暴力毆打，想「辦法」就是折磨、摧殘。三月二十九日，王美麗做包夾的第二天，她就背地裏找到給我帶飯的人劉麗君，叫劉麗君給我少帶飯，不讓我吃飽。劉麗君聽她說連飯都不讓人吃飽，嘴裏沒說甚麼，心裏很反感。到吃飯的時候，她仍給我多帶了飯。王美麗一看沒聽她的，又偷偷幾次找到劉麗君，最後威脅劉麗君：「這是在轉化法輪功學員，這是雷隊長讓這樣做的，你再給她多帶飯，你同情她，對她好，我就告雷隊長去。」在勞教所中，誰要是對我們法輪功學員表示同情，幫助法輪功學員一點，在警察看就是與她們對著幹，就會成為她們狠狠打擊的對像。因此劉麗君不敢再為我帶夠飯菜，我告訴我需要多少她也不敢聽。後來在沒人的時候，劉麗君告訴我，其實這裏（勞教所和那些警察）怎麼回事她都知道，只是自己沒辦法呀。她說這裏是讓人變壞的地方。是呀，善良、同情、幫助人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而在勞教所，在中共邪惡地打壓法輪功學員的形勢下，作為人的傳統美德因為違背中共的利益而被人們摒棄。

從三月底到四月底，一個月的時間我都處於飢餓狀態。我不得不多次找大隊長雷紅珍說：吃飽飯是人的基本生存權，你這樣用飢餓的方式折磨我是違法的。雷紅珍根本不以為然，說她不管，這是勞教人員給帶的飯，帶多少是人家的自由，她管不了。雷紅珍是明著在撒謊。如果不是某個警察為了私利在背後命令、慫恿、威脅，很多人根本就不願意充當她們的工具。最後在我對雷紅珍說到，如果她不管我就向上級反映時，她這才叫來劉麗君，告訴她以後我吃多少就帶多少。一個月飢餓的虐待這才結束了。

四月二日晚，王美麗、張苗為了儘快達到讓雷紅珍滿意，給我「加碼」整治我。六點鐘從工房回到九組，她們將我的小凳子搶走，不讓我坐，逼我站軍姿。把我的飯端走，不讓我吃飯，不讓喝水、不許上廁所。王美麗、張苗一左一右夾住我，把我拖到監控頭照不到的牆角處。王美麗一拳打在我的胸口，頓時我感到疼得呼吸困難。張苗打我的臉，不停地打我幾十個耳光，踢我的腿，用鞋猛踩我的腳、腳趾。倆人又使勁掐我的胳膊內側、兩肋。她們邊打邊笑：你不報數，以後天天就這樣折磨你，看你能撐多久。將近十點，王美麗、張苗打夠了、打累了，就拉著我，非要我去跟大隊長雷紅珍說我答應報數了。我說我不可能報數，她們又威脅我要是不那樣說，以後會對我更狠。我跟著她們走到監控台前，我對雷紅珍說：「雷隊長，王美麗、張苗一直在毆打我，從六點一直打到現在，這是你叫她們這樣幹的嗎？」王美麗、張苗沒想到我會這樣說，她倆當時就傻眼了。雷紅珍感到很尷尬，她說：「我沒說讓打人，你先回去，等點完名再說。」王美麗、張苗，還有其他幾名吸毒人員不讓我再說，把我推進九組。我知道再出來很難，雷紅珍是在推脫，她不會再找我，我只有自己想辦法講出來，不能讓包夾這樣肆無忌憚地行兇。剛一點完名，我就從九組跑了出來，沒等跑到監控台，我就被多名吸毒人員給拽住了。我高聲喊：「包夾王美麗、張苗動手打我，雷隊長你不管嗎？」我高喊的聲音，二隊的每個人都聽到了。幾個組長、民管委跑過來，又把我推進九組，讓我小聲點、小聲點。這時王美麗、張苗看我喊出來了，她們背地裏幹的那些事，瞞不住了，態度立刻就變了。張苗說：「打已經打了，還能怎麼辦？不行你打我。」王美麗立刻給我拿來凳子，把飯菜端上，用熱水泡上要我吃，一改剛才打我時的惡態。過了半個小時，雷紅珍把我叫去。現在她們勞教所警察雖然利用著吸毒人員迫害法輪功學員，打、罵、妄想逼迫法輪功學員轉化，但她們表面上也不敢說是她允許吸毒人員打的（前幾年她們可是說打就打了，算白打），她顧及那身衣服，雷紅珍對我說：打人是不對的，我們從來就不允許打人。如果真發生了這種事，我是要批評她們（包夾）的。隨後她將一封扣壓了一個星期的我的家信給了我。

雷紅珍將她以前在三隊（專門關押法輪功學員的大隊，二零一零年三月份解體。三月二十日雷紅珍調到二隊，另一指導員劉忠梅調到一隊。去一隊的還有被關押的三十名法輪功學員）對付拒絕轉化的法輪功學員的手段拿了出來：不讓睡覺。中午不讓睡，晚上十二點以後才讓睡，稱其為「反思」。在勞教所中，她們可隨意剝奪法輪功學員的睡眠時間，最短只讓睡一個多小時，甚至二十四小時不許睡。同時讓包夾陪著。這時包夾就受不了了。雷紅珍讓王美麗、張苗輪流看著我不讓我睡。她們熬了三天就熬不住了，說：「不讓睡覺有甚麼用？不讓睡覺就報數了嗎？也不讓我們睡，白天還讓我們出工，任務一點兒不減，真沒人性。」後來她倆乾脆看到不是雷紅珍值班，就讓我睡，她們也睡。雷紅珍一看沒辦法，最後允許我中午睡，晚上還要坐到十二點才讓睡，一直到我六月八日出所。

天天被打罵　打人者遭報應　惡劇收場

王美麗、張苗看出故意合夥毆打我行不通，而雷紅珍還是讓她們繼續想辦法叫我報數。她們就在日常生活中找我的碴，找藉口罵我、打我。每一次排隊、出樓門時我不報數（山西女所要求進出門報數），張苗在我身後面就是一拳打過來，甚至我下樓梯時她還覺得不解氣，又從上面拳頭打過來，好幾次我都要竭力站穩以免摔下去。每天如此，我也天天被打。

有許多被關的人都親眼看到了包夾打人的惡行。事後她們悄悄對我說：「我們看到了，好多人都很氣憤，大家心裏都明白是怎麼回事，還是那句話，惡有惡報吧，這種人一定會遭報的。」善惡有報是天理。就在王美麗、張苗天天打我、持續了十多天後，王美麗從家裏電話中得知，她唯一的兒子因搶劫罪被逮捕了，面臨著被判刑。而張苗，在四月九日晚上，她又一次對我大打出手，把我的頭髮拽落的滿地都是。打我的整個過程被大隊長雷紅珍在監控台上看的清清楚楚，雷紅珍無法再包庇張苗，只好在第二天，四月十日，把張苗撤了下來，又換了另一個人做包夾。至此，大隊長雷紅珍想利用吸毒人員王美麗、張苗對我施壓、飢餓、不讓睡覺、肆意打罵我以達到強迫我報數的這場醜劇也就不得不草草結束了。

用延期逼寫總結

在我距離釋放的前兩週，雷紅珍讓別的警察找到我，讓我寫總結，說勞教所就這麼規定的，想出所就必須寫總結，不寫就延期。我說：勞教所還有哪個事情是講法律法規的？勞教所不也規定延期可以寫覆議嗎？我的覆議寫了已經半年了，誰回覆了？它怎麼不講法律了？警察不說話了。後來她說勞教所要延期的事，我說：別說三個月，就是三年，它也改變不了我。後來她們警察背後裏說我：她也不想回家。我做好了再被延期的準備，這個時候通知我要被釋放了。按慣例，在被釋放前允許給家裏打電話通知來接。雷紅珍不讓我打電話，也不想通知我家人，直到被釋放那天單位和當地專職迫害法輪功的非法機構「六一零」的人到了山西勞教所門口，還未通知我家人。最後雷紅珍迫不得已才給我家人打電話。等家人從北京趕到山西時，已是第二天凌晨兩點，而我則是在六月八日夜間近十一點走出勞教所大門。在出來前，她們又強行搜身，強行扣下我的合法信件。因為這次可能被延期的消息及時由同修在明慧網上曝光，同修為我發正念解體迫害，這裏再次謝謝同修及明慧同修對我的所有幫助。

父母被惡黨綁架　孩子一人飄零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一日，豐台鎮派出所警察將我、我丈夫從單位綁架之後，有一名警察從小學校將我們八歲的孩子叫出，在校長辦公室「審問」了兩個小時，之後將孩子交給孩子的大姨。我父母聞訊從老家趕來照顧孩子，因住的地方離學校很遠，我母親每天早上六點帶著不足十歲的孩子擠公交車、地鐵送孩子上學，晚上再接回去。心理的壓力加上長期的勞累，我母親的眼睛很快看不清東西，得了白內障。為了照顧小孩，沒有及時治療，在二零零八年十月又轉為急性青光眼，必須立即住院動手術。小孩無人管，老人住院，父母被關，無家可歸。只得將小孩送到他父親單位保衛部，吃、睡在保衛部。小孩經常吃不飽飯，沒有地方洗澡就不洗澡，發燒上不了學就自己在保衛部的床上躺著。半個月後姑姑從老家趕來把孩子接回老家。兩年的顛沛流離，每當看到同學的父母在同學身旁，孩子的眼裏就噙滿了淚水。

結束語

我自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一日被北京市公安局、豐台鎮派出所綁架、勞教迫害兩年六個月、延期三個月。在北京女所我被關押九個月，在山西女所關押兩年。而每一天都是在侮辱、謾罵、毆打、各種手段的折磨中度過，對我身體與精神的摧殘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我所經歷的是勞教所集中營式、地獄般的迫害法輪功學員的一幕，這就是中共邪黨的所謂「春風化雨式」的「教育感化挽救」，實則充斥著血腥與邪惡。

然而，苦難是暫時的，在魔難中我們越來越能看到未來的光明，而在整個綁架、非法審訊、非法勞教、非法關押、強制洗腦的過程中，站在中共惡黨一邊甘心為它賣命，充當黑手的人卻是最危險的，你們的未來在哪裏呢？我們法輪功學員不計一切的為你們講真相，不要再一錯再錯了，那時不僅自己、連同親人都會跟著遭殃啊！當形勢真正發生變化的時候，你還指望中共邪黨為你撐腰嗎？邪黨下地獄，你也要拽著家人跟它一同下地獄嗎？

雖說政策是上面定的，可是具體執行這邪惡政策、進行實施的確實是具體的某個人。人做甚麼都是為自己做，善結善果，惡結惡果，善惡有報是天理。從九九年中共惡黨開始迫害法輪功學員，經過十一年的時間，面對暴力強權我們法輪功學員始終是平和、理性地講真相，我們為的是我們的同胞不被謊言矇蔽，在這歷史的最最關鍵時刻，不迷失，能夠找尋、認識到自己等待、盼望的歸途。

很多人都明白我們法輪功學員是很好的人，即使勞教所中很多警察，她嘴上不說，她心裏也明白這群人的道德品質很高。更何況有的警察已經直接說出來「我知道你們是好人」、「現在誰不知道共產黨壞」。試想在這種急速變化的形勢下，還分不清是非，為了眼前的一點利益助惡為虐、迫害好人，如果不趕快清醒，等到做過的惡事面臨清算的時候，那是無比痛苦的。而且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惡行也會禍及家人、父母兒女。

在全國、在北京，迫害法輪功學員遭報應的例子太多了。自古善、惡不能混，做一個真正清醒、理智的人吧，遠離中共惡黨，真正自己主宰自己的行為。當歷史翻過這一頁時，讓我們不要為自己的選擇和行為而後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