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非法關押在女子監獄,而我所在的監區就有二十多名大法弟子。惡警們為了掌握我們的情況,給每個大法弟子安排了一個聯號犯人(即包夾),來監視並彙報我們的一舉一動。惡警們安排的包夾都是她們很信任的犯人,並安排讓她們與我們住上下鋪,除了晚上不與我們睡在一個被窩裏,其餘時間對我們都是寸步不離,連上廁所都嚴密監視,因此,包夾們就成了惡警安放在大法弟子身邊的「眼線」。
即使在這樣邪惡的環境裏,大法弟子也嚴格按照「真善忍」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把大法的美好帶給她們,告訴她們真相,讓這些「包夾」的犯人體會到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良、真誠。這些包夾們明白了真相也就不再去做那些助紂為虐的事,反而為我們傳遞信息,幫我們躲過惡警的監視,在生活上也很照顧我們,有的甚至說:「我出去以後,也煉法輪功。」
後來,惡警們了解到此情況,就從其它監區調來了一個「轉化」比較徹底的「猶大」,並安排在我所居住的監舍。剛開始她主動接近我,虛情假意地問這問那。我絲毫沒有戒備心,把她當作親姐妹對待。直到有一天,監獄內一個王姓獄警找我談話,我才知道了這個人是惡警刻意安排的「猶大」,是來監視我的,而我跟她說的話,她都一五一十彙報給了惡警。她配合惡警迫害大法弟子的目的是想早日減刑,早點出獄。
二零零四年春天,監區逼迫犯人背誦監規,還要考試。這個「猶大」問我:「大姐,你背過監規了嗎?」我說:「你來監獄就是為了背監規的嗎?」她頓時語塞,惱羞成怒,很快就彙報給了獄警來邀功請賞。王姓惡警因為此事把我叫到辦公室狠狠訓斥了一頓。
二零零五年元旦休息,天很冷。甲同修的孩子是某藝術團的演員,把拍電視劇時與劇組演員們的合影寄給了獄中的媽媽,並附上了一封信。甲同修很高興,偷偷拿著信和照片到我住的監舍來給我看(惡警不允許大法弟子聚在一起交流,否則要受到處罰)。我們很高興地看了一會兒,但值班犯人很快就過來把甲同修趕走了。緊接著惡警們召開了監舍長會,聲稱要看管好法輪功學員,不許各監舍的法輪功學員相互串門。這分明就是針對我們看信和照片的事情,我正納悶她們是怎麼知道的這件事,以前給我當包夾的犯人(她已明白了真相,我們相處得很好)到我房內找到我並悄悄告訴我:「是『叛徒』出賣了你。」這時,我才知道,剛才是我屋內的這個「猶大」去告發了我們。原來,在甲同修拿著信和照片到我監舍後,這個「猶大」就立馬到惡警辦公室告了我們的狀,正巧讓以前給我當包夾的犯人看見並且聽到了。
此時我覺得很心痛,並不是因為被出賣了。大多數犯人都知道大法好,大法弟子都很善良,都是好人。偏偏一個曾經學過法、知道法理、曾當過師父的弟子、曾是我們的同修的人,在邪惡的環境中,在放不下的人心的驅使下,背叛了大法和師父,並且助紂為虐,毀滅著自己。我心裏真替她難過。
這時,曹植的《七步詩》突然映現在我腦中,我想,師父可能是用這種形式點化我,讓我智慧地去處理吧。於是,我拿起筆寫下了這首詩,「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說:「根據你今天的表現,我送給你一首詩。」她拿過去一看,馬上氣呼呼地還給我,諷刺我說:「看不出你還是大學生呢,我沒文化,看不懂。」我很平和地說:「王××是研究生,你拿著去找她,讓她給你解釋解釋吧。」她一聽就明白了今天去惡警辦公室告密之事讓我知道了,我當著屋內其他犯人的面嚴肅地說了她幾句,她很窘迫,臉漲得通紅,甚麼話也說不出來。不久,惡警就把她調出了我住的監舍。
有一天,我發現她沒出工,值班的告訴我,她發燒達40度,正躺在床上。我和甲同修找機會偷偷到她所住的監舍內看望她,看得出她很受感動,流下了眼淚。第二天,我又單獨去看她並給她帶了點吃的。她眼含熱淚緊緊拉著我的手,邊哭邊說:「我發燒到40度,全身酸痛,沒人問我、關心我。我做了對不起你的事,傷害了你,你還來看我。是我對不起你,你還恨我嗎?」我說:「認識到就好,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我不恨你,師父在等著你呢,快走回來吧!」她笑了笑,不再說話。
出獄後,我們已失去了聯繫。寫到這裏,我想,如果這篇文章能夠發表,而她能夠走回來繼續修煉又有機緣看到這篇文章的話,我想對她說:「修煉的路上誰都會犯錯,跌倒了別趴下,要勇敢站起來繼續前行。按照大法的要求,勇猛精進,做師父的真修弟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