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中蘊涵的人文精神
賦《詩》言志。志在於表達思想意識、思維方式、倫理道德、審美觀、信仰等，而涉及宇宙自然、社會人生等各方面。《詩經》從多方位、多角度反映當時社會生活，它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經濟、祭祀典禮、祈禱祝願等等，其信息量之大，文獻價值之高，令人驚嘆。其基本句式是四言，兼有雜言，在語言上大量使用雙聲疊韻、疊字的語彙來狀物、擬聲、窮貌，既有聲韻上的美感，又描繪出生動的形像，有回旋跌宕的藝術效果。透過詩的自然樸實、言簡意賅的言語，人們可以體悟到把《詩經》思想統攝起來的主導與核心話題是道德。
修德配命，追隨大道。《詩經》強調修德配命，怎樣修德？即依靠主體自我的道德自覺和道德境界的昇華，以達到「配命」的價值目標，即與天的意志、命令相配合，此與《尚書》「以德配天」的思想相一致。《周頌》、《大雅》中描寫了周朝先祖後稷、公劉、古公亶父、王季、文王等聖君不斷努力進德修業，敬事上帝，「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天命之所以降福於他們是因為他們自身的「德」。
周文王修己愛民，其德正而不違，與天相配，四方的國家都來歸附，「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周武王秉承父志，為政以德，和洽天下四方之國，「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周公旦「效法天道」制禮作樂，用以規範和涵養人的道德和行為；周成王弘揚善德，受人愛戴，「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周人認為，上帝威明地監察天下，掌控四方，「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周人要求自己要像文王那樣修明德行，善於自省，使其所作所為都合乎天命。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周人認為，每個人來到這世上，要思考上天所給予的使命是甚麼呢？永遠要配合上天給人們的明命，明辨是非，擇善而從，唯有德者才能獲得上帝的眷顧和賜福。《周頌•我將》中說：「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必敬天之威，於是乃得安。人們稱讚君子純清美好的本質：「瞻彼淇奧，經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璋」（《衛風•淇奧》）、「言念君子，溫如其玉」（《秦風•小戎》）；稱讚君子的福德和善化他人：「南山有台，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小雅•南山有台》）。
德化思想。《詩經》是最早運用文學「比德」手法的著作，即將自然景物的某些特徵與人的精神品貌聯繫一起，將自然景物人格化，將道德品格形像化，含蓄蘊藉，韻味深厚。《詩經》有很多地方以山水、玉、松柏、芷蘭等事物來比喻人的道德。如描寫松柏「秩秩斯幹，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小雅•斯幹》），刻畫出其四季常青、昌盛而恆久的形像，松柏也成為歷代仁人志士堅貞品格的寫照。晉代陶淵明在《和郭主簿》中寫道：「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詩經》中還有很多富有哲理的語言給人以警示和啟迪，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小雅•鶴鳴》），原意是別的山上的石頭，能夠用來琢磨玉器。這裏用來比喻治國要唯賢是用，也比喻能幫助自己改正缺點的人或意見。
教化功能。《詩經》在當時既承擔著禮儀的功能，如《頌》詩主要用於祭祀禮儀或重大典禮中，也承擔著教化的功能。詩經中有我國最早的歌頌教師的詩歌，「菁菁者莪，樂育人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矣」，這裏的「君子」即是指教師。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子常用《詩》來教育自己的學生。儒家人文精神重道德教化，借助詩書禮樂等形像化的形式，潛移默化的使道德理念深入人心。《詩經》是儒家教本之一，經過「詩教」，可以導致人「溫柔敦厚」，規範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的道德倫理關係，以達到修身治國平天下。
《詩經》以其豐富的思想內容和藝術上的高度成就，在我國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它開創了我國詩歌的優秀傳統，對後世文學影響很大。其形成的天地人大一統大和諧的思想文化體系，是華夏審美中的共識，引起人們心靈的共鳴，啟迪人們感悟和追求天人和合的境界。《詩經》中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以山之高比喻道德之崇高，體現了人們對至上真理的追求，對有高德者的仰慕和對光明德行的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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