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長春市法輪功學員王可非

【明慧網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又是一個寒冷的冬季，又是一個飄雪的夜晚。王可非被迫害致死已經十年了，可非的冤案未雪，屍骨尚存。

王可非遺照

美麗善良的天使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王可非出生於長春市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會計師，母親是工人。家裏兄弟姊妹五個，可非排行老四，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一個妹妹。

可非天生麗質，一雙大眼睛清澈明亮，又活潑好動，像個美麗的小天使。街坊鄰居，親戚朋友，誰見了都喜歡她。

可非外表美麗可愛，內心單純善良，性情樸實厚道。「文革」期間，人們物質生活匱乏。可非家裏生活並不富裕，孩子們的零食很少。因為可非長的白淨可愛，街坊鄰居、親戚朋友，所有人都喜歡她，都願意把好吃的送給她，所以她手裏好吃的就比別人多。兄弟姐妹們就想出各種理由去哄可非，跟她要好吃的。「我跟你玩兒，你給我掰一塊兒吃吧。」這麼一說，可非就給。每次都能成功，不用費甚麼勁兒。家裏吃蘋果，每個孩子只能分到一條。可非沒捨的吃，一會兒，就讓別人給哄走了。到了中秋節，每個孩子分到一塊月餅。可非手裏拿著月餅，捨不得吃。哥哥姐姐、妹妹們吃完了自己的，就去哄可非。最後可非總是把自己的月餅掰一塊給別人。在大家眼裏，可非心地善良，單純憨厚，沒有那麼多「心眼兒」。

可非七、八歲時，有一次和媽媽一起去合作社買東西。那是家屬區一家比較大的商店，往來購物的人很多。從商店出來，可非看見地上有四塊錢。在七十年代初，一個普通工人的月工資也只有三十幾塊錢，一根冰棍兒是二分錢，四塊錢能買兩百根冰棍兒，這對一個孩子來說是個不小的誘惑。可非看到錢，馬上說：「媽媽，快喊，誰丟的錢？」比丟錢的人還著急。母女倆一起喊，最後找到了失主。失主很感動，摸著可非的臉蛋，一個勁兒說：「謝謝！」

可非有很多小夥伴。因為她憨厚、誠實，不要尖兒，不裝假，所以大家都樂意跟她玩兒。

健美端莊的姑娘

王可非家教極嚴。可非的父親從小念私塾，深受中華傳統文化的薰陶，對孩子們要求非常嚴格，必須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言談舉止要有禮貌，說話要謹慎，做事要三思而後行，絕對不能撒謊。孩子們稍有差錯，就會挨打，可非的兩個哥哥挨打比較多。可非也經常挨打，不過因為她很懂事，特別惹人喜愛，挨打就比較輕。

可非從小身體健康，天生喜好運動。可非五歲時，姐姐到體校打乒乓球，可非就要跟著姐姐一起去打乒乓球。可非愛打乒乓球，有一股不認輸的勁兒，必須打贏才罷休。她從不怯場，不管你是甚麼樣的高手，都敢上去比一比。

可非上小學時，被長春市二道區體校乒乓球隊看中，到體校去學習、訓練。小學期間，可非參加長春市小學生乒乓球比賽，獲得第三名。小學畢業後，可非又被吉林省實驗中學選中，到省實驗中學繼續學習和訓練。

一九八三年，可非初中畢業，就不再打乒乓球，而是專心學習，考到了長春市第四中專，學習財會。三年後，可非中專畢業，分配到長春市二道區醫院做財會工作。

嚴格的家教，十多年的體育訓練，加上三年的專業知識學習，使王可非出落成了一個健美端莊、知書達禮的姑娘。她身高一米六八，眉清目秀，談吐文雅，舉止端莊，性情溫柔沉穩，更加令人喜愛。

走入大法修煉

一九九一年，王可非休完產假之後，就調到吉林省農業銀行長春市南關區支行工作了，她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十年。

可非的父親身體不好，為了祛病，看了很多氣功書，也參加了許多氣功學習班，但都沒能把病治好。一九九四年四月末，聽說李洪志大師在長春辦法輪功學習班，老人家就買了十三張票，老兩口加上四個孩子和孫子孫女們每人一張，就沒給可非買，因為她身體特別好。當時大家都認為法輪功和其他氣功一樣，是祛病健身的，沒有病不用練氣功。從法輪功學習班聽完課回來，一家人都說好，說這不是一般的氣功，不光講祛病健身，更多的是講心性，講如何做好人。可非知道後，非常渴望的說：「我也想去。」

一九九四年八月五日，可非聽說李洪志大師要在哈爾濱辦班，就自己買了票。她說：「我不是為治病來的，我就是覺的法輪功好才來的。」可非的父親、大哥知道了，也買票一起去了哈爾濱。第二天聽完課，可非感觸很大。她告訴父親：「爸，我整個世界觀都改變了！我知道怎麼做人啦！」每天聽完課，可非都滔滔不絕的跟父親講她的感受，講她內心受到的強烈震撼。

現在的中國社會，人的道德急劇下滑。為了滿足個人利益，爾虞我詐，唯利是圖。社會上物慾橫流，人欲橫流。可非在銀行工作，見的就更多了。請客送禮，走後門拉關係，好像人不為己，真會天誅地滅似的。耿直善良、單純質樸的可非學不來虛假勢利那一套，常有人譏笑她傻，說她不會來事兒。甚至親友也說她辦事太死板，不圓滑，不會處理人際關係。可非自己也十分困惑：難道真的是自己錯了嗎？說真話、講原則不對嗎？從小接受的傳統價值觀都行不通了嗎？今後自己的人生道路該怎麼走？

學了法輪大法，可非信心十足，她說：「這回我可知道怎麼做了，就應該按照真、善、忍去做，不管誰怎麼說。我能抵禦的住了，否則我就完了。大法能使人變好，這大法太好了！」如果沒有大法，可非覺的自己也難免會隨波逐流，是大法挽救了她，使她明白了人生的意義和方向，知道了如何做一個好人。可非從心裏感激大法，感激李洪志大師。

得法修煉以前，可非的正直善良是出自於感性，在世風日下的潮流面前，顯得脆弱乏力，難以招架。那時，每遇到甚麼事，可非往往不知所措，常常要去問姐姐怎麼辦。得法修煉後，可非整個人都變了，行為舉止都變了，變的成熟幹練了。再遇到事，她也不去問別人了，就用大法去衡量，就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心裏非常踏實。修煉法輪功後，可非表現出來的正直善良、寬容忍讓是理性的，能夠抵禦世俗間利慾的誘惑，給人的感覺是有智慧，踏實穩健。

真修大法嚴以律己

王可非對法輪大法堅信不疑，在實際生活中，她身體力行，時時處處按照「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有一次，可非和同事一起上街買東西，回來後發現營業員多找了錢。可非馬上打出租車給送回去，怕去晚了營業員著急。同事不理解，說她傻。她卻很坦然，說修煉人凡事要為他人著想，去掉利益之心。

在農行南關區支行工作十年，每次群眾評議，王可非都是最好的。全行從領導到同事，上上下下，說起可非，沒有不誇的。有一次，可非的親戚在火車上遇到一個省農行的幹部，談起法輪功，那幹部說：「我們單位有個姑娘是煉法輪功的，那人可好了。」親戚問：「她叫甚麼名？」那幹部說：「叫王可非。」當知道對方是王可非的親戚時，那幹部驚喜的說：「你可有個好親戚呀，她可真好啊！」其實，可非不過是農行南關區支行的一個普通職員，和省行領導並不認識，也沒有甚麼直接業務來往，可是人家都知道農行有個煉法輪功的好人，叫王可非。

王可非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別人不願意幹的她去幹，別人幹不好的她想辦法幹好，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每天早晨，可非到單位先打好開水，再把廁所打掃一遍，讓大家有個乾淨舒適的環境。沒有人要求她這樣做，也沒有人給她額外的報酬。可非把自己當作一個法輪功修煉者，高標準要求自己，自覺自願的做到了，幾年如一日。

有一年，支行人員調整，領導問王可非：「你打算留行裏，還是去儲蓄所？」可非說：「聽領導的。」可非就被派到儲蓄所。可是沒過多久，又被調回來了。可非一回來，照樣每天早晨打開水，掃廁所，工作做的井然有序，用領導的話說：「王可非工作幹的好，一個人頂幾個人。煉法輪功的就是不一樣。」

王可非身材相貌出眾，待人和善，品德高尚，被公認為農行最漂亮的姑娘。有一年，中國農業銀行總行領導來吉林省視察工作，可非承擔接待任務。長春市農行撥款四百元，給可非買衣服，做頭型。可非說：「我是煉法輪功的，不能佔國家的便宜，這錢我自己拿。」市農行工會主席感動的說：「你這孩子太實在了。煉法輪功的真行！」

王可非在銀行工作，總有人求她辦事。可非為人正直，不圖私利，始終堅持一個原則，那就是「真、善、忍」。不該辦的事就不辦，該辦的主動做好。一個開發商想讓可非幫助貸款，因為不符合規定，被她拒絕了。開發商不甘心，要送給可非一套房子，讓可非幫助疏通，又被她拒絕了。可非說：「無論是誰，無論甚麼事，該咋辦咋辦，不卑不亢，有啥說啥，我的為人就是這樣。」

為此，王可非的丈夫不理解，對可非大發雷霆，說她傻，說她笨，說這個社會都這樣，不要白不要，你不要，別人也要，沒有你，人家照樣貸款。面對此情，王可非跟丈夫耐心解釋，說：「我是修煉人，做事要光明磊落，不能為了個人利益違反國家規定。」

王可非非常孝順，不但是個好女兒，更是個好媳婦。公婆都喜歡她，曾說：「我們老兩口將來就依靠可非了。」有一次可非去父母家，正趕上家裏打掃衛生，可非抱歉的說：「爸媽，今天不能幫你們了，我定好了要去公婆家給他們擦玻璃，收拾屋子。改天再來幫你們吧。」可非的父母非常高興，說她做的對，煉法輪功的人都講先他後我。

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王可非去參加一個法輪功修煉心得交流會。會上得知天津法輪功學員由於向《青少年科技博覽》雜誌社說明其刊登的文章誣蔑法輪功，與事實不符，在天津教育學院被綁架。為此，一些法輪功學員已經到北京上訪，要求釋放被抓的人。可非聽說後，直接趕到火車站，準備和父母一起去北京。可非的丈夫是一名警察，在吉林省公安廳工作，聽說可非要去北京，害怕她被綁架，更害怕自己受牽連，就和一位民警一起開著警車趕到車站，把可非拽走了。當時，像許多人一樣，他們還不理解法輪功學員為甚麼無所畏懼，為甚麼一定要講真話。在中共半個世紀的恐怖統治下，人們已經習慣於在謊言和欺騙中苟且偷生。法輪功學員挺身而出，這一壯舉所維護和爭取的已經不僅僅是其自身的榮譽與修煉環境，更是為社會、為民族、為國家、乃至整個人類的善念與正義而無私付出和承擔。

七月二十二日，王可非和大批法輪功學員聚集在吉林省政府請願，希望政府能夠了解法輪功，不要把廣大善良的法輪功學員推到政府的對立面。可是，當天下午，中央電台、電視台播出了開始迫害法輪功的消息。可非聽到消息，心裏非常難過，她立即決定和其他法輪功學員一起去北京，到更高一級北京中央政府去反映情況。當時車站到處是警察和便衣，看見像是煉法輪功的就上前盤問、攔截。可非想盡辦法，躲過丈夫，繞過攔路警察，費了很多周折，找到一個可靠的親戚，開一輛小轎車先輾轉到四平，再從四平坐火車去北京。

關於是否應該去北京，當時法輪功學員中有不同認識。有人說：「不讓煉了，就在家偷著煉，不出來，應該忍。」可非說：「不對。舉個例子，匪徒打人嘴巴，如果打我的臉，我忍。現在是打在大法上，打在法上就不能忍。因為「真、善、忍」是宇宙大法，迫害大法是有罪的。」法輪功使上億人擺脫病痛，身體健康，家庭和睦，境界提高，道德昇華，於社會、國家有百利而無一害。在邪惡勢力利用惡人迫害法輪功時，法輪功學員去北京是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因為大家都是法輪功的受益者，不能忘恩負義，這是一個人最起碼的良知。況且大家向政府反映的都是事實，是相信政府能夠傾聽民聲、體察民意的表現，所採取的方式也是合法的逐級上訪，是和平、自律的，沒有暴力，沒有對立，完全是善意的。

在去北京的過程中，王可非所想所做都是無私的，是善的。對待丈夫和他人的不理解，可非總是耐心解釋，寬容忍讓。丈夫的無理打罵，她都默不作聲的忍受了。在去北京的路上，她總是替其他法輪功學員買吃的喝的；到了北京，她去找旅店，幫助法輪功學員安排吃住，最重的包都是她拿著。有的農村法輪功學員沒有錢，她就從自己的銀行卡裏取錢給他們。而她自己卻捨不得花錢，吃最簡單的飯菜，住最便宜的旅店。第一次去北京，她帶的銀行卡裏有八千多元錢，還帶了一千多元現金，回來的時候，沒剩多少錢，都給了有困難需要幫助的外地法輪功學員了。

2000年9月末，王可非去北京上訪。在北京，同住一個旅店的一位安徽法輪功學員被警察綁架，她的衣服、戶口本、一千七百元錢還留在旅店。每天去北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很多，來自全國各地，大家雖然互相都不認識，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目地，那就是要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臨走的時候，大家說：「這位安徽學員的東西誰給拿著？」幾個人都看著可非。可非就把它放到自己包裏。後來，可非也被警察綁架。長春市西安廣場派出所警察、街道辦人員、可非單位領導一起到北京截訪，他們在看守所找到可非，把她帶回長春。派出所要把可非送到鐵北看守所，可非對派出所長說：「這衣服、戶口本和錢是別人的，你一定給我保管好，我回來要給她寄回去。」從看守所回來，可非馬上到派出所找所長，把東西要回來，按照戶口本地址，寫了幾次信才聯繫到那位法輪功學員的父母。可非馬上把衣服、戶口本郵寄回去，把一千七百塊錢如數匯過去，再打電話確認都收到了才放心。派出所長很佩服可非，說：「你真是好人啊！」

從一九九九年七月到二零零一年八月，王可非多次去北京上訪，有幾次被丈夫攔住，到了北京的有四次。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王可非在北京被警察綁架，長春市公安局警察把她帶回長春，送到八里堡拘留所。省、市、區農行的各級領導被「六一零」（中共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非法組織，凌駕於公、檢、法之上）叫來勸說可非，要她放棄修煉，寫保證不去北京上訪。可非沒有答應。「六一零」就命令單位派人整天看著可非，限制人身自由。

多年以後，一位農行領導回憶說：「王可非，多好的孩子啊！王可非那可是全行最漂亮，工作最好的。」另一位農行領導也說：「這共產黨多黑，這麼好的孩子，硬逼著辭職了。」王可非被迫辭職後，就到商場去打工，每月掙五百塊錢。

二零零零年，王可非的丈夫要入黨、提幹，單位領導找他談話，要他「轉化」可非，否則影響仕途。在誘惑和壓力下，王可非的丈夫選擇了配合邪惡。他想了種種辦法，找到可非單位、家人、親戚朋友、同事同學來做工作，甚至動手打可非，串通「六一零」跟蹤監視可非，但是都沒能改變可非修煉的意志。最後他把王可非趕出家門，可非帶著年幼的兒子，流離失所。在王可非居無定所，被綁架、被嚴重迫害的情況下，她的丈夫害怕受牽連，拋棄了可非。十年夫妻恩情換來的是一張離婚書，對於忠貞賢惠、恪守婦道的可非來說，這無異於雪上加霜。

王可非的丈夫儘管賣力的協助江氏集團迫害修煉法輪功的妻子，結果卻沒有得到承諾給他的任何好處，反而落的家破人亡。由於中共迫害法輪功，十幾年來，在中華大地上，反覆上演著這樣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劇，中共卻造謠說「法輪功不講親情」。實際上，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是對每一個人的迫害，是對每一個家庭的迫害。

被迫害和虐殺

王可非由於堅持修煉法輪功曾多次被關押迫害。二零零零年十月，在長春鐵北看守所，王可非堅持煉功，被獄警施以「手腳連銬」的酷刑。他們把可非的雙腳戴上重型鐐銬，雙手戴上手銬，再用不足一尺長的鐵鏈子把手銬和腳鐐連在一起。（見圖）人戴上這種刑具後，坐不得、蹲不得、站不得、躺不得，只能佝僂著，蜷縮著，吃、喝、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時間一長，會導致肌肉勞損，手腳浮腫，失眠煩躁，極其難忍。一般人四十八小時就到了承受的極限，可是獄警用這種刑具折磨王可非整整十一天。警察提審，王可非都是被獄警抬出抬進的。家人看到王可非時，她頭髮散落著，面黃肌瘦，無法行走，已經被折磨的虛弱不堪。

手腳連銬

二零零一年八月一日，王可非再次去北京，在天安門打出「法輪大法好」的橫幅，被警察綁架。長春市公安局警察把可非送到鐵北看守所關押。

二零零一年八月末，王可非被轉到黑嘴子女子勞教所關押迫害。在勞教所，王可非先是被關押在六大隊。在六大隊，可非被打的很厲害，曾經被打暈過去。管教用盡了各種方式威逼可非「決裂」，背叛法輪功，放棄修煉，但都沒有達到目地。對於邪惡勢力的迫害，王可非堅決不配合，不妥協，也沒有仇視和怨恨，「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慈悲的對待那些不明真相的警察，以無私而寬大的胸懷承受著非人的折磨。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王可非被轉到七大隊三小隊。為了評先進，追求「轉化率」，黑嘴子勞教所用盡手段迫害法輪功學員。調大隊就是其中的一招，這個大隊不行，就換另一個大隊，變著法折磨，以達到所謂「轉化」的目地。七大隊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招數除了酷刑，還有超負荷的奴役勞動。法輪功學員和其他勞教人員每天早晨四點開始勞動，一直幹到晚上十點，有時到半夜十二點，甚至第二天凌晨一、二點鐘。很多人到了身體承受的極限，有幾個人受不了，暈了過去。在王可非到七大隊之前，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將近一個月。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又加班幹活到深夜二點還不讓睡覺。王可非站出來講：「我們沒有犯錯誤，沒犯罪，不應該這樣對待我們。」值班管教、主管生產的大隊長欒雲娟把王可非拉出去毒打。王可非堅持認為自己沒錯，為了抗議迫害，開始絕食。三小隊管教王麗華把王可非單獨關在走廊盡頭的一個房間裏，站立著綁在雙層鐵床的床架子上，不能動。這種刑罰不亞於死人床，身體全部重量都壓在一雙腳上，時間一長，雙腳浮腫，雙腿浮腫，關節不能活動，頭暈目眩，精神恍惚，非常痛苦，況且王可非還在絕食期間。法輪功學員回憶說：「有一次接近走廊盡頭的時候，聽到可非喊，『你們放開我，都關了我九天了。』」《勞動教養管理工作執法細則》第五十一條明確規定，「對勞動教養人員使用戒具，只限於手銬。嚴禁使用背銬、『手腳連銬』和將人固定在物體上。」第五十二條規定，「連續使用戒具不得超過七天。」黑嘴子勞教所對王可非的迫害已經觸犯了法律。

王可非有時被放倒在水泥地上，隔幾天給灌點食。灌食是在勞教所內衛生所的二樓。法輪功學員回憶在衛生所見到王可非被灌食的情景時說，王可非被放倒在一張有靠背的長凳子上，一個叫紀鳳芹（家住九台）的賣淫被勞教人員按住王可非的雙手，另一個勞教人員郭麗穎按住王可非的雙腳，衛生所醫生郭旭一腳踩著椅子，一手拿著管子，粗暴的往王可非鼻子裏插，邊插邊說：「你不是憋氣嗎？我有的是時間。」管教王麗華坐在對面看著。那時，王可非已經絕食十多天了，身體虛弱。殘暴的灌食弄的可非滿臉是血，十分痛苦，同情可非的法輪功學員要給她擦臉，管教王麗華不讓。

野蠻灌食

從王可非開始絕食到十二月二十日被送到省勞改中心醫院後離世，前後一共25天。在王可非絕食期間，勞教所管教讓幾個勞教犯人看著她，這幾個犯人經常謾罵甚至毆打王可非。有一次，紀鳳芹因王可非還不吃飯打了她幾個耳光，其他人也罵罵咧咧，當時管教在場，卻不予制止。

管教和勞教犯人還一起對王可非進行人格侮辱。一次，管教指使賣淫女紀鳳芹、孫麗穎、吸毒者李傑等，在屋子中央擺四個凳子，上面放一塊木板，把王可非抬到上面，用下流語言侮辱王可非。當時在場的有七大隊大隊長劉瑚和侯智紅。

幾次灌食後，王可非開始吐血，身體虛弱的已無力行走。即使這樣，管教也不允許別人攙扶她，讓她自己走。管教甚至還逼迫王可非下樓搬東西，說：「誰說王可非不能走，她還能下樓搬東西呢。」在最後幾天，灌完食王可非已不能行走，是被一個叫齊秀芹的被勞教人員背回來的。齊秀芹把王可非扔在地上，還踹了兩腳。

十二月二十日，王可非已經被折磨的奄奄一息，勞教所怕擔責任，匆忙把她送到鐵北勞改中心醫院。王可非於當日含冤離世，年僅三十五歲。

冤情未雪 屍骨尚存

當王可非家屬來到太平間時，看到她的毛衣毛褲在外面地上扔著。王可非面部表情有掙扎的跡象，脖子上纏了大約一卷衛生紙，大臂上勒著止血膠帶，左手腫的像饅頭一樣。她身上穿了一件破毛衣，袖子擼到腋下，下身裸露，情景慘不忍睹。儘管太平間滿是冰霜，王可非的臉和身體用手摸上去還是溫的，和活人體溫相近，說明人還沒有死就被送到太平間了。見此情景，王可非的母親癱倒在地上，放聲痛哭。家人紛紛質問在場的勞改醫院院長：王可非是怎麼死的？為甚麼不通知家屬？院長嚇的趕緊逃走。

家屬當即要求檢察院封存病例，主管勞教所的城郊檢察院魏檢察長以各種理由阻止家屬查看病例。家屬後來看到的病例是由檢察院、勞教所和勞改醫院商議、篡改過的。

關於王可非的死因，勞教所說：王可非手扎了根刺，發燒，是以外傷的病由，頭腦清醒的走進醫院的。而勞改醫院的入院診斷上說，王可非入院時四肢無知覺，睫毛無反射，是在休克狀態下被抬進醫院的。送王可非入院的勞教所醫生郭旭聲稱，離開勞教所時，王可非還有說有笑呢。醫院和勞教所的兩種說法相互矛盾，究竟王可非是怎麼死的？讓人感到其中必有冤情。

家屬強烈要求勞教所查出責任人，追究其法律責任。勞教所卻要家屬簽字火化王可非遺體，被家屬拒絕。人命關天的事，怎麼能這麼不明不白的草草了事？家屬據理力爭，要求給個說法。檢察院袒護勞教所，和勞改醫院串通一氣，最終也不能給家屬一個明確公正的答覆。在失去親人的痛苦和申冤的艱難中，王可非家屬被迫逐級申訴，希望得到公正的處理和滿意的答覆。

二零零二年，勞教所又提出屍檢，被王可非家屬拒絕。因為屍檢的醫院、醫生由他們安排，都是事先串通好的，不會有公正的結果。這樣，王可非的遺體至今仍保留在殯儀館。王可非遺體的存在，對勞教所惡人是一塊心病，一個威懾。僅從經濟上講，他們認為每天一百元的存屍費是個負擔。十年間，勞教所曾想盡辦法企圖火化王可非的遺體。他們甚至採取流氓手段企圖綁架王可非親屬的一個年僅十歲的孩子，以逼迫家屬在火化書上簽字。

吉林省女子勞教所對王可非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是清楚的事實。從王可非被送進勞教所在六大隊遭毒打，到她在七大隊抗議超時奴役勞動被毒打而絕食，到她被關單間、綁鐵床罰站、野蠻灌食至吐血，直到她被送到省勞改醫院停止呼吸，有足夠的人證物證，事實無可抵賴。

勞教所領導也知道這一點，所以在事發後嚴密封鎖消息，指使管教和被勞教人員做偽證，改換加班幹活的票據，甚至在管教中散布說「王可非死了家屬都很高興，」害怕知情者反映事實真相。親人離世，家屬還很高興，編造這樣卑鄙無恥謊言的人，連最基本的人性和同情心都沒有，還配稱其為人嗎？

王可非離世時，左手腫的像個饅頭，勞教所解釋說是扎刺所致，引起發燒，導致心臟病發作，最後死亡。家屬可能太過悲痛，未予深究。按照這種說法，引起王可非離世的直接原因就是這根刺。那麼，王可非在絕食二十多天、被灌食至吐血，身體虛弱的不能行走、需要有人晝夜看護的情況下，手上是怎麼扎的刺呢？用甚麼紮的？為甚麼要紮？誰給她紮的？何時、何地紮的？見證人是誰？王可非的突然離世是否和這根刺有關？是甚麼刺竟然會導致人死亡？這裏面恐怕有更深的冤情和罪惡有待清查。

十年了，王可非被虐殺的冤情未雪，屍骨尚存。殺人兇手仍然逍遙法外，正義不得伸張。在中共治下的黑暗社會裏，普通公民被剝奪了說話的權利，被作為鎮壓對像的法輪功修煉者的冤屈更無處申訴。

但是，國際社會公認這樣一條原則：誰犯罪誰承擔、集體組織犯罪個人承擔、教唆迫害與直接迫害同罪。根據這一原則，所有在組織、單位、系統名義下所犯的罪行最終將落實到個人承擔，迫害和虐殺王可非的有關責任人終將被繩之以法。

隨著時間的流逝，一切真相終將大白於天下，一切冤情終將水落石出，一切罪惡終將得到應有的懲罰。正義必將得以伸張，真理必將受到尊崇。

浩然正氣貫長空

聽到王可非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誰都不敢相信。那麼美麗健康，那麼溫柔善良，那麼質樸堅強，那麼光明磊落，那麼年輕的生命，就這樣匆匆離去了

人世中可以有世俗的享樂，也會有善惡不分、是非顛倒的黑暗。但是，最終衡量善惡是非的是天理，而非某一個或幾個人；黑暗也總有被陽光照亮的時候。

像王可非這樣一個追求高尚精神境界的生命，尤其在這道德低下、敗壞不堪的濁世中，一個捍衛獨立信念的法輪功修煉者，她的生命更顯其聖潔與高貴。對這樣高潔生命的迫害，不僅是對法輪功信仰的迫害，也是對人類自己的侮辱。

王可非被迫害致死這件事，不僅激起了其親人朋友的義憤，更激起了普通市民、有良知的警察、甚至勞教所管教的同情和義憤。廣大法輪功修煉者紛紛揭露迫害，譴責邪惡暴行，大街小巷掛滿了橫幅、貼滿了不乾膠。一時間，王可非被迫害致死案成了人們議論的焦點。每一個聽說這件事的人，都會捫心自問，善惡是非面前，我該站在哪一邊？

聽到中共宣傳甚麼勞教所「春風化雨」，甚麼「轉化、幫教」，再也沒有人相信了。

王可非被迫害致死後，勞教所雖然仍有超時奴役勞動，但是沒有那麼重了。2002年初，勞教所迫於壓力，把被迫害的體弱病重的法輪功學員釋放了一批。省勞改中心醫院掛上牌子，寫著：「絕食的法輪功學員一律不收。」這不是說他們變好了，而是王可非被迫害致死喚醒了人們的正義良知，輿論的譴責使惡人不敢再肆無忌憚的行惡了。

十年來，在人們懷念王可非，為她伸冤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人了解了法輪功真相，知道了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種種殘酷手段，分清了是非善惡，站到了正義一邊。其中包括王可非的家人、親友、單位同事、領導、律師，還有很多與王可非素不相識的人們。讓浩然正氣永駐人間，這也正是王可非的美好心願。

雪已停了，天已發亮。不知不覺中，黎明已經來臨。王可非，可親可敬的同修！多少次在夢中見到你，依然那麼端莊美麗，光彩照人。在你美麗而含蓄的微笑中，我們看到了一絲欣慰，感到了一陣融融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