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報告（四）

【明慧網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六日】（接前文）

四、中國國家器官市場

中共通過一種全球性的大規模高度專業化的器官移植謀利的商業運營模式進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也可以稱其為中國國家器官市場。

中國國家器官市場是中共開動國家機器，建立法輪功學員活體器官庫，進行大規模產業化器官移植而成型。以巨大的器官數量；高質量的供體；超短的等待時間；高效率的移植手術和高昂的收費為其商業運營特點。中國國家器官市場的零售流程和供應鏈系統的高效率造成了大規模活摘器官，使得更多的法輪功學員成為活摘器官的受害者。

根據中國大陸提供的數據進行計算可以看出，1999年是一明顯分水嶺。1999年以前中國大陸器官移植的單位和移植量很少，1999年以後器官移植的單位和移植量暴增。尤其是2001年之後，相當數量的醫院成立了器官移植中心，連不具備移植手術條件的市級中醫院，一些中型的區級（二級）醫院，甚至基層軍隊醫院（衛生所）都開展了大量的器官移植手術。實施肝移植的醫院由1999年以前的19家暴增至500多家（截至2006年4月）；1999年以前20多年的肝移植累積總數僅100多例，1999年以後呈指數增長，2005年年移植量已達4000例。實施腎移植的醫院由2001年的106家增至368家（截至2006年4月）；從2001年至2005年四年期間至少實施了三萬多例次的腎移植，幾乎相當於前40多年的總和。心臟移植、胰-腎、肝-腎等多器官聯合移植在1999年以後也取得突破和明顯增長。

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說，「在過去十年間（1997-2007），中國器官移植數量飛速增長」。他是這樣具體描述的：「全國一共有600多家醫院、1700名醫生開展器官移植手術，太多了！」相比之下，在美國，能夠做肝移植手術的只有約100家醫院，從事腎移植的不過200家；而香港特區能夠從事肝、腎和心移植手術的醫院僅各一家。

從1999年到2007年，中國器官移植市場飛速發展。在2003年，中國器官移植數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長。2003到2006年間在國際上掀起了到中國的器官移植旅遊熱潮。中國一些醫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時間短到不可思議的1-2週。

至2000年底，中國大陸腎移植累積總數達34832例，僅2000年實施腎移植數就超過5000例次，形成了一批具備相當規模和綜合水平的腎移植中心，2000年全年移植數超過l00例的腎移植中心已達23個，它們實施手術的總和佔當年全國腎移植總數的比例超過60%。至2001年底，中國大陸腎移植的累積總數達40，393例次。其中，在2001年已經登記的106個單位共施行腎移植5561例，年移植數量在世界上僅次於美國。

來自中華器官移植學會的數據顯示，自2000年開始，中國大陸每年腎移植的例數都在5000例以上。2004年，全國登記的腎移植例數為10220例，其中親屬供腎162例，佔1.59%，全國可以開展腎移植的單位有195家，年例數在100例以上的單位有36家，年例數在200例以上的單位有8家。2005年，全國登記的腎移植例數為9699例，其中親屬供腎270例，佔2.78%。

2002年12月2日刊登在中國醫藥報上《我國器官移植現狀》的綜述總結了1989年至2001年中國大陸器官移植狀況：「腎移植是我國臨床開展最早、例數最多、技術最成熟的大器官移植。目前，我國已有29個省、市、自治區開展了這項工作。腎移植的術式已基本定型，成為治療終末期腎病的常規手術。」「開展的單位和移植例數逐年增加：1989年、1995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分別施行了1049、2382、3596、4323、5542和5561例次腎移植」。

迫害法輪功開始4年，中國大陸移植腎的數量就和前40年的數量持平。來自中華器官移植學會的數據顯示，自2000年開始，中國大陸每年腎移植的例數都在5000例以上。2004年，全國登記的腎移植例數為10220例，其中親屬供腎162例，佔1.59%，全國可以開展腎移植的單位有195家，年例數在100例以上的單位有36家，年例數在200例以上的單位有8家。2005年，全國登記的腎移植例數為9699例，其中親屬供腎270例，佔2.78%。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普外科主任，肝臟移植中心主任嚴律南表示，自1999年起，中國肝移植才開始步入成熟期。肝移植在初期階段1977～1983年7年間，行57例，無1例存活超過1年。停頓7年（1984～1990年）後，從1991年又開始起步，直至1998年，在這8年間施行78例，開始出現長期存活的病例。從1999年開始，移植數量成倍增加，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分別施行了118、254和486例次，到2001年登記處的統計累計996例次。

到2000年，全國已有30多個單位施行肝移植，當年總例數已經達到258例次。進入本世紀後，國內肝移植出現高速發展的態勢，到2006年，中國大陸年肝移植例數超過3000例，總數已達12000餘例，開展肝移植單位超過200家。

2007年8月18日，國家衛生部醫政司司長王羽透露，到目前為止，中國內地已有164家醫院經衛生部審定批准開展器官移植；每年進行3000多例肝移植手術，截至今年六月底已累計完成14613例。新華網上海頻道報導，從2005年3月到2007年5月間，中國已經有超過萬人接受了肝移植，其中有9610人在中國肝移植註冊系統內備有完整的信息。中共這樣大量的肝移植手術，卻沒有說明肝供體的來源。

在中國大陸，一個肝臟移植包括醫療費用售價10萬美元，腎臟每個6萬5千美元，心臟15萬美元。僅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一年的收入就是一億人民幣，而且器官為免費，不計成本，手術本身的費用和書後醫療護理不超過兩萬美元，利潤超過百分之三百。從馬克思《資本論》中可以發現這樣的話，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非常膽壯起來，有100%，就會使人不顧一切法律；有300%，就會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絞首的危險。

2006年，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皇家檢察官喬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權律師麥塔斯（David Matas）就中國大陸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進行了多方調查，發表了調查結果，《血腥的器官摘取--關於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告》（常被稱為大衛的調查報告）（BLOODY HARVEST）。作者根據一些公開的數據，認為中國器官市場高速發展的幾年中，有41500宗移植手術的器官來源是無法解釋的。該報告收集到了能夠證明指控的幾十類證據。2006年7月，他們發表第一版調查報告時，已經收集到了足以證明指控的18類證據。2007年1月底發表的第二版調查報告中，收集到的證據已經達到33類。從2006年7月起，喬高和麥塔斯到了四十多個國家，發表公開演講，公布他們的調查結果，同時不斷地收集到新的證據。

2001-2008年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數量：目前保守估計四萬至七萬例。

減法：器官移植總數-死刑犯器官

自2006年三月初起，不斷有證人指控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的器官，並焚屍滅跡，追查國際據此對中國大陸器官移植手術資料追蹤調查，調查的重點是2001年至2006年不到五年期間器官移植狀況。調查結果，截止2006年初，中國已實施各種器官移植的數量九萬餘例，其發展速度、數量、涉及的範圍和超短等待時間的配型施行手術，均顯示2000年以來中國大陸確實存在一個無法用捐贈和死刑犯器官解釋的龐大的活體器官庫。

《「死刑犯」撐不起中國器官移植市場上的蘑菇雲》報告中，對死刑犯可以提供的器官做了精確估計。按照其計算公式，每年官方處決的人數在一萬人左右，可供摘取器官的死刑犯比例為30%，一個犯人能提供的器官數量（腎和肝）是3個，3個器官能同時都被利用的比率設定為75%。估算結果是，每年死刑犯能提供的器官差不多在6750例（腎、肝）的水平。

為甚麼死刑犯被利用的比例取值30%，而不是50%，或者80%？有四個主要因素：1、組織配型要求是利用死刑犯的一大瓶頸，相同血型匹配的比例在30%左右；從醫學角度說，直系親屬之間HLA完全配型的概率是50%；而一般陌生人之間的配型概率在20%～30%之間。換句話說，可利用的死刑犯不會超過30%。2、「冷缺血時間」的限制器官離開人體後細胞會死亡，一個人心臟停止後，其器官若不馬上處理並存放在超低溫的特殊培養液中，15分鐘後器官就不能再用。即使摘除後馬上存放在低溫的特殊培養液中的器官，必須在有效的缺血時間內進行移植手術。目前腎臟的冷缺血時間不得超過24小時，肝臟不超過15小時，心臟不超過6小時。所以，死刑犯的器官除了組織配型的限制外，還必須要盡可能的縮短冷缺血時間。在器官移植上，不存在儲存器官以備日後利用的問題。3、死囚器官是「過期作廢的一次性資源」。死刑犯是一次性資源，如果與這一批病人的組織配型不高，這次沒有用上，也就沒有下一次機會了，因為人已經被押赴刑場處決了。所以，死刑犯是一種沒有「儲備能力」的「一次性資源」。其他活體的器官來源，就沒有這個侷限性。這次不行，返回到器官供體庫裏儲備著，等下次再用。當然，我們也看到一些報導說，某個法院有時故意不確定執行死刑的日子，等醫院找到病人再說。這種情況是存在的，但是，殺死刑犯是中共的政治任務，不可能為了每個死囚的器官能被利用，而一個個的留著不殺等著備用。相反，中共為了政治目的，號稱要「大快人心」，有在節假日（元旦，五一，十一等）集中槍斃一批犯人的習慣。在沒有器官共享體系的情況下，這種行為也會導致器官的浪費。一名天津武警總隊醫院燒傷科的醫師王國齊，曾在美國國會的國際運作及人權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就盜取死囚器官出庭作證，他在「我在死囚身上剝皮」的自白書中，也描述了他親自參與的到刑場取器官的過程。四個犯人，只有一個被取器官。他被要求在聽到槍響後十五秒內必須把囚犯抬到救護車內，他同另外一名醫生用了十三秒。4、死囚器官是「時空分割的小樣本資源」：死刑犯是在不同時間、不同地區（時空分割）被處決，由於中國沒有如同美國那樣的器官共享網絡（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簡稱UNOS），所以死刑犯作為器官來源，組織配型是在小範圍或者當地進行的，屬於「小樣本資源」。有學者指出，地方法院與當地醫院形成了地方利益，這種地方保護主義使得外地醫院要來本地弄器官也就更不容易（到了2009年8月，中國才公布將在境內10個省和城市試點推行人體器官捐獻體系）。對某月、某地而言，死刑犯器官原則上只能跟那個時間、那個地方的病人受體進行器官匹配，所以，匹配率不高造成的器官浪費是很明顯的。

按官方報導，2000-2008年器官來源的比例中，來自親屬間活體移植比例逐年增加，來自死刑犯的器官比例（不是數量）在減少，死亡自願捐贈的仍然是微乎其微。1999年親屬間活體移植佔2%，2004年是4%，2006年是15%，到了2008-2009年，據《中國日報》引述權威人士說法，有40%來自親屬間活體移植，60%多的器官來自死刑犯，而死亡自願捐贈的從2003年到2009年只有130人。大陸《財經》雜誌2005年第24期稱中國95%以上的供體是屍體，而屍體幾乎全部來自死刑犯。《三聯生活週刊》2006年4月報導，中國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衛生部系統。中國肝移植註冊網站上列出的1999-2006年肝移植中活體移植的數量遠遠小於總量（雖然是不完全統計，但相對比例具有參考價值），也說明活體的比例在2006年前非常小。

根據上面這些數據，在2000-2002年器官來源95%以上都是死刑犯，2008年的器官有60%左右來自死刑犯。以腎和肝為例，根據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提供的數據，2000-2002年每年有6000-6500例。全軍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在2009年9月做客新華網時提供了一個2008年的數據，2008年完成肝臟移植三千多例到四千例，腎臟移植六千多例，那麼，如果根據《中國日報》目前有65%的器官來自死囚的官方說法，2008年的死囚器官應該有5850到6500例。

6750例（腎、肝）的估算數字和歷史數據的5850到6500例，有相當高的吻合性。從2000-2002年和2008年的數據來看，死刑犯提供的器官大概在6000-6500例（腎、肝）左右。按照2001年至2006年不到五年期間各種器官移植的數量九萬餘例，減去約三萬餘例死刑犯器官數量，2001-2006年中，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當在五至六萬餘例左右。

乘法：關押法輪功學員數目乘以活摘比例

前美國智庫的中國問題專家資深記者，依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在《國有器官》（State Organs）一書中用調查取樣的方式估算2000-2008年的活摘器官數量。

他指出，整個勞改系統關押的人數一直是秘密，但按照勞改研究基金會從一千個監獄和勞教所的經濟產出等線索估算關押人數並匯總，中國大陸勞改系統關押人數在300萬至500萬之間。

葛特曼在自己的調查中，通過詢問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每個監室中法輪功學員得比例，得到了一個全國平均的比例：15-20%被關押者是法輪功學員。通過這個比例和勞教系統關押的總人數，可以估算中國大陸監獄和勞教系統中在2000-2008年中每天關押法輪功學員的數量在45萬到100萬之間。也就是說，每天都有45萬到100萬的法輪功學員在中共的監獄勞教系統中被關押。

這個數字似乎很大，但是按照1999年7月，中國公安內部調查稱，大陸煉法輪功的人數達到七千萬至一億。那麼被關押的學員只佔修煉群體的1.5%。

下一步，葛特曼算出了2000-2008年被關押法輪功學員的總數量，早期勞教一般是1-2年，到2008年，5年勞教相當普遍，用三年作為平均數，2000-2008年，中共監獄和勞教系統總共關押過1200000至2666667名法輪功學員。換言之，活體庫數量為120萬到260萬之間。

在他調查的50位學員中，16人，近30%被進行過為活摘器官做準備的體檢。其中一半屬於老弱病殘，或絕食很長時間，並不適合活摘器官，其被檢查身體的原因是做樣子，使得其他法輪功學員不引起懷疑。

另一半則是年輕，健康，沒有絕食的法輪功學員，他們接受的檢查並不一樣，但其中都包括驗血、驗尿、心電圖、腹部X光片。而且，他們接受定期複查，複查內容與組織配型有關。這一部份法輪功學員是為活摘做準備。

接受檢查的法輪功學員 低估計值 高估計值

接受檢查比例 30% 30%
接受檢查的數量 360，000 800，000
接受檢查不活摘比例 50% 50%
接受檢查準備活摘數量 180，000 400，000
被活摘比例 5% 30%
被活摘數字 9，000 120，000
最好的估算數字 65，000

關於被活摘學員的比例，為了保證最低的成本可以回收，只要活摘5%就可以盈利。而就法輪功學員回憶，每3-4名接受檢查的健康法輪功學員，只有一名被轉移關押，而這個比例和死刑犯器官公式中的30%非常吻合。至此，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數目的範圍為九千到十二萬例，最好的估算數字是六萬五千例。

2003-2006年：中國國家器官市場的興盛

世界各國移植的數量在1999-2009十年間基本都是比較穩定的。加拿大從1997年到2007年的器官移植數量大概是從1500例增加到2200例，美國的移植數量從1997到2008年是從2萬例增加到2萬7千例。中國在穩定了幾年以後（1997-2002），突然大幅度增長，然後在外界質疑活摘器官之後，又突然下降，這種現象不符合世界器官移植發展的正常過程。

在2003年，中國器官移植數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長。2003到2006年間在國際上掀起了到中國的器官移植旅遊熱潮。中國一些醫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時間短到不可思議的1-2週。也就是說，正因為等待時間短，器官質量高，才造成了大陸的國際器官移植旅遊熱。而2006年之後豐富的供體來源突然消失。

2003-2006年，中國出現了器官移植史上絕無僅有的市場，超短的器官等待時間，供出口的高質量器官，昂貴的費用，器官移植成暴利行業，中國成為全球器官移植旅遊中心，這些「中國特色」現象同時出現，其原因是中共通過軍方和國際機器主導的集中營、中心配型、大規模活摘的運作模式運營，活摘器官從零星個案為主進入了規模化，產業化。

中國國家器官市場特徵之一：超短的器官等待時間，一個器官移植史上的特大意外。

美國衛生部的數據表明，在美國，肝的平均等待時間是兩年，腎的平均等待時間是三年。而中國的一些醫院說，他們的器官等待時間短到只要以周來計算。天壤之別，可以說是開創了器官移植歷史上的一個特大意外。意外的等待時間，就意味著有意外的大量器官來源。

中國國家器官市場特徵之二：昂貴的費用，器官移植成暴利行業。

各大醫院的收費標準可能不一樣，但是昂貴的程度從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國際移植（中國）網絡支援中心的費用表中可見一斑。

腎移植6萬多美元（約合40多萬人民幣），肝移植10萬美元（約合70萬人民幣），肺和心臟器官更貴，要15萬美元以上。

特徵之三：中國成為全球器官移植旅遊中心：昂貴的費用使得病患的主要來源是有錢人階層，侷限於一個特定群體：海外的病人（流行一時的「器官移植旅遊熱」），大陸有錢的生意人、明星和中共官員，少數傾家蕩產的普通病人。

特徵之四：小市場中的大市場：儘管高昂的費用，病人來源的侷限，但2003年後中國器官移植數量是大幅上升的，每年突然增加了5千到1萬例甚至更多的器官移植。

中國每年大約有150萬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供體短缺現象要比美國等移植大國嚴重得多。但是，從2003年開始中國成為了一個供體豐富，吸引國際病患源源不斷來到中國作器官移植旅遊的世界移植中心。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鄭虹在2004年接受《三聯生活週刊》採訪時自豪地說，「中國的供體短缺其實比國外好了太多」。

特徵之五：國產的器官，出口的質量：中國這個階段的移植市場有很多反常的現象，除了上面提到的超短的器官等待時間，面向特定的小群體，數量規模反而大增等等之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就是器官數量的增加並不是靠犧牲器官質量換來的。恰恰相反，這個時期的器官供體質量非常好。

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國際移植（中國）網絡支援中心在其網站上的「問答」中，對於質量問題，是這麼說的：「在中國開展的是活體腎移植與各位在日本的醫院及透析中心聽說的屍體腎臟移植完全不同。」「腎臟移植最重要的是組織配型問題。進行活體腎移植前，首先要檢測供體腎臟的功能及供體者的白細胞，以確保移植用腎臟的安全性。為此可以說比起日本的屍體腎臟移植，這裏更為安全可靠。」活體，成為招攬海外病人的重要廣告。

海外的獨立調查機構曾以病人或者病人家屬的身份打電話到中國大陸的移植醫院，詢問器官情況，得到的答覆大都是「供體是健康的」、「一般在30歲」、「保證質量是最好的」等等。

特徵之六：2006年之後豐富的供體來源突然消失。

器官來源一般來說比較穩定，這也是前面我們提到的加拿大和美國的器官在十幾年中沒有太大的增幅，當然更沒有突然的下降。中國大陸在2003-2006年的瘋狂增長之後，隨著2006年3月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在國際上造成越來越大的壓力，中國大陸2007年的器官移植大幅跌落。

活摘器官曝光之後，中共一方面予以否認，另一方面加快了對器官市場的整頓，頒布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對移植醫院實行準入資格，600多家醫院中，只有160多家醫院獲得資質。

2007年5月，中華器官移植學分會常委、全軍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對《科學時報》的記者說：「我國器官移植的數量，在2006年達到了歷史最高峰，完成了近2萬例的器官移植手術；2007年1～5月份，與去年同期相比卻出現明顯的下降，主要問題仍然是供體短缺。」

《南方週末》2007年7月刊登的一篇文章更是生動地說明了這個問題。文章稱，「做移植手術的大夫抱怨供體突然短缺了。」「朱志軍是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在東方器官移植中心二樓辦公室裏，朱志軍顯得有些憂心忡忡。他對記者說，從新年後到現在，近半年過去，這家號稱亞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總共才做了15例肝移植手術。而在2006年，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創造出了一年完成600多例肝移植手術的紀錄。

中國國家器官市場成為全球器官移植中心

中共通過行政、經濟、政策等手段在全國範圍內鼓勵移植，同時通過幾個主要中心用英文對全世界進行廣告，吸引外國人到中國換臟器，不但收入大大超過國內患者，而且病人術後回國，更能掩人耳目，同時緩解對全國醫療系統術後護理的壓力。曾經以五種語言面向全世界招攬病人的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網站宣稱同樣的精神：「……器官移植手術數量如此之多，這全歸功於政府的支持。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門、司法部門、衛生部和民政部共同頒布了一項法律，以確保器官捐獻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障。這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獨一無二的。」

2005年11月，《財經》記者曾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採訪器官移植國際大會。世界衛生組織官員在會上展示了很多發布於網絡、名為「旅遊」實為器官移植的非法廣告，這些所謂「旅遊」的目的地正是中國。一些醫院在自己的網站上對器官移植公開明碼標價，有的甚至在境外設立專門的聯絡點。

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醫學院研究人員2008年10月發表的一篇論文也印證，中國是「器官移植旅遊者」的首選目的地：一部份美國患者在其他國家接受移植後，會因為種種原因到該醫學院繼續接受治療。而這些患者中，近一半是在中國完成的移植。

接受肝或腎移植的病人健康程度都很差，術後後卻需要大量免疫抑制藥物來預防對外來器官的排斥反應，這樣使得病人成為一顆定時炸彈，不時就出現健康問題，甚至嚴重的突發事件，比如感染、大出血、高鉀血症、呼吸衰竭、心功能失常等等。手術本身的工作量比起術後的工作量是一比十左右。

因為中國醫療水平問題，器官移植術後併發症大大超出國際水平，以肝移植為例，因為術後護理不佳，愈後很差，移植後生存半年以上者僅六例，生存最長時間為264天，因此，中國從1983－1990年全國肝移植完全停止，7年內全國沒有開展一例肝移植手術。

近年來，中國大陸幾乎所有的省市均已開展肝移植手術，然而卻留下不少的後遺症。在江蘇召開的國際肝病研討會提供了這樣一組數據，「北京一家醫院做的90例肝移植手術中，3個月內死亡的有18例，存活超過3個月伴有膽道併發症的佔了37%。據了解，目前絕大部份開展肝移植手術的中小醫院，均從大醫院請專家主刀，待完成開展肝移植手術的宣傳後，卻很少也沒有能力去考慮患者術後的情況。」

至少7名日本病人於2004年初至2006年2月間在上海、瀋陽及長沙接受移植手後死亡。在日本厚生省調查七人赴中國移植器官病逝事件之際，美國國家腎臟基金會引述報告指出，多名馬來西亞人到中國接受器官移植後病逝當地，或是回國後因併發症死亡。

據《朝鮮日報》報導，2004年，韓國移植外科學術界對236名赴華接受器官移植手術的患者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手術後出現移植排斥反應或併發症的概率比韓國國內高。膽道狹窄等併發症發生率達到32%，而韓國國內移植手術的該併發症發生率僅為3%左右。

因此，中國大陸的移植界只是從移植手術本身獲利，沒有更大的壓力，才能進行大規模商業性對外移植。這也是從2001年以來，中共可以開放器官市場，引誘大量外國人到中國換器官的原因，因為他們會回到本國進行術後護理。

2001年中國大陸已經登記器官移植的單位（醫院）106個，2004年中國大陸能夠開展腎臟、肝臟、心臟等大器官移植的醫院約360家，目前中國從事肝移植的醫院超過500家，開展腎移植的醫院達到368家。而美國能夠做肝移植手術的醫院不過100家，有資格從事腎移植的不過200家。

從韓國乘飛機只需1小時30分即可到達中國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2005年，360多名韓國人在此進行了器官移植手術，佔移植手術40%左右。

北京器官移植中心的韓國代理人金雲東（音譯）披露：「在天津、北京、上海（中山醫大附屬醫院）、杭州（華西醫大附屬醫院）等大型醫院接受器官移植手術的韓國患者每月達到70～80人，如果把中小醫院加在一起，在中國接受器官移植手術的韓國患者每年將達到1000人。」

中國大陸器官移植產業業務的突飛猛進，「器官移植旅遊」是重要的助推器。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常務副主任朱志軍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說「最初是一些港台的病人慕名而來，接著外國人也開始多起來了。一些經商的中東人找到了醫院，後來就像滾雪球，越來越多。」

《生活文摘報》2006年3月3日第六版報導「中國大陸成全球器官移植新興中心」。文中說，眾多需要移植器官的國際患者的人數，以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移植外科（又名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為例，激增。該醫院從2002年開始收韓國患者，到現在有500多人。另外，該醫院還收日本、馬來西亞、埃及、巴基斯坦、印度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患者，做移植手術。公開數字顯示，至2004年底，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累計實施1500例肝移植，近800例腎移植，同時還實施角膜移植。據《朝鮮日報》稱，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在2004年12月曾在一週內完成44例肝移植手術，以每週5天工作日算，日均實施8.8例肝移植手術。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沈中陽說，2005年12月16日，該中心實施肝移植手術597例，而到12月30日，就達650例；兩個星期內作了53例。據稱2004年，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實施的肝移植手術中，韓國人佔37%，其他外國人佔16%。

而據接受移植的家屬講，他們打聽到「捐獻人」的年齡大部份在20-30多歲之間（其實從中國現狀看，這也像廣告詞一樣，值得懷疑），而確切身份，則更無從知曉。

到後來，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國外患者所佔比例甚至已超過國內患者。據《朝鮮日報》報導，2004年，該院進行的507例肝臟移植手術中，韓國人佔37%左右，其他外國人佔16%左右，國外患者比例超過53%。從2002年開始，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收治韓國患者已超過500人。

日本媒體報導，2004年至2005年期間，共180名日本人在中國進行肝臟及腎臟移植手術。而另一報導則稱自2004年以來，僅僅一個中間人就介紹了100多個日本人到中國進行器官移植手術，這一趨勢還在發展。

而據日本共同社報導，從2007年中國禁止向外國人移植器官以來，至少有17名日本人通過旅遊方式在廣州接受了腎臟、肝臟的移植手術。報導中稱，這17名日本患者年齡在50～65歲，在中國接受的手術多數為腎臟移植，一部份是肝臟移植。這些日本患者在中國大約停留了20天，並在廣州市的醫院接受了移植手術。每個患者的移植費用大約為8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56萬元），這其中包括向醫院和醫生支付的手術費、行程費用和在中國期間的開銷。

日本《朝日新聞》的記者長野津志採訪了一名曾在中國廣州做過腎移植手術的日本患者，這名患者目前已經康復。他的手術時間是2007年8月，當時，中國已經在原則上禁止了向外國人移植器官。長野津志在《朝日新聞》的報導中寫道：這名40多歲的患者表示，他向日本當地這個非營利機構支付了1000萬日元（現約合70萬元左右人民幣）用於該機構為他安排手術。為了不讓事情暴露，日本患者應中國院方的要求用中國人的名字住院，此外這名患者還記住了給他做手術的中國醫生的名字。

《焦點日本》的一名記者大衛•邁克尼爾在2006年就關注到了日本人通過當地中介在海外做器官移植的問題，他對此事以及相關的器官黑市問題進行了長期的調查。他講述了在中國做過腎移植手術的日本人上智一郎的經歷。上智一郎一直在等待合適的腎源做手術，然而等待卻沒有任何結果。絕望之下，上智一郎只好從網絡上尋找傳言中的買賣腎源者。經過一段時間的搜索，上智一郎驚訝地發現這件事竟然是那麼簡單！通過網絡，他與一名在中國的日本器官「經紀人」取得了聯繫，在雙方溝通了僅十天之後，上智一郎就躺在了中國上海一家醫院的手術台上，接受了移植一個腎。這樣的速度讓他自己也十分吃驚。

台灣聯合報消息，一位不願具名的肝臟專科醫師表示，近幾年確實有很多美國本地病人去中國大陸等地換腎、換肝，甚至台灣許多重病病患就近到大陸進行手術，這似乎成為病人間的「默契」，親戚、朋友間相互介紹，有一定的聯繫管道，至於詳細情況、器官源等都三緘其口，甚至不願多談。

另據《華爾街日報》報導，每年以色列30例心臟移植手術中，有10例是在中國進行的；在過去五年間，至少有200名以色列人在中國接受了腎臟移植。

在各國器官移植捐贈供需失衡下，許多病患者尋求海外器官移植的機會，世界各地的患者飄洋過海來到中國，中國大陸已成全球新興的器官移植中心。

馬來西亞醫師Chazali Ahmad在《國有器官》（State Organs）一書中講述其親身經歷：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馬來西亞病人因等待時間長，到印度進行器官買賣移植，印度的窮人迫於生活所需，多半在活著的時候就會出賣自己的器官。1993年，印度政府嘗試以法律規範約束器官買賣，此後馬來西亞病人轉而到廣州進行移植。他們帶回馬來西亞的是中國移植中心出具的醫療總結，總結中報告器官移植、術式和所用免疫抑制劑。

2006年後，所有從中國接受移植的馬來西亞病人不再得到醫療總結，使得馬來西亞醫生術後護理難度大增，這也是中共掩蓋活摘器官的手段之一。

中國國家器官市場的高效運作

中國移植產業的興旺，不只是因為有供體，可以在極短時間內找到供體是另一個領先全世界的優勢。中國國家器官市場移植存在著與世界其它國家截然不同的「反配型」狀態，一般國家的正向配型是病人等器官，一個病人要等待幾年才能幸運的找到一個供體；而中國可以進行反向配型：器官等病人，中國許多醫院的官方網站明確提出：一般一週之內就能找到活的供體。

2003年，在加拿大的所有移植手術中，器官受體等待時間的中間值是32.5個月；卑詩省的等待時間中間值更長，為52.5個月；這與中國國內的等待時間形成鮮明對比。從腎臟（在體外）的存活時間為24至48小時，肝臟大約為12小時來分析，大量活體腎臟，肝臟」捐獻者」的存在是中國移植中心保證在短時間內向客戶提供活體器官的唯一途徑。中國各移植中心宣揚能在令人震驚的短暫等待時間內找到完全合適的器官，表明中國器官移植的背後擁有器官移植計算機配型系統和一個龐大的活體器官供應庫。

2006年3月29日Metro刊登的「一個網上捐贈器官的年代」一文中談到由於腎源的匱乏，在美國等待腎臟移植手術的平均時間是3到7年。肝移植手術等待合適的肝源也需要數年時間。而中國大陸等待腎、肝源做移植手術的時間短得令人難以置信。

上海長征醫院器官移植科的肝移植申請表明確寫上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時間為一週。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網頁上顯示：2005年1月至今共完成原位肝移植手術647例；本週完成12例；病人平均等待時間為兩週。

地點設立在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移植研究所的國際移植（中國）網絡支援中心（CITNAC，China International Transplantation Network Assistance Center），是專門面向外國人的移植援助機構。該中心與北京的朝陽醫院、上海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等知名醫院建立了合作關係。其心臟移植、肺臟移植、心肺聯合移植等世界高難度手術獲得了成功。國際移植（中國）網絡支援中心關於供體者的說明也證實了中國大陸等待肝、腎源做移植手術的時間驚人的短。國際移植（中國）網絡支援中心關於供體者的說明是這樣的：「如果您將個人資料通過電子郵件或Fax發送至本中心，或者來中國瀋陽接受各種必要的檢查，確定與本人相配的供體，一般肝臟移植，最快只需一個月，最慢不超過2個月左右。腎臟移植最快一週，最長不超過一個月即可以尋求到HLA相匹配的供體。雖然供體者均是經過各種嚴格檢查後選定的，但是如果在摘取被選定供體者 的臟器時發現脂肪肝等異常情況，受移植者開腹之前即取消此次手術，本中心將負責為遇到上述情況的患者優先選擇供體者，並在一週之內再次進行移植手術。」

一個很典型的供體等受體的例子，就是北京海澱醫院器官移植科的主刀大夫韓修武，在48小時內完成三台腎移植手術。在患者未預期的超急排斥反應導致第一次手術失敗後，韓立即從昆明（在那兒他做了另一台腎移植手術）帶回相應配型的新腎源，次日對患者施行了第二次腎移植手術。

2006年5月17日，國家貿易部主辦的《華夏時報》以「48小時兩次換腎，22萬換來財命兩空」為標題，報導了這一案例。患尿毒症的安徽阜陽49歲的薛燕林，2004年12月19日住進了北京市海澱醫院移植中心，9天後12月28日的下午，移植中心的醫生從外地取來腎源，晚上11時左右，主刀大夫韓修武才從內蒙古赤峰趕回北京做腎移植手術，次日上午確定腎移植失敗。主刀大夫韓修武當天還要去昆明做手術，他說那裏還有腎源，他可在30日再帶回另一個腎。12月30日晚上11時左右，韓修武帶著腎源從昆明回到醫院，12點韓修武對薛燕林施行了第二次腎移植手術，第二次換腎又失敗了，兩次失敗的原因都是超急排斥。2005年1月30日，手術30天後薛燕林因併發症離世。第二次手術時患者的PRA為72.5%，韓修武違反診療常規做腎移植手術。

正因為法輪功學員的活供體庫可以隨時提供醫院所需的相應組織配型的器官，韓修武可以在未預期的超急排斥反應導致手術失敗後，次日他就能帶回一個組織配型匹配的腎給患者進行第二次手術。

一篇英國BBC在2007年的報導中，記者注意到一個名為新生全球醫療服務的機構。網站這樣寫著：「如果你僅僅是想從這裏尋找政治問題或者媒體價值，請不要繼續看下去。我們的服務與器官捐獻無關。」

網站的「機構介紹」中寫道：「我們是一個專業的醫療顧問及移植合作機構，與全中國醫療機構合作」，「我們提供全部移植服務，包括我們自有的專業醫療顧問」，「我們的目標是將您的手術風險降到最低，並使您在中國停留期間盡可能舒適。最終使我們的患者和醫院治療合作達到效果，使患者儘快回家，並享受新生的生命。」在後面的介紹中記者發現，這個機構成立於2006年，總部就設在上海，但沒有標明具體地址，其聯繫電話一部在英國，一部在美國。

關於器官的來源，該網站這樣介紹，患者在中國等待器官的時間只需要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但絕對不會超過一年。為解釋他們為何有足夠的器官資源，網站上顯示，「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大多數中國當地的患者沒有接受移植手術的保險保證，自己又無法負擔手術費用，而移植後的抗排異反應的藥物也是一筆很大的開銷。此外，作為世界上擁有最多的人口數量的國家，因此屍體供體是其他國家的很多倍。此外，這裏的意外死亡率也比西方國家要多。我們的器官來源都是腦死亡的供體，我們不需要經過任何捐贈程序，但需經過醫院的嚴格安排。但我們不能透露捐贈體的死因和任何的個人資料。」

除了找到供體的速度，中國國家器官市場的高效率也體現在出貨上，在中國大陸從南到北施行批量性的器官移植手術非常普遍。即同日、同時要作數例至多達數十例的肝、腎移植手術。

1.同日完成多達數十台手術

據《朝鮮日報》披露，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擁有8個肝臟移植手術小組和3個腎臟移植小組等共11個專門移植手術小組，所屬醫生達50多人。2004年12月曾創下一週之內完成44例肝臟移植手術的紀錄。以每週5天工作日計算，日均進行了8.8例肝臟移植手術。

據新華網天津2005年2月7日報導，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東方器官移植中心今年（2005年）頭一個月就分別成功實施了108例肝移植（按每週5個工作日計算，日均4至5台肝臟移植手術）和43例腎移植手術。

2006年第5期鳳凰週刊在《外國人赴華移植器官調查》一文中寫道：「天津第一中心醫院移植外科學部的醫生成天忙碌地穿梭於病房和手術室之間，彼此顧不上打招呼，他們嘴上總掛著這樣一句話─『這幾天特忙，一天十幾台手術』。有的醫生甚至連夜趕手術，一宿沒閤眼。」「我們做肝移植也分淡季、旺季。」但是，有醫生抱怨說，淡季只是過完年後的一個月時間，趕上年底都特別忙，平時根本不著家。」

從2005年12月16日至12月30日的兩個星期內做了53例。

有患者家屬向《鳳凰週刊》透露，該移植中心一天之內最多做過24例肝臟和腎臟移植手術。

2006年3月14日《廣州日報》報導：近日，在中山大學附屬一院手術室，記者親眼目睹了5台肝移植、6台腎移植手術同時進行的場景……最多的時候該院移植中心一天內進行了19台腎移植，而肝移植的最高紀錄是一天內6台和1台多器官移植。

2006年4月28日，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器官移植中心一天完成17台移植手術，7名晚期尿毒症患者同時進行了換腎手術，同一天還同時完成了2台肝移植、8台角膜移植手術。

鞏義市是河南省鄭州市轄的縣級市，鞏義市腎臟移植中心，一天最多可進行8例腎移植手術。

浙醫一院肝移植中心網2005年1月28日訊 該移植中心的鄭樹森院士同日連續完成5例肝移植手術。一週鄭樹森施行肝移植11例。

2. 同時完成批量性的器官移植手術

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可同時進行九台肝臟移植及八台腎臟移植手術。

2005年4月6日，在沈中陽所長的直接指揮下，武警總醫院器官移植中心同時完成5例肝移植，病人年齡12歲-62歲，包括一名韓國籍女病人和一名12歲Wilson病患兒。

華西臨床醫學院（華西醫院）嚴律南：可以在同一天同時開展3～5台肝臟移植，最多的一次一天施行了7台肝移植，創造了全國第一。

2004年2月10日晚，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同時進行了4台肝移植手術，陳規劃院長主刀。

2005年6月24日，昆明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為3名患者同時進行了肝臟移植手術。

2006年1月17日，福州總院首次同時開展3台肝移植手術獲成功。

3. 多次進行批量性肝臟移植手術

2004年9月29日9點，位於重慶的第三軍醫大學附屬西南醫院醫教部郭繼衛主任率領醫療科領導親臨手術室和肝膽科指揮協調，5台肝移植相繼開始。

第三軍醫大學西南肝膽外科醫院2004年1月5日成功地為2例終末期肝病患者實施了肝臟移植手術。

4.不少醫院將移植醫學作為龍頭學科

中南大學湘雅三醫院迅速發展的秘密武器是將移植醫學學科的建設作為醫院發展的一張王牌，將移植醫學作為立院的龍頭學科。

湘雅三醫院院長黃祖發接受中南大學報記者採訪時披露中南大學湘雅三醫院如何在短短的五年間取得了超出預想的品牌效應：「2001年，我院投資約1億元建成移植醫學研究中心，並引進一批達世界先進水平的醫療設備。2002年，以器官移植專家葉啟發教授為首的8名高層次器官移植人才加盟我院……」，「迄今，我們已先後開展了心、肝、腎、胰島細胞、造血幹細胞、小腸等移植手術」，「我院曾經同時進行2台肝、5台腎的移植手術，我們已經擁有同時開展6、7台移植手術的能力，年手術量達200多台次」，「供體器官網絡也逐漸擴展到了大江南北，與國內10多個移植中心建立了器官資源共享關係。」

如此多的醫院可以同日或同時進行數台至多達數十台的腎、肝移植手術，正是因為多個地區有事先已經檢測好了血型、白細胞組織相容性抗原_HLA的大量活體的法輪功學員活供體庫存在。

暴利推動中國國家器官市場

隨著國外患者的與日俱增，器官移植手術費用也水漲船高。2004年初，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臟移植手術費用為3.2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5萬元）左右，到2006年，已攀升至人民幣40萬元。但對於國內病人，肝移植手術費用仍維持在20萬元左右。

之所以要實施內外有別的「價格雙軌制」，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常務副主任朱志軍解釋說，外國人佔用了中國人的器官資源，當然要付出更多代價。

2007年，蘇家屯事件曝光後，中共衛生部發布《衛生部辦公廳關於境外人員申請人體器官移植有關問題的通知》。通知要求人體器官移植應優先滿足中國公民需要，「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不得為以旅遊名義到我國的外國公民實施人體器官移植。」

此後，中國國家器官市場從國際向中國大陸轉向，但這也使得這個市場更加隱蔽。

在器官移植市場，需要供者、受者、中介、醫院、醫生密切配合，各擔其責，如此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鏈條。器官買賣的操作顯得更為複雜，因為這是一項技術含量極高、流程極為縝密的系統工程。僅時間挑戰就格外嚴峻：器官不能在死者身上留存，如果供體已經心臟死亡，那麼必須在一兩個小時內把器官取出，否則無法使用。

因此，在器官移植的黑市，需要供者、受者、中介、醫院、醫生密切配合，各擔其責，如此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鏈條。驅動這根鏈條運轉的，無疑是金錢；摻雜在這根鏈條之中的，還有權力的濫用、體制的弊端、道德的淪喪。

以腎移植為例。如果腎來自死囚，從患者檢查、入院、手術到出院，一般收費6萬至10萬元。此後，每年需要花費3萬至10萬元服用抗排斥藥物，其中第一年較多。除去藥費、檢查費和「公關」器官的花費，移植中心與醫務人員尚有結餘。

在器官捐獻工作會議上，黃潔夫坦言，做器官移植，醫生是有收益的。更何況還可能有患者私下送的「紅包」。

如果移植的器官來自活體買賣，患者還將支付10餘萬元「買腎錢」，其中大部份由器官中介賺走，賣腎者往往只能拿到3萬至5萬元的「報酬」。有些「好心」的中介會為賣腎者向患者再申請幾千元的「紅包」和營養費。

除了金錢利益，還有一些因素也促使臨床醫生放鬆對活體移植的審查，甚至給不具備移植手術指徵的患者進行手術。例如，在衛生部門的移植醫院資格評審中，手術量是指標之一，醫院需要一定的手術數量以維持資格。

2012年9月10日，中國大陸出版的《財經》雜誌披露了中國迄今為止被公開起訴的最大規模的非法買賣人體器官案件，這起案件涉及51顆活體腎臟，涉案金額超過1000萬元，被起訴的16名被告包括組織者、中介、掮客和醫護人員。知名的軍方醫院北京解放軍304醫院泌尿科也牽涉其中。在該院泌尿科主任葉林陽的協助下，這家有正規器官移植手術資質的部隊三甲軍醫院，將「黑市」器官「洗白」。中國大陸媒體《財經》雜誌近日曝光中國首宗公開的非法買賣活體器官案，涉及51顆活體腎臟，8顆死刑犯器官，被告包括法院人員，解放軍醫院醫生等，同時通過偽造移植醫院所需「死刑犯判決書」、「死刑犯器官捐贈志願書」、「親屬之間捐贈志願書」文件。

《財經》雜誌文章透露，被中國公安起訴的案卷中稱鄭偉販賣的活摘器官的相關「死刑犯器官捐贈文件」、「親屬之間活體器官捐贈文件」都是偽造的。這51顆活體腎臟尚不包括8顆來自死刑犯的腎臟。也就是說，這起案件涉及51顆活體腎臟，還有8顆來自死刑犯的器官被買賣。根據案卷，在法院工作人員的安排下，通過偽造「死刑判決書」和偽造「捐獻證明」，這51顆腎臟被順利植入有需要的患者體內。

此被中國政府公開的活摘器官案件證實了：軍方醫院、政法委法院、監獄系統、器官中介商、黑道幫會密集聯手形成的中國國家器官市場的黑幕。

30多歲的鄭偉是這個團隊的組織者。2012年2月底，因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鄭偉及他的15名手下被北京海澱區檢察院提起公訴。因被告人患病就醫等原因，此案延期至今，尚未開庭。

三年前，鄭偉結識北京解放軍304醫院泌尿科主任葉林陽，他聲稱自己有辦法買到全國各地死刑犯的腎臟。其實，當時鄭偉並沒有把握能找到死刑犯的腎臟。

此時的葉林陽，正為科室的任務量而苦惱。他對鄭偉提及，自己每年有1000多萬元的任務量，恐怕完成不了。所以，葉林陽對腎臟來源並不關心，他只是對鄭說，「你注意點，千萬不要給醫院找麻煩。」二人隨後達成合作默契，葉林陽對外將鄭偉介紹為醫院工作人員。得到葉林陽的承諾後，鄭偉開始自己組織人馬摘取活人腎臟，冒充死刑犯腎臟。

報導說，鄭偉曾經找到一家山東法院購買死刑犯腎臟，山東法院工作人員劉軍給他提供了8個死刑犯腎臟。

鄭偉最初在QQ上認識了將其帶入這個行當的「師傅」趙義。趙義將自己在廣州一帶做腎臟買賣的經驗傳授給了鄭偉。鄭偉問趙義，能不能找到死刑犯的腎臟。對方回答可以，但要遵守「行規」。

通過趙義，鄭偉搭上了山東一地方法院工作人員劉軍這條線。依據行規，他不能問劉軍任何問題。趙義是為數不多能接觸到死刑犯器官這樣重要資源的中介。若索取器官的中介再多違背「行規」問山東法院工作人員劉軍相關器官來源者的資料，那這些器官中介就再也不會接到執法機構劉軍的電話了，器官中介商就再也無法買到活體器官。

2010年5月至6月間，趙義發來短信，將犯人的配型告知鄭偉。鄭偉根據配型，安排好受體。配型主要包含幾項內容：血型、群體反應性抗體水平、人類白細胞抗原以及氨基酸殘基配型。十多天後，趙義通知鄭偉帶上錢，去山東省一家地方法院。

在死刑執行當天，法院工作人員劉軍用工作證將鄭偉帶至後院，等待犯人被注射執行死刑。在這裏等待的，不止鄭偉一人。因為死刑犯的器官除了腎臟，還有肝臟、角膜等都會被取出來。與之對應的掮客，同鄭偉一併等著。

鄭偉將錢交給劉軍後，會有人拿腎臟出來。「沒有任何手續，連被處決犯人的個人情況都不能問。問了，劉軍就不會再打電話過來。」被捕後，鄭偉對警方回憶。案卷材料中並未披露劉軍的具體職務以及對其的處理。

《財經》雜誌報導中顯示，器官中介犯鄭偉先後買到了四具死刑犯屍體上的8顆腎臟，共支付給工作人員73萬元，平均每顆腎臟9萬餘元。而他做活體的買賣，僅需支付給那些供體不到3萬元，加上食宿、摘取等費用，也比9萬元低。而且法院也沒有給他文件，拿回死刑犯的腎臟後，鄭偉同樣需偽造「死刑判決書」和偽造「死刑犯捐獻志願書」，以便醫院安排手術。

腎臟運到北京後，由軍方304醫院（兼任301醫院）移植醫生葉林陽指派的醫生取走。按《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規定，對於屍體器官，需要本人生前或者家屬的書面捐獻證明，這一規定也涵蓋了死刑犯。然而，醫院顯然沒有監管。

鄭偉交給對方的都是自己偽造的「死刑犯判決書」、「器官捐贈志願書」、「親屬活體器官捐贈志願書」。他覺得「葉林陽從來不會核對這些」，事實上，這些虛假的文件也從未成為完成器官移植的障礙。

鄭偉後來向警方回憶，當時葉林陽對腎臟來源並不關心，他只是對鄭說，「你注意點，千萬不要給醫院找麻煩。」

1998年9月，沈中陽在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成立移植外科專業組，當年9月連續兩天開展4例肝移植手術，均獲得成功，在全國引起轟動，由此引發了全國臨床肝移植的熱潮，受到國內外器官移植界的高度關注。

2000年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肝移植超過100例，佔當年中國肝臟移植總量的一半，天津市器官移植研究中心成立，2002年更名為東方器官移植中心。

東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兼2001年成立的武警部隊肝移植研究所所長沈中陽截至2004年4月，完成了肝臟移植1000餘例，佔全國總例數一半以上。至2005年3月，沈完成了第1600例肝臟移植手術，居世界前列。高額的收費（背後是廉價的供體來源）後面是高額的利潤，以沈中陽做的1000例肝移植手術為例，每例單是手術費為25萬元計，收入就高達2.5億，而且從2004到2005年一年的時間，就完成了600例肝移植手術，收入達1.5億。器官移植成為暴利行業。

2007年7月18日的《南方週末》亦披露：「急劇膨脹的業務，讓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獲得巨額營收。據此前媒體報導，僅肝移植一項，一年即可為中心帶來至少1億元的收入。」

巨額的收入使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繼續擴大，從一個專業組成為為亞洲規模最大的器官綜合立體移植中心。2006年9月，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新大樓啟用，這棟大樓投資1.3億、擁有500張病床，總「病床年周轉率」可達上萬次，外科手術中心可同時進行9台肝移植及8台腎移植手術。

目前，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移植外科現有主任醫師8名，副主任醫師17名，醫學博士16人，醫學碩士30餘人，根據專業化分為4個肝移植組和3個腎移植組，病床120張。

移植內科：包括普通病床20張、高級套間病房19張和移植隨訪門診。主要負責移植病人的術後隨訪以及術後內科病的診治。

心臟外科：心臟外科於2009年2月建立，是醫院主要發展科室，由2名主任醫師（均為國務院特貼專家），2名副主任醫師，2名主治醫師，3名住院醫師構成，博、碩士佔85%。心臟外科擁有35張病床。2間心臟外科專用百級手術室，手術室配備有體外循環機，專業體外循環師3名。心臟外科術後重症監護室配有6張裝備先進的術後監護病床，擁有醫用冰毯機，呼吸機，進口心電監護，進口吸痰機等儀器。為開展心臟外科，促進學科發展，已投入使用的大型儀器還包括超高速螺旋CT，體外循環機，ECMO，IABP，心臟臨時起搏器等儀器。

移植重症監護中心（TICU）：移植重症監護中心現有監護病床42張。移植重症監護室擁有人工肝支持系統、血液淨化機、呼吸機、心輸出量計、血凝儀，中央監護站等先進的監護治療設備，以滿足肝、腎及胰腺等器官移植的臨床需要。

移植血透：血液透析病床共35張，透析中心寬敞、整潔、舒適，擁有目前最先進的血液透析淨化設備。

移植B超腔鏡室：負責監測移植肝臟血流情況，常規進行B超指引肝臟穿刺、B超增強造影、腫瘤射頻消融、酒精注射以及PTCD、ERCP等檢查治療。

移植中心實驗室：包括移植病理室、組織配型室、移植化驗室，擁有全自動快速免疫分析儀（IMX、TDX），高速及低速離心機、超淨工作台、離心塗片機、電泳儀、PCR儀、螢光顯微鏡、恆溫孵育箱、紫外透射儀、分析天平、切片機、包埋機、病理切片成像系統，可完成HLA（人類白細胞抗原）、PRA（群體反應抗原）及FK506、環孢黴素A、雷帕黴素、抗乙肝 免疫球蛋白、萬古黴素血藥濃度的測定，各項生化及免疫檢查。中心實驗室還可以通過免疫組化法完成甲胎蛋白（AFP）、P53、 Fas、CD44、CD44V6、巨細胞病毒、抗乙肝表面抗原、抗乙肝核心抗原、丙型肝炎抗體的檢測及血轉移生長因子、巨細胞病毒 PP65的檢測。

患者服務中心：為患者提供酒店及票務預定、房屋租賃、傳真、複印等服務。配備專用移植車隊，其中專用車輛22部，救護車3部，專職負責患者的接送工作。

一位來自大陸，曾在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專司器官移植的全程監護護士曾經經歷過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全盛期。她說：「這個醫院以肝移植聞名，當年最火時，那排隊等供體和手術的病人相當多。器官移植費用多高，暫且不提，而且完全流程化作業，客戶遍全球，哪個地方監獄要執行死刑，醫院直接派專機全員提著專業冷藏提箱趕赴當地，到達後會受到「超貴賓待遇」，而且完全「流程化」──當地的官員都已經熟知取器官時所必須遵守的「醫學流程」，而這些流程是東方器官移植中心通過重金收買而要求當地實現的。」

活摘器官罪行國際曝光後，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取器官小組基本上解散了，這位護士也失業了。

而中國國家器官市場帶來的巨大利益使得上行下效，民間器官買賣集團盛行。2012年，中國大陸公安搗破28個出售人體器官集團，拘捕137人，當中包括18名非法行醫人員，救出127個活體器官提供者。調查發現，與被擊破的「黑中介」相連的犯罪集團遍及全國18個省市。

2004年8月，在瀋陽召開的第二屆全國移植學術會議上，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講話裏表示，需要承認供體切取所需的成本費用，但是要杜絕器官買賣。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總住院醫生張雅敏表示，供體切取其實是很需要成本的行為，就算拋開工作人員的花費不算，單單是器官灌注保存液就是不小的開支，每個大器官需要4袋保存液，而每袋保存液的價格是5000元。

2001年1月初，公安部內部傳出一條消息，僅在天安門廣場，每天的開支在170萬元到250萬元之間，一年就是6億2千萬元到9億1千萬元之間。這些錢除部份是固定開支外，其餘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變成現場執勤人員的直接現金收入，天安門廣場現場執勤人員包括：著裝警察，便衣警察和借用的社會閒散人員（含臨時借用的在押服刑人員）。而且是每天發放，不記名，不簽字，按自報工作「成果」當場成交。

早在二零零二年，羅幹的嫡系、遼寧省司法廳某高級官員在馬三家勞教所大會上就曾公開承認：「對付法輪功的財政投入已超過了一場戰爭的經費。」一名國務院財政部官員說：「鎮壓政策是錢堆出來的，沒了錢，迫害就維持不下去。

在迫害法輪功需要大規模金錢投入的背景下，目前披露出來的中國國家器官市場盈利規模只是冰山的一角，但這巨大的活摘數字和巨額的利潤，就目前的報告而言，已經是一個驚人而殘酷的數字。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