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神韻帶到土耳其

【明慧網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日】我來自土耳其南部，但是從一九九四年起我居住在澳大利亞。我於二零零一年在墨爾本得法，儘管那時我才十七歲，我就已經有很多健康問題了，最嚴重的是心臟問題。在我剛開始煉法輪大法一個星期後，煉功點的同修們告訴我，他們將要在墨爾本進行SOS步行，告訴世人法輪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事情。當我聽說迫害後，我很震驚，不明白為甚麼迫害這些要做好人的人。我說我願意和你們一起走。

我不知道他們要走超過十一公里。我沒有穿合腳的鞋，並且因為我的心臟的問題，我平常都不能從家裏走到附近的商店。但我有一個強烈的呼籲：抗議邪惡的中共。我說即使我死在路上，我也必須加入這次行走。我知道大法是珍貴的，那時候我甚至還沒有開始讀《轉法輪》。

我開始SOS步行了，令我驚訝的是，即使我的腳上都是水泡，我一點兒也不累。而且雖然天氣非常的熱，我的心臟狀況也非常的好。如果我的醫生知道我這麼做一定會說這是自殺任務。但我知道我在做正確的事情。我不會錯過這次機會來支持和做一些有意義的改變。我真的很驚訝。我一直在高溫下行走但卻沒有覺得不舒服。如果我再穿一雙好鞋子那麼一切就完美了。一個同修問我是否腳疼，我說是，但是比起被迫害差遠了。她告訴我要發正念，並教我用英文念發正念的口訣。突然間，一股美麗的溫暖的能量通透了我的全身。我對自己說法輪大法是真實的。我覺得很幸運。我經歷了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幸福與祥和。那天，我走了八公里，但是等我到了家，我腳上所有的水泡都消失了。這簡直是個奇蹟。從那一天開始，幾乎我所有的健康問題都消失了。

二零零四年我回到土耳其洪法。在六個月內，許多人得法，並且我們有七個人成立了土耳其大法協會。我們向當地政府和在安卡拉的土耳其國民大會講真相。我們請土耳其國民大會的人權機構調查了大法在中國被迫害，並且拿到了譴責迫害的信涵。很明顯，我們的政府知道了真相，知道中共是錯誤的。

在土耳其待了三年後，我在二零零七年返回到澳大利亞，那時候，我看到了神韻在墨爾本的演出。我在澳大利亞不同的城市看了九到十次演出。基本上每次看我都流淚，每個夜晚睡覺前我都想著他們。每當神韻離開澳大利亞時，我都感到非常難過，好幾天不想和任何人說話。有些晚上，我想起他們就哭了。我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在伊斯坦布爾舉辦神韻演出，那將是多麼美好啊。

之後，我就聽說土耳其的同修被告知他們可以在二零零七年主辦神韻。但是，我們沒能做成。同樣，在二零零八年和二零零九年，我們有機會，但是又沒能做成，即使我們有願望去做。原因之一是，只有少數同修住在伊斯坦布爾。其他同修居住在安卡拉和梅爾辛，我住在澳大利亞。我們根本不能形成一個整體，這影響了我們的工作。我們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往返於伊斯坦布爾，開會、尋求贊助商或專業公司來購買演出。但是沒有起作用。

二零一零年來了，我們再次希望主辦神韻演出。但我住在澳大利亞，我很痛苦不能長時間住在土耳其。我決定，我必須做，並且我會向我的老闆、我的兒子和我的丈夫提出來。我在等待時機。突然，我的丈夫說，我應該去土耳其多待一段時間，因為如果我不這樣，我就永遠不會快樂。第二天，我去我的老闆的辦公室，帶著一個大大的微笑和一些土耳其小吃。她問：「你想要甚麼？」我說，我有一個請求，但我不知道如何說，但這涉及到我會在土耳其待相當長的時間來舉辦神韻演出。她看著我，說：「這回你不會孤單。我和你一起去，幫你拿行李！」即使我已經沒有假期了，她也批給了我六個月的假。我很震驚！我立即打電話給土耳其的同修，我們四個同修決定在伊斯坦布爾租一個公寓，一直租到舉辦神韻成功。

我們在三月份定到了五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的演出場地，劇院需要馬上交定金。但是，我們不能簽署合同，因為我們所有的官方文件還沒有形成。四月一日，我們終於完成了所有的表格和程序。即使那時對這個獨特的劇院還有很多的要求，經理等了我們兩個月來讓我們完成一切。毫無疑問，這是師父的安排，沒有人能夠真正干擾它。

在我們向伊斯坦布爾市政府講了真相，告訴他們神韻的重要和美好之後，他們幫忙推廣神韻。在我們的幫助下，主要政府的媒體辦公室編寫了一份新聞公告，並寄給了全國所有的報社。關於神韻的新聞以全彩色的照片和一個很棒的介紹的形式出現在六個主要報紙上。在同一個星期，一個在媒體工作的同修安排了一次電視採訪。在採訪中，他們展示了神韻的推廣短片，還有文化大革命、中共摧毀佛像和其它文物的事實。我很高興，我的政府為自己位置定的很好。

不幸的是，所有這些好消息引起了中共的注意。中共的大使立即前往最高政府的辦公室，宣稱神韻是非常「危險」的，必須阻止大法修煉者，否則中國將停止與土耳其的一切關係。中共讓政府立即給劇院的總經理打電話。中共還打電話給我們公司的總經理，威脅我們不要主辦神韻。我們建議他們來看演出，並告訴他們，要阻止我們是不會成功的。

接到中共電話的同一天，該劇院的助理經理打電話通知我們，我們得從政府那裏得到許可才能夠使用場地。我請助理幫忙告訴總經理這件事。我告訴她，在我們簽合同之前我就告訴劇院所有的人，可能會有干擾，但我從來沒有機會與總經理說話。我詳盡的告訴她，中共摧毀了無數家庭，孩子無家可歸，因為他們的父母被殺害。我說，如果他們只相信中共謊言，並取消我們的節目，那麼他們將站在殺人犯一邊。我告訴她，我會永遠與這種非正義作戰，而且我會和我們的律師星期一來劇院。該助理立即表示，她會設法安排一個會議，還沒有必要律師在場。

那個星期一，我們去了劇場經理的辦公室。我們向她講真相。她聽了，問了很多關於神韻，大法和煉功的問題。我們給她看了神韻的介紹短片，和神韻在世界其它場地的演出。她感到非常震驚，這樣一個美麗的演出卻一直被中共妖魔化。她不願意讓我們離去，給我們倒了茶。喝了茶之後，喝咖啡，然後，又喝茶。她請我們演示了功法，然後她說我必須打電話給政府，我們必須告訴她有關神韻和大法的真相，因為有一個很大的誤會。她在我們面前給政府打了電話。但負責我們的事情的官員已經離開伊斯坦布爾，去參加他的家鄉的一個葬禮了。她向我們承諾她是不會想取消這個演出的，但她強烈建議我們去政府辦公室，去安卡拉，去外交部。

同一天，我們去了主要的政府大樓，那裏有十幾個官員的辦公室。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建築物，所有主要的政府部門在那裏都有辦事處。連進去都很難，更別提和官員們說上話了。令人驚奇的是，有一個同修的親戚是那裏的官員。我們決定，即使她的親戚是一個不相關的部門的官員，我們也要首先去見他。這個同修有點緊張，因為她不想給她的親戚帶來壓力。但我們都靜下心來，審時度勢。我們調整了思想，認識到這是他被救度的機會。如果他被救度，擺好了自己的位置，甚至我們還沒要求，他就會幫我們了。當然，隨著心態的改變，我們一走進他的辦公室，他就非常的高興。令我驚訝的是，他知道我的每一個家人，他竟然是我的一個親戚的非常好的朋友。我們說著，笑著，和他喝了很多杯茶。最後，他問我們為甚麼來這裏。我們僅僅告訴他神韻和大法被中共干擾的事。我們還沒有要求他做甚麼，他立即拿起電話就開始打。在土耳其，只要有像神韻這樣的海外演出來，一個警察部門的分支就需要確保所有的簽證和手續符合規定。他打電話給負責警察局的官員，馬上定好了見面時間。

我們在等待面見負責警察局的官員時，利用這個機會講真相，給進進出出的人們發傳單。通過這樣的方式，我們接觸到了很多的人，我們對師父的安排很感動。我們知道，只要我們跟著師父的安排走，神韻演出就不會被阻止。我們有信心，警察局將選擇正確的一邊，因為在我們做簽證的工作時，就已經向他們講過真相了。

最終，我們被帶到負責警察局的官員辦公室。他正忙著簽署文件，只是說，「你看，我知道你們是好的，但這件事已經超出了我的工作範圍，因為這涉及到了中國大使館。這意味著，這個問題應該在外交級別來解決了。我知道你們非常的好，但我幫不了你們。」當他說這些話時，他甚至沒有看我們。於是，我站起來，把為澳大利亞準備的神韻小冊子、神韻的傳單和戲票放在了他要簽署的文件的上面。我心裏有著無限的慈悲，我鄭重的說：「先生，請看看票，看看跳舞的人，看著我們。這是真實的。我們已經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我們給劇院付了很多的錢。電視台是我們的贊助商。市政府給予了充份的支持。神韻的舞蹈家們已獲准簽證。他們不要任何人任何東西。他們只是想用跳舞和唱歌，帶回來他們失去的文化。中國人民被禁止在中國做任何事情。人們被迫害，他們不能為自己說話了。」這個官員看看我們，好像他剛剛從夢中醒來。他看著舞蹈的圖片，說他們是如此的美麗。他的眼中有淚光，我們三個人也含著淚。我問：「你是要站在中共的一方，還是要神韻來跳舞和歌唱。問問你自己，為甚麼舞蹈和歌唱會對如此強大的中共政權造成危險呢？他們怕甚麼？」我感到師父和我們在一起，感到很幸福。我繼續說，「如果你把我們當作罪犯，不讓我們辦神韻演出，那麼把我關到監獄裏，但如果你讓我走出這個門，作為一個自由的土耳其婦女，我不會在我自己的國家被任何中共官員阻止。作為大法修煉者，我們不會妥協。是誰在管理我們的國家？」他感動了，告訴我們，想取消演出的絕對不會是他。然後，他推薦我們去見第三個官員，那個人負責大使館，並讓他的秘書把我們帶到了那裏。

你要知道，要見這些官員們是非常難的。但是，因為師父的安排，我們一連串兒見到了三個。這個官員面帶怒氣朝我們咆哮，他說就因為我們想賺錢，才讓我們的政府和中共政府的關係不好。我平靜，但堅定的告訴他，「這不是為了賺錢。你害怕和中共當局的關係不好，但是你怕不怕和自己的人民的關係不好？我們一直被中共騷擾！我們需要保護。但我們並不害怕。我來告訴你一個你不知道的真相，但你甚至不聽我說。我們不是為了錢。我們是大法修煉者，我們絕對不會為錢做這個！」他停住我，問道：「甚麼修煉者？」我告訴他，法輪大法的修煉者，然後給了他一張傳單，並解釋說這是一個功法，來自古老的中國。他說，「你看，你不知道政府如何工作。如果，例如，庫爾德工人黨的恐怖組織在世界任何地方對土耳其有任何宣傳，我們作為土耳其政府也會試圖阻止他們。」我站起來，語氣強烈的說：「你怎麼能把神韻跟恐怖組織比較？」他也站了起來，說：「這只是一個例子。也許你不喜歡我的例子。」我說，「完全正確，我一點兒都不喜歡。」他問我我是甚麼樣的女人，我從哪裏來。我回答說，他和我類似，因為我們來自同一個家鄉。之後，他開始軟化了，並請我坐了下來。他給我倒茶，又讓工作人員送來一些棗給我們吃。但我拒絕喝任何東西，直到他同意他剛才用的例子是很糟糕的。他於是說：「很好，如果你不喜歡我使用的例子，那麼我會給負責亞洲中部的官員打電話。他會給你更好的例子，並解釋為甚麼我們不能對中國說『不』。」

就這樣，在同一天中，我們走在了面見第四個官員的路上。這個官員是一個維吾爾族土耳其人，此時他自己的家庭也正在被迫害。他說，因為來自中共的壓力，對維吾爾族領導人也沒有給發土耳其簽證。這就是為甚麼土耳其不能對中國政府說『不』的例子。我心裏很難過，這個人有這樣的理解。我問道：「你做了甚麼？你甚麼也沒有做？如果不是你，那麼是誰去制止這種邪惡？我想告訴你，我們絕對不會退縮一步！」

當聽到我的決心，氣氛改變了。那個剛開始十分生氣的官員更軟化了，並詢問我大法的好處。我心懷善良的告訴他我的心臟越來越好的故事。現在，他一點也不生氣了，並且分享了他的心臟的毛病，還很感興趣學大法。然後，他們都表示，他們一定不會阻止演出，但是如果事務部阻止，他們也沒辦法。此外，他們還補充說，最初和中共對話的官員出城參加葬禮了，無法與我們交談。他們建議，我們前往安卡拉同事務部長直接談話。

我們這樣做了，結果發現，那個部門官員也是來自我的家鄉。她祝賀了我們的項目，並祝願我們成功，還含著眼淚接受了大法傳單。當我們從這次旅行回來，我們終於看到了那個和中共談話的官員。他在問候我們的時候帶著一個大大的笑容。他說：「我知道你來這裏是要和我戰鬥，但我不認為有甚麼可以戰鬥的。我相信神韻和大法沒有錯。你們應該繼續你們的表演。」

但我仍然有很沉重的擔心，因為我們沒有正式的許可文件。在五月二十一日，表演當天，我們仍然沒有得到許可。警察本應該給我們的許可，但是把文件發送到了另一個部門。即使他們現在已經非常支持，他們仍然不給我們很多信息。我想，也許因為這是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他們的策略可能是看起來表面對我們很好，但實質卻沒有頂住中國的壓力。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此外，現在我也和批評我的同修有了摩擦，他們說我和見到的每一個人都會爭吵。

但在與另一個同修交流和向內找後，我終於再次有了信心，我記住師父總是和我們在一起。那個同修分享了了不起的事情。他告訴我冷靜下來想想警察，因為在五月十九日，演出前二天，當神韻藝術團抵達邊境時，他從天目看見一個梯子從天空降落在伊斯坦布爾，在照亮的天堂裏，天神們在用長長的法器除惡。他們是快樂和無憂無慮的。這個同修分享這些的時候，臉上帶著美好的笑容，他讓我也笑了。然後，我知道甚麼都不會出問題。事實上，劇院最後說，即使他們沒有需要有的許可，他們仍然會上演。而且事實證明，警方也擺放好了他們的位置。在演出開始前五分鐘的時候，六名官員出現了，帶來了政府同意舉辦演出的書面批准。這些官員們留下來看演出，並非常的熱愛演出。是啊！我們終於成功的將演出帶到了土耳其。

當然，我告訴大家的是我們伊斯坦布爾神韻的故事裏最精彩的部份。我沒有提到，在很多時候，我們表現出不好的心性。我們有時有不少爭論。我們很明白我們必須提高心性，需要再慈悲一些，再更多，更多的學法，在土耳其形成一個更好的整體，這樣才能更成功的推廣神韻，賣票、最終救度眾生，講真相，修煉我們自己，不辜負師父的救度。

最後，我想提到伊朗的同修們。如果沒有他們，我們就不可能成功主辦神韻。許多同修，有的也許超過七十歲了，從伊朗來到土耳其，默默的提供著一切他們可能提供的支持。我們從他們那裏學到了很多如何提高心性，如何配合別人。他們做每件事都沒有爭論或不滿意。我們感到，土耳其和伊朗的同修真正的是一個整體。

師父，我總是很難找到詞語來感謝您，我不確定是否能真的表達出我的感激，感謝您將神韻送到伊斯坦布爾。謝謝大家。

（二零一零年華盛頓DC法會發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