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楊學貴自述遭受八年冤獄迫害經歷

【明慧網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原本是結束八年冤獄，父子團圓相聚的日子，我卻又被非法劫持到龔家灣洗腦班，再次遭受打擊的父親，由於憂傷過度，不幸去世。二零零九年十月五日在母親一再要求下，我終於脫離魔窟，回到家中。面對父親的遺體，我淚如雨下，八年冤獄，我們父子只見過一面，是在邪惡監獄的接見室……

我叫楊學貴，今年四十八歲，甘肅省蘭州市人，原在蘭州市第二人民醫院上班。一九九五年十月初，一場突如其來的嚴重肝病，將我帶入了死亡的邊緣。就在這時，經朋友介紹，我走入了法輪大法的修煉。短短一個多個月，病症就神奇的消失了；兩個月後，我完全恢復了健康，我和我的家庭得到了重生。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流氓集團發動了震驚世界的對法輪功學員的瘋狂迫害。作為一名修煉大法的親身受益者，為了對大法說句公道話。二零零零年元旦和二零零零年七月先後兩次進京上訪，但都被非法拘留十五天。二零零一年被非法冤判八年重刑，先後被非法關押在甘肅省金昌市看守所、蘭州市皋蘭縣看守所、蘭州市西果園看守所、甘肅省監獄醫院（對外稱康泰醫院）、蘭州監獄、臨夏監獄、龔家灣洗腦班。直到二零零九年十月五日才回到家中。

進京上訪遭拘留

二零零零年元旦，我與蘭州其他法輪功學員一行十多人到北京上訪。早晨十點，我們剛剛拉開「法輪大法是正法」的橫幅，立刻遭到廣場巡邏的公安和便衣警察的圍毆和綁架。警察將我們劫持到天安門分局，搶走我們隨身帶的大法書籍，然後將我們關進了安裝了鐵柵欄的房間裏。幾個年輕的警察對法輪功學員拳打腳踢，連老人孩子也不放過。

下午三點多，由蘭州駐京辦「六一零」（凌駕於法律之上，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邪惡機構）將我們劫持到蘭州駐京辦。三天後，單位來人協同蘭州市七里河公安分局警察把我們劫持回蘭州。在七里河公安分局國保大隊，隊長席明傑等警察強行勒索了我們七名法輪功學員的八百多元現金，然後將我們直接關押到七里河晏家坪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七月，我和幾個同修第二次進京維護大法。走上天安門廣場後，我們拉開了準備好的橫幅，廣場的警察和便衣立即像發瘋般的衝向我們，又打又搶。我們又被綁架到天安門分局。下午四點多，我們被劫持到北京西城區看守所。

七天後，我們被蘭州市駐京辦「六一零」劫持到蘭州駐京辦非法關押，後由市二院保衛科長馬福林、總務科長李毅將我劫持回蘭州。第二天下午，由馬福林、李毅將我交到蘭州市城關公安分局，後轉押到蘭州市桃樹坪拘留所十五天。

綁架、刑訊逼供、非法關押

二零零一年九月四日，在甘肅省金昌市河西堡鎮我租住的房子裏，被金昌市公安局警察綁架到金昌市看守所。四天後，我被戴上手銬腳鐐，由甘肅省公安廳的四名警察劫持到省公安廳，交給蘭州市國保大隊警察魏東。再由魏東等一夥警察將我直接劫持到皋蘭縣看守所秘密關押。從此，開始了漫長的暗無天日的牢獄生涯。

到皋蘭縣看守所的第二天晚上，魏東等三人，將我從看守所帶到了皋蘭縣賓館三樓的其中一間客房裏，再銬上腳鐐後，三人開始賭博。第二天下午，三個人睡醒後，開始對我刑訊逼供，逼問我蘭州等各地的大法真相資料的來源……十幾天後的一個晚上，魏東一夥又將我從看守所帶到了皋蘭縣賓館三樓的那間客房裏。過了一會兒，來了兩個自稱是白銀市國保大隊的警察，逼問我是否與白銀市法輪功學員有來往。看我不配合，就將原先銬著的右手從肩膀頭上拉到背後，使兩隻手成上下反背銬在一起，進行刑訊逼供。

在皋蘭縣看守所被秘密非法關押了一個多月後，我開始絕食反迫害，要求無罪釋放。絕食到第三天下午六點多，警察魏東和市二院保衛科長馬福林、總務科長李毅和司機楊禎義，用市二院小車將我從皋蘭縣看守所劫持回市二院，秘密關押在一棟閒置的，將要拆除的舊樓二層內臨時特設的房間裏，用手銬、腳鐐將我銬在床頭，由一警察和市二院保衛科雇來的保安二十四小時看管。一週後，在魏東等一夥警察與醫院黨委、紀委、保衛科密謀後，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將我綁架到蘭州市西果園看守所，關進了四隊四號的嚴管室迫害。

在臭名昭著的西果園看守所，牢頭獄霸們在惡警的指使下，瘋狂的迫害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每天除了被監視一舉一動外，還要強迫做苦役，稍有怠慢便是拳腳相加。如果完不成所謂的生產任務，等到晚上點完名進到號室以後，輕則遭到訓斥和辱罵，並將白天沒幹完的活繼續幹完才能睡覺。重則就會遭到牢頭獄霸們花樣繁多、手段殘忍的各種酷刑折磨。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三日世界法輪大法日，我和張曉東、蔣春斌商量後，決定以絕食的方式抗議邪惡對我們長期的非法關押和迫害。絕食到第三天下午，衛生所警察楊臨泉領著衛生所的一幫犯人來到四隊。主管警察張連生命令犯人把我從二號室裏拉出來，按在院子中間放著的坐墊上，然後集合四隊所有的關押人員圍成一個圈，觀看給我強行灌食的整個過程。楊臨泉指揮衛生所犯人取來一個塑料飯盒，往裏倒了50克的奶粉，然後又讓拿出整袋食鹽，撕封後倒入了約300克，後用熱水攪拌溶化。張連生命令犯人將我按倒，衛生所犯人開始強行野蠻灌食，胃管在鼻孔裏往復多次來回穿插，一旦插入氣管就要故意停留幾分鐘，憋到我氣喘不上來，痛苦到臉色發青時才肯罷休。將超濃度鹽奶粉灌入身體，胃本能的作嘔使毒奶粉從嘴裏往外湧，憋堵的根本無法呼吸。管子剛一抽出，灌進胃裏的液體，一下子就全部從嘴和鼻子裏噴了出來。

閃電式庭審、「公判」醜劇

二零零二年六月六日上午十點，中共邪黨七里河區法院審判長付宏觀，代理審判員劉克斌、張恩家，書記員羅亞麗及七里河區檢察院檢察員屠珠明、於福林來到監獄醫院，在醫院住院部過道中間十平米的警察值班室內，對我進行所謂的「公開」庭審。整個開庭時間沒超過二十五分鐘，完全是走形式，走過場。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早上七點半，七里河區兩個法警來到監獄醫院給我戴上手銬、腳鐐，將我劫持到蘭州市七里河長征劇院，進行所謂的「公判」。

到了長征劇院，我被架到後台的化妝室。那裏已有七名法輪功學員，雙手都被反銬，坐在凳子上。大概九點，我們每個人由兩個警察架著進到會場。整個劇場裏坐滿了邪黨政府部門下達指標硬性派來的觀眾。當邪黨不法人員開始宣讀所謂的判決時，我們八人幾乎同時高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信仰無罪……！！！」

大法弟子響徹洪宇的正義吶喊，嚇呆了邪惡，驚呆了世人。慌亂中，中共不法人員趕緊指使站在我們身後的警察掐脖子。觀眾看到這荒唐、滑稽的場面，台下一片嘩然，人們開始交頭接耳，繼而議論紛紛：法輪功真了不起！還是法輪功有膽量！看來法輪功真是被冤枉的……

回到監獄醫院我才知道，被非法重判八年。

監獄裏的罪惡

在監獄醫院關押期間，我拒絕打針吃藥。管理科長徐某某就以安檢為名，搶走了我的寶書《轉法輪》。當我到病區走廊出口的大鐵柵欄門前高喊：「還我大法書！還我大法書！」徐某某就指使犯人監督崗，用手銬將我銬在了病床上一多個星期。在監獄醫院住院期間，家人先後給西果園看守所交住院費累計達一萬六千多元。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市二院紀檢主任陳榮和保衛科長馬福林來到監獄醫院，說是代表市二院給我送來了兩份紅頭文件讓我簽字，一份是醫院單方將我除名，除名藉口是：因我修煉法輪功和被邪黨判刑。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四日，下午兩點半，監獄醫院剛一上班，犯人監督崗就哄騙我到值班室接見。剛進值班室，迎面衝過來一個警察，說要帶我到一樓體檢。我說不去，話音未落，室內四、五個警察（其中就有四隊主管警察張連生）一擁而上，將我扭摔倒地壓住，砸上背銬就往一樓抬。強行抽血、拍片後，再砸上背銬，塞進車裏就往隔壁的蘭州監獄方向駛去。一路上我一直高呼：「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好！……」

車停在蘭州監獄門口，警察辦完手續後，隨車上來了蘭州監獄獄政科長張全明，衝我惡狠狠叫囂：「進去後有你好受的……！」

車駛進監獄剛到禁閉室門口，一下就衝過來了幾個早已得到指令的犯人，一擁而上，拉開車門，七手八腳將我從車裏往外拽的同時，拳頭、巴掌就向我臉上、頭上重重地襲來。強行拽下車後向前拖的過程中，暴拳飛腳雨點般的就傾瀉而來，直到我被打的在地上不能動彈時才罷手。然後將我全身衣服扒的赤身裸體，把早已準備好的囚服往我身上套，並拿過來鐐銬開始砸鐐。院子裏除了這幾個打我的犯人外，還有一群獄警一直站在旁邊觀看著。

（1）戴「土銬」

手銬和腳鐐都是蘭州監獄裏自制的刑具，又大又厚又笨重，犯人們管這叫「土銬」。手銬是用厚0.6－0.8公分，寬6公分左右的扁鐵製成，雙手腕前後疊加成抱胸狀被套住之後，將兩鐵環接口鉚死，雙手固定成一個整體。腳鐐是用直徑3.2公分的螺紋鋼做四個環，兩個一組上下重疊，兩環上下焊成一體，銬住腳腕後用鉚釘將鐵環兩頭鉚死。兩隻腳銬之間的鏈環，是用直徑1公分的鋼筋製成，又粗又重。手銬腳鐐砸上後，再用一根長約10公分的鐵絲，將手銬和腳鐐串在一起擰死，監獄裏叫「全刑」。這種刑具戴時間長會導致人終生傷殘，甚至被索了性命。

我被幾個犯人按住，強行戴上「土銬」後被拖進一間約3平方米的禁閉室放風場。西北十一月的天氣，寒氣逼人。下午五點多變天了，寒風中夾雜著雪花開始飛舞，預示著嚴冬的到來。穿著布鞋和線衣線褲銬在風場水泥地上，我的身體不住的顫抖，冰冷的鐐銬更像一張嗜血的大口，一刻不停地貪婪吮吸著我身上的熱量。晚上七點左右，雪花往臉上和脖子裏鑽，風場中央就剩屁股坐著的地方還是乾的了。

九點半，看管禁閉室的犯人打開鐵柵欄門，叫和我關在一起監視我的刑事犯，從外面抱進來一堆破爛棉絮，分別鋪在禁閉室像屋脊一樣的石床和過道裏。鋪完後，又令犯人將我從風場拖進禁閉室的過道，由於過道空間實在狹小無法進去，只好將破棉絮從過道裏抽出來，往大便的蹲坑上一鋪，就讓我臥躺在大便蹲坑的破棉絮上，然後又往身上蓋了一個破棉絮睡覺。早已凍僵了的我蜷縮成一團，身體不停的抖，半夜被腳趾頭疼醒，知道是腳趾頭已被凍傷了。就這樣一連九天八夜。

（2）穿「鐵馬甲」　轉監

二零零四年四月四日晚上八點，蘭州監獄的一夥警察，在監獄醫院犯人監督崗的配合下，衝進病房將我撲倒在床上，雙手反背銬上手銬，由四個警察強行將我抬上一輛麵包車後，直接開進了蘭州監獄，停在禁閉室門口。一名警察指揮犯人打開手銬，將事先準備好的鐵馬甲給我穿上。鐵馬甲是用寬4公分、厚0.6公分的扁鐵做成的，類似人骨架形狀的刑具，有合頁可以從背後打開，四個鎖孔，用於調節鬆緊度和鎖子鎖住鐵馬甲，最下邊腰胯一圈的扁鐵上分別焊有兩隻手銬，用於銬住固定雙手，人一旦被穿上鐵馬甲，根本無法起身和活動。

我被鐵馬甲套住在地上坐了一夜，第二天天還沒亮，門外傳來汽車聲，指揮犯人給我穿「鐵馬甲」的警察走了進來，叫犯人把我架上車。兩個獄警將我夾坐在最後一排車座上，汽車就駛出了蘭州監獄。去哪裏？幹甚麼？不知道，整個過程顯的異常詭秘和恐怖，就像在看守所裏見到的，犯人被押赴刑場處決時的情景一模一樣。

幾個小時後，車駛進了離蘭州一百多公里的甘肅省臨夏監獄。車上警察對臨夏監獄教育科長段小和謊稱：「楊學貴要自殺，把他的手銬腳鐐戴著，別卸。」我被從車上架進了禁閉室，段小和看到我身上的「鐵馬甲」，覺得挺好，很感興趣，就立刻找來犯人看式樣、量尺寸打造一副。臨夏監獄安排了十四個犯人分成三個班，每班四人，前後左右坐著把我圍在禁閉室地中間。剩下兩個犯人，一個做飯，一個負責配合警察管理。第二天一大早，就將打造的「鐵馬甲」給我穿上了。

二零零五年元旦過後，警察為了阻止我煉功，指使犯人又給我穿上「鐵馬甲」。穿上鐵馬甲後，犯人們將我放倒躺著，人根本無法坐起來，包夾犯人圍著看守我。

（3）野蠻的灌食

我開始絕食抗議臨夏監獄對我的迫害。絕食的第四天下午四點多，禁閉室院子裏忽然進來一幫警察，其中有獄政科長李培錄、教育科長段小和、衛生所長，還有兩個臨夏縣醫院的護士。段小和指揮犯人把穿著「鐵馬甲」的我從禁閉室抬出，按倒在院子中間，強行鼻飼灌食。我堅決不配合，折磨了二十多分鐘，兩個鼻孔被來回換著插，胃管不是從左鼻孔進去右鼻孔出來，就是從嘴裏出來或插進氣管裏。由於胃管不停的在鼻腔和嗓子裏來回戳，插的我不斷的嘔吐，痰、鼻涕、眼淚擦完了一卷衛生紙……灌完後，護士並沒有拔出胃管，而是把胃管管頭用膠布粘在了我的額頭上。為下次灌食方便。

由於穿著「鐵馬甲」，無法拔掉插在胃裏的管子。到了晚上，嗓子腫痛，胃裏翻江倒海，我開始嘔吐，胃液吐完了吐膽汁，整整一夜。到了第二天上午，我已精疲力竭，身體非常虛弱，臉色十分難看。我要求他們給我拔掉胃管。監獄就以此要挾我，先答應吃飯，他們才肯拔出胃管，卸下「鐵馬甲」。

（4）泡沫包裝的禁閉室

其實，真正更大的迫害陰謀才剛剛開始，監獄將兩間禁閉室打通變成一間，五平米大小，四週牆壁和水泥地都用泡沫物填充後，再用帆布包裹起來。禁閉室的兩個對角和院子裏都裝有監控器。與此同時，還特定製作了一張死人床。找來一個和我個頭差不多的犯人，按照胳膊兩道、上身兩道、下身三道，在床板上加裝了綁人的皮帶，專門用來迫害我和其他大法弟子。

十天左右，這間特製的禁閉室就做好了，經過監獄檢查驗收後，第二天上午九點半左右，禁閉室院子裏來了很多警察，自然少不了獄政科長李培錄、教育科長段小和及負責看管我的警察祁百煉。李培錄讓圍著我坐著的犯人，把我從禁閉室裏架到院子中來，打開手銬和腳鐐，讓另外幾個犯人，把我的被褥抱進特製禁閉室內鋪好，然後將我架進這間臨夏監獄特為迫害法輪功學員精心設置的，而且是只關過我一個人的特殊禁閉室。我被架坐到鋪在地上的被褥上，環視了一下這間專門為我精心設置的獄中之獄：兩個氣窗又高又小，兩盞低壓燈泡發著昏暗的幽光，陰森恐怖的環境，神秘得意氣氛令人窒息。當兩個架我進到禁閉室的犯人剛被叫出，這扇特製的大鐵門就「噹啷」一聲，被重重地關上了。

放風視情況和天氣而定，由教育科副科長陳某某、獄政科副科長或負責看管我的警察祁百煉決定。放風時，先讓包夾犯人將我從禁閉室放出，團團圍坐在院子中間後，警察以閒談交流的方式摸底攻心。

（5）第二次捆綁灌食

為了抵制這種迫害，五月十三日，我開始絕食。絕食到第四天下午四點左右，教育科長段小和、副科長陳某某、監獄衛生所長，帶著縣醫院的大夫、護士來到禁閉室，讓犯人把我從禁閉室裏架出來，放到院子中間事先按照我身高尺寸訂做好的死人床上捆住，由犯人按住頭開始灌食。因為被臨夏監獄用鼻飼迫害過一次，知道胃管留在嗓子裏的痛苦滋味，所以堅決不配合，不讓胃管插進身體裏。四十多分鐘過去了，護士看到胃管實在難以插進去，就說：累了休息一會兒再插吧！聽到此話精神稍一放鬆，胃管就被猛然一下給插進胃裏去了。注入了500cc牛奶後，就讓犯人把死人床上綁著的我抬進了禁閉室，放在地中間，由包夾犯人看著。

晚上七點左右，我趁犯人不注意，抽出了被皮帶捆綁著的手，拔掉了粘在額頭上的管頭並抽出了胃管。包夾犯人發現後嚇壞了，趕緊報告給了值班警察和教育科長段小和。段小和將所有包夾犯人叫到辦公室開始訓斥痛罵。看到這種情況後，我讓犯人叫來段小和說：「是我趁他們不注意時自己拔出的胃管，與犯人沒有關係，你不要再責罵他們了。」帶著怒氣沉默了很久的所謂「教育」科長說：「你讓我怎麼給監獄交待呢？」

（6）寫公開信

六月初，我在這間禁閉室裏已經被關了快兩個月了，為了制止監獄這種對我無理的邪惡迫害，我要來了紙和筆，在包夾犯人的監督下，向監獄寫公開信，告訴他們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江澤民是因為妒嫉而迫害法輪功。善惡必報是天理，為了自己、為了家人、為了子孫後代都有一個美好的未來，不要聽信謊言而誹謗佛法、迫害法徒。歷史上對基督徒、佛教徒迫害而遭惡報的實例還少嗎？人為甚麼就不能從正面吸取教訓！非要等到報應落在自己頭上而無助呢？！公開信交上去了，可我仍然被關在這間特製的禁閉室裏遭受著迫害。

（7）第三次捆綁灌食　　　　　　　　　

七月二十日，歷史永遠都不會忘記的日子。為了繼續抗議對我長期關禁閉迫害，我開始了第三次絕食。絕食到了第四天下午，同樣由李培錄、段小和、衛生所長陳某某、祁百煉等一幫警察和縣醫院的一個大夫、兩個護士，來到了禁閉室的院子裏。將我從禁閉室裏抬出來，捆綁在死人床上開始灌食。由於有前兩次被迫害的經歷，這次更不會配合邪惡，管子插了四十多分鐘還是沒有插進去。這時大夫對警察說：「醫院有事要開會，我們得回去，明天再來插胃管。」說完大夫就讓犯人把綁著我的死人床立起來，捏住我的鼻子，迫使我張口呼吸，然後就用針管吸上牛奶，站在很遠的地方往我嘴裏噴了些牛奶，就算完事回去了。

第二天下午三點不到，昨天到場的所有警察和縣醫院的兩個護士就來了，把死人床上的我抬出禁閉室，放在院子中間，開始鼻飼插管子了，兩個鼻孔來回插，插的我不斷地嘔吐。五十分鐘時，兩個鼻孔就開始流血了，很多警察都不忍心再看，悄悄的從院子裏溜了出去。只有獄政科長李培錄站在旁邊對兩個護士說，今天就是把鼻子插爛也要把管子插進去！說完後也躲到辦公室從監控器中看去了。插到一個半小時的時候，我已無力反抗了，鼻腔和嗓子都被胃管插的疼木了，聽到護士說插進去了。灌注了500cc牛奶後，死人床上的我就又被抬進了禁閉室。

驕陽似火的三伏天炎熱無比，被改造包裝過了的禁閉室內，溫度更是高達40℃以上，坐在死人床邊包夾我的犯人們都光著膀子，汗流浹背的，時不時的要到院子裏水龍頭上沖涼，用濕毛巾在擦汗。我穿著線衣線褲被捆綁在死人床上，胸口、手心、腳心燥熱無比，由於第一次被捆綁在死人床上時，手從皮帶裏抽出來拔掉了胃管，所以這一次所有捆綁的皮帶都勒的很緊，只有頭還能左右轉動一下。

（8）剝奪家人探視

迫害期間，監獄還停止了我家人每月一次的探視。家人在得不到我是死是活的音訊的情況下，不得不開始了向相關部門上訪，反映臨夏監獄長期將我關禁閉，違法剝奪家屬的探視權等。由於家人堅持不懈的奔波努力，在好心人的同情幫助下，被綁在死人床上二十一天，絕食抗議了二十五天的我，終於允許和家人見了面。

當包夾犯人，打開綁在我身上的所有皮帶，將我從死人床上抬下來時，我變成了一根冰棍，直挺挺地躺著不能動，仍是被綁著的姿勢。犯人們開始給我活動僵硬、麻木、無力的身體。活動了好一會兒後，警察就讓犯人架著我往接見室去，這是我在臨夏監獄第一次到接見室和家人見面。讓我提前在椅子上坐好後，才允許家人進來接見，目的是怕家人看出我被迫害的不能走動的樣子。四個犯人將我團團圍住，兩個犯人從後面按住兩個肩頭，一個犯人手裏拿著話筒讓我和家人通話。家人看到這種情況後，就叫犯人把話筒給我，讓我自己拿著話筒說話。犯人扭過臉去看了一眼警察，警察點頭同意後，就把話筒交給我。我的兩個手臂在腿上垂直放著，自己根本無法抬起來。為了不使家人難過，我讓包夾犯人從接見台下將我的胳膊抬起扶上來，從肘部支撐住我，吃力的拿著話筒，勉強支撐到接見完畢。

（9）第四次捆綁灌食

二零零五年九月四日，是被臨夏監獄關禁閉迫害了五個月的日子。為了抗議邪惡對我的長期迫害，我開始了第四次絕食。四天後，仍由李培錄、段小和、衛生所長、祁百煉等一夥警察，帶著縣醫院的兩個護士進到禁閉室院子裏，如同上兩次一樣，我又被捆綁到死人床上，開始灌食。一個多小時的鼻飼，任由胃管在鼻腔、口腔、氣管裏穿梭，最後在我力不從心時，胃管被插進胃裏去了。500cc牛奶灌完後，把管頭往我額頭上一粘。

第三天下午，犯人大夫灌食時，牛奶卻很難灌進去了，往出抽胃液也只能抽出一點，胃管不通了，犯人大夫隨便象徵性地灌了一點就回去了。第四天上午，衛生所長來到禁閉室，警察懷疑可能是犯人給我偷吃了甚麼東西，才使胃管被堵塞的，就用一根細鐵絲往胃管裏捅，捅進留在鼻子裏的胃管中時異常難受，感覺不是往鼻子裏捅，而是在往心上戳，最後實在無法再往裏捅了，才將鐵絲抽出來轉身離開了。下午四點多，犯人大夫來灌食，給包夾的犯人說，所長說了能灌多少算多少。

絕食到第十八、九天的一個早上，李培錄領著一幫警察進到禁閉室內，問我還絕不絕食了，我說不想絕了。李要我答應以後不再絕食，就可以把我從死人床上放下來，我說今年不想絕食了，以後我不知道，李培錄聽完後甚麼話也沒說走了。大概過了一個多小時，衛生所長進到禁閉室，站在死人床邊開始給我拔胃管，當管子抽到多一半時，感到有甚麼東西被從喉嚨提到了鼻腔，頓時頭像要炸開了，揪心的痛苦和難受，可能是阻力太大，衛生所長的手稍稍停頓了片刻，然後猛的一拽才將胃管拽出來，同時鮮血也從鼻孔裏噴湧而出。衛生所所長提著拔出的胃管，拿到水龍頭上去沖洗查看，是甚麼原因造成的胃管堵塞，等把管壁上的粘液物沖洗乾淨後，看到插進胃裏的胃管在胃的蠕動下，管頭自己在胃裏打了一個結，所以才使牛奶灌不進去的。

（10）放誣蔑大法的錄音

十月下旬的一天早上，禁閉室的門突然被打開了，進來幾個犯人將我的被、褥、枕頭全都抱了出去，放到院子的台階上，然後在門口擺了一張炕桌，桌子上放了一台大錄音機。不用想就知道邪惡要幹甚麼。果不其然，當一切都準備好後，犯人們將我拖到地中間圍著我坐下，放起了侮蔑誹謗大法的錄音，音量特別大，從早上八點開始一直播放到中午十一點半，再從下午二點播放到五點半，晚上七點半播放到十點。十一點半以後，才把鋪蓋捲拿進來讓我休息。

第二天早上六點半，鋪蓋捲就被抱出了禁閉室，等到八點警察一上班，犯人們又將我拉到地中間圍著坐下。這次警察給了犯人們一個便攜式手提高音喇叭，讓犯人們直接對著我的耳朵輪流唸誣蔑大法的誹謗文章。第三天，我試圖撕搶邪書和用頭撞擊對著我耳朵的高音喇叭。由於喇叭幾乎是貼著我的耳朵在念，所以我一擺頭，高音喇叭的另一頭就碰到了犯人的嘴唇和牙齒。拿高音喇叭念的犯人以後就離我遠一些了。這種迫害整整持續了一個星期。

（11）完全脫像、再次入監獄醫院

五個月來，由於邪惡的迫害，我被摧殘的整個人完全脫像，身體狀況非常差，雙腿肌肉萎縮，自己根本無法站立和行走。家人一直在外面奔走呼救，揭露臨夏監獄的暴行。迫於壓力，臨夏監獄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日，將我送到監獄醫院住院。

當臨夏監獄包夾用輪椅將我推過警察值班室時，正碰到管理科長徐某某站在值班室的窗前，徐就問：「這個人是哪裏送來的？叫甚麼名字？」值班警察看了我一眼，說：「是臨夏監獄送來的，叫楊學貴。」徐一聽到是我，扭過頭來看著我說：「楊學貴還沒死？」

（12）拳腳雨點般似的襲擊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一個警察走過來對我說：「我們是蘭州監獄的，現在要把你帶回蘭州監獄。」我說：「我不是犯人，哪個監獄也不屬於我，我不去，我要回家。」話音沒落，以蘭州監獄十一監區副教導員蔣玉岩為首的一夥按著肩膀，車就往蘭州監獄裏開。到了十一監區，警察一喊，從樓裏跑出來一幫犯人，將我抓住抬起來就往樓裏走，進到二號室，六、七個犯人將我壓倒在地，拿出推子就開始給我剃光頭。頭剛一剃完，就將我全身衣服扒光，把事先準備好的囚服強行往我身上套……我將侮辱迫害修煉人的囚服脫下扔掉。十二個犯人一哄而上，再次將我按倒套上囚服，並威脅我不准再將囚服脫掉。

當我再次將囚服從身上扯下扔掉後，十一監區副教導員蔣玉岩給包夾犯人們使了個眼色，然後，所有的警察都跟著蔣出去了。還沒等門關上，得到了暗示的犯人們就拳腳雨點般似的向我襲來，打的我在床上來回翻滾。直到我被打的趴在床上不能動時，犯人們才停住手，氣喘吁吁的相互點火抽煙。五點左右，警察叫犯人們把我往禁閉室裏抬，說副教導蔣玉岩在門口等著呢。犯人們就七手八腳的扯拽起我的胳膊、腿和腳，往禁閉室抬。進到禁閉室後，我被關進了一間地上放著一張床板的禁閉室。蔣把十二個犯人分成三組，四個人十二個小時換一次班，必須是前後左右圍著我坐著不能睡覺。

（13）捆綁灌食後銬死人床一月

又是一個炎熱酷烈的三伏天，在另一所監獄的禁閉室內，還是面對這種邪惡的迫害。我不得不再次絕食抗議。絕食到第四天上午十點左右時，禁閉室的犯人叫包夾我的犯人，把老虎椅子抬進禁閉室的走廊裏來。當犯人大夫一來，值班警察就叫犯人將我架上了老虎椅子，身體和雙手被老虎椅子上的擋板和卡子死死的給夾住和固定死，然後叫兩個犯人抓住我的頭開始插胃管鼻飼，一次兩次……每天至少要插上十幾次，在插的過程中胃管不是從嘴裏出，就是從左鼻孔進右鼻孔出，或插入氣管，這些現象是每天都會出現和發生的。

灌完食後，警察讓犯人把我從老虎椅子上放下來，抬進去銬在死人床上。蘭州監獄的死人床是將一張床板，在上下邊緣處各20cm，左右兩側各10cm處鑽四個洞，然後將手銬和腳鐐，分別固定在床板兩邊的四個洞裏，人一旦被綁銬上去固定住以後，兩隻胳膊和手與頭成山字形狀，根本無法伸展和活動。臀部位置下的床板也被掏掉一塊，形成一個30cm左右的大圓洞，屁股剛好被卡在裏面，圓洞邊緣的稜角像鋸齒一樣頂在胯腰。雙腿成大字形，兩隻腳分別被銬在床下端兩側的兩個腳銬裏，時間一長全身上下扯筋撕肉、剜心透骨的難受和痛苦，生不如死。

七月二十日，特製禁閉囚室包裝出來了，邪惡們利用我被綁在老虎椅上灌食的機會，先叫犯人們把死人床抬進囚室內安放好，然後兩名犯人架著我來到這間特製的禁閉室，銬在死人床上，要所謂的「強行轉化」迫害。這間特製囚室約十五平米大小，四週牆壁一米五高處都是用海綿和泡沫板粘貼後，再用人造革包裹，牆角有攝像頭。四個犯人，一邊兩個圍著我坐在四周，兩個小時用裝滿水的飲料瓶強行灌水一次。每天只有灌食的時候，才從床上抬下來，灌完後，又繼續銬在死人床上。

一個月後，我全身發黃，這是醫學上說的黃疸型肝炎症狀，我又被送進了監獄醫院住院。住院期間，有兩個犯人包夾監視。每天要打點滴，我若反抗，犯人就會用繩子綁住我的雙手，直到液體吊完。整整一個月，又把我轉到蘭州監獄特製的禁閉室。

幾天後，禁閉室的警察向監獄反映：說我臉上的死灰都下來了（即快要死了），都怕擔責任。就讓十一監區警察把我接回，同時把那張死人床也抬進十一監區二號監室。晚上睡覺時，把我的一隻手和一隻腳銬在死人床上，每天插胃管灌食，直到二零零七年元月二十日，我才開始吃飯。

二零零九年過完年，我又被轉到十監區。到了十監區，監室在三樓二號室，一直沒下過樓。

（14）出獄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零點，也就是我的所謂「刑滿釋放日」。犯人監督崗打開二號監室門，讓我穿衣服出。走到大廳，我看見有許多警察在暗處躲著。我走到大廳的過道門時，突然大廳黑處站著的警察撲了過來，一擁而上，把我摁倒在地，銬上了背銬，拖到辦公室。首先用膠帶把我的嘴封上，兩個警察架著我下樓往監獄大門口走。

由於長期迫害，我的雙腿根本就走不動。四個警察就直接把我抬到監獄大門口，交給了早已等在那裏的城關區「六一零」和靖遠路派出所的人，給我換了副手銬銬上，直接把我拉到臭名昭著的蘭州市龔家灣洗腦班。整個迫害過程由蘭州監獄邪教科科長趙軍親自操縱指揮。

龔家灣洗腦班的迫害

到了洗腦班，由保安把我架到洗腦班邪黨書記祁瑞軍的辦公室。祁瑞軍拿出剪刀剪掉了我嘴上的膠帶，讓保安把我架到洗腦班裏面的一張床上休息。我起身要回家，保安擋著不讓我走，一直僵持了一個多小時。洗腦班警察楊某某一身酒氣的過來，把我按到床上，用我的皮帶和繩子把我綁到床上，開始左右開弓搧耳光，並氣急敗壞的將一杯熱水潑在我臉上。他折磨我半個多小時後才離去。快天亮時，楊某某才把皮帶和繩子解開。

結束八年冤獄，我卻直接被非法劫持到龔家灣洗腦班，父親由於憂傷過度，不幸去世。在母親一再要求下，我在遭受了八年多的非人折磨後，二零零九年十月五日終於脫離魔窟，回到家中。面對父親的遺體，我淚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