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0辦公室」和「中央文革小組」的異同

【明慧網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萬名法輪功學員去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國家信訪辦上訪，提出三點要求，（一）釋放兩天前在天津被抓的法輪功學員；（二）給法輪功一個公正合法的修煉環境；（三）允許法輪功的書籍通過正常渠道公開出版。當時的總理出面責成有關人員接待了法輪功學員代表，當晚九點多，事件和平落幕。後來這事被稱為「四二五」萬人大上訪。

作為「六四」之後最大的群眾事件，「四二五」上訪受到了國際媒體的廣泛關注，外界對於中國政府和平解決群眾事件給予了高度評價，有人更是認為中共的法制建設有了很大進步。

中共改革開放以來的法制建設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訓為背景的。文革中，哪怕是國家主席，也保障不了自己的基本權利，逃脫不了被隨意揪鬥和折磨整死的命運。所以，當一九九九年三月中共將「依法治國」寫入了憲法的時候，的確讓人感到一絲興奮，彷彿覺得共產黨走上了拋棄文革的不歸路，法制進程不會再被中斷了。

中共的本質從來就沒有變過，人們又一次上當了。僅僅幾個月之後，中共原本脆弱的所謂法制建設就遭到了滅頂之災。「四二五」剛過不到一百天，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以個人意志，發動了對千千萬萬的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的全面迫害。這場迫害就是以踐踏法律為手段的，仍在襁褓中的法制建設就此再次中斷，甚至開起了倒車。

在中共這樣的系統，如果是為百姓說話的一個「良法」，執行起來常常就「有法不依」，這也是人們常常抱怨的「依法治國」是空話的原因。但是，如果是為了獨裁者利益的惡法，因為獨裁者能調動一切國家力量，從而把這個「惡法」就能轟轟烈烈地執行開來。江澤民利用「六一零」迫害法輪功，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例子。

迫害一開始，人們就感到好像是文革再現。事實上正是如此。作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要發動一場政治運動，如果其他領導人和各級官員並不怎麼認同的話，在既有體系下自然也難以搞起來。毛澤東能把文革搞起來，江澤民能把迫害法輪功搞起來，手法都是一個，就是要另搞一套班子，凌駕於原有的法律體系，以獨裁者的淫威，要挾他人站隊，順者升官發財，逆者淘汰出局。毛澤東是建立「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來架空原來的領導機構，砸爛「公檢法」，把文革之火燒到了全中國；江澤民則是如法炮製，建立「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六一零辦公室」即為這個「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利用「政法委」這個凌駕於法律之上的黨務機構，把對法輪功的迫害推向神州大地，乃至全世界，中共駐外領事館重中之重的任務就是配合江澤民整法輪功。

「六一零辦」與「文革小組」性質和功能是一樣的，自然相似的地方就很多。文革有個《公安六條》，「六一零」也有個《公安部六禁止通告》；「六一零」利用媒體搞的誹謗宣傳簡直就是文革翻版，不過是因為現在電視和互聯網的普及，「六一零」造謠攻擊的規模更大，範圍更廣，是「文革小組」所望塵莫及的；對法制建設的中斷當然更是這種政治運動的必然結果。

仔細深究，特別是在法治問題上，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

1.隱蔽性

「文革小組」幹甚麼基本上都是公開的，都是有「革委會」文件的。我們不是說有紅頭文件就有道理，但是，那些人多少還是有點「理直氣壯」，至少認為是所謂的緊跟毛主席的。

而「六一零」幹甚麼總是偷偷摸摸的，很多迫害政策都不發正式文件，而是口頭或者電話通知。「不讓律師為法輪功學員辯護」，「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對於法輪功學員的訴訟案「不接待、不受理、不解釋」等等，這些傷天害理的迫害政策，並沒有見諸報端和文件，但是，各個地方的法輪功學員不斷地從「六一零」人員和勞教所管教那裏聽到這些政策，參與迫害者有恃無恐也是因為有這些政策。「六一零」人員阻止正義律師為法輪功辯護，或者去綁架和騷擾法輪功學員時，常說的就是所謂的「上面有政策」、「上面有通知」、「內部有文件」，讓他們拿出這個政策，問他們哪裏出的通知，又無言以對。「六一零」的這種秘密性，就是因為從江澤民那裏起，上上下下都知道自己幹的是見不得人的，是害怕日後作為罪證被清算的。從這一點看，法輪功學員遭受的迫害就更加黑暗陰毒了。

2.原罪性

「文革小組」是砸爛「公檢法」，把原來的公檢法系統的人員掛上罪名直接打倒，靠邊站。比如，北京市公安局，就有「十名正副局長、一百一十七名正副處長、分（縣）局長都是特務、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一千多壞人」。據統計，「文革」中除西藏外，全國公檢法人員中有三點四萬餘人遭到打擊迫害。其中被逼死、打死的一千二百餘人，打傷致殘三千六百餘人，拘捕判刑一千三百餘人。總體上來講，公檢法系統原來的人馬可以說大多是受害者，而不是作惡者。

而「六一零」幹的事情，卻恰恰相反。領導「六一零」的中共「政法委」統管「公檢法司」，使得「六一零」能把「公檢法司」整個系統調動起來直接參與迫害法輪功，「公檢法司」本身成為了這場迫害的中堅執行力量。雖然作為個體，總有一些有良知的不願參與迫害好人的執法人員，但從總體上說，「公檢法司」不是受害者，而是作惡者。這個性質就與文革的「靠邊站」大不一樣。

不讓律師為法輪功辯護，如果有律師敢於辯護，這些律師本人就成了被打擊恐嚇的對像。這一切都是「六一零」操縱全國的公檢法人員直接而為。執法人員濫用法律加害法輪功學員的後果，是整個法制建設的中斷和倒退。今天看，是法輪功學員在受迫害，明天看，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事情不正是在往那方面發展嗎？

文革之後，談的是恢復法制，公檢法被打倒的人，本身沒有道德原罪，能夠回到原來的崗位繼續工作。而「六一零」是把整個公檢法都直接捲入到了這場迫害中，讓執法者直接變成違法者，把公檢法變成了原罪擁有者。如何恢復法制？這才是對國家法律體系的徹底打擊。

3.持久性

「原罪性」也決定了能持續的時間長短。「文革小組」時間不長，就是因為公檢法被靠邊站，弄得天下大亂，要求恢復公檢法的呼聲高，公檢法本身沒有原罪，一旦決定恢復，把這些人官復原職就可以了。「中央文革小組」從一九六六年五月設立，到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後自動撤去，歷時不過三年。

如果整個公檢法直接參與迫害，要停下來就不容易，因為這些掌握權力的人害怕清算而要維持迫害。

「六一零辦」從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成立，至今十多年了，仍然作為迫害法輪功的專職機構存在。江澤民下台之前，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從七人增加到九人，特別把「政法委」書記升格到常委級別，把迫害法輪功的幾個元凶，包括羅幹、周永康等人塞進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換句話說，江澤民是把中共和整部國家機器攪動起來迫害法輪功，力度、廣度都遠超「文革」，整個公檢法系統被挾持成為迫害的直接執行者，原罪擁有者，所以，迫害才一直延續至今。人算不如天算。二零一二年王立軍出逃，拔出蘿蔔帶出泥，薄熙來、周永康浮出水面，牽動了江澤民迫害法輪功流氓集團倒台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江澤民對中國人民來講，除了迫害信仰造成中國社會道德的全面滑坡，單就法治進程的這種徹底破壞和倒退，就已罪不可恕。遲早有一天，江澤民會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