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軍區軍官楊興福自述遭迫害經歷（上）

【明慧網二零一三年三月五日】據明慧網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報導，南京軍區副師級軍官、法輪功學員楊興福，因堅修「真善忍」法輪大法多次被迫害，最近又被南京軍區軍事法庭強加三年勞教，關押在南京軍區勞教所。

楊興福，男，1949年11月生，主任編輯職稱，大校軍銜。96年7月他走入法輪功修煉後，身心得益。99年中共迫害法輪功開始後，他被南京軍區610先後三次綁架關押。610是中共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非法組織，類似納粹蓋世太保。

以下是楊興福自述被軍隊「610」迫害的情況。

我叫楊興福，是中共軍隊中一名中高級軍官，2000年7月9日之前任南京軍區政治部《東線影視報》主編，主任編輯職稱，技術大校軍銜，隸屬南京軍區文化工作站管理。

我於1996年7月下旬喜得法輪大法，身心得到極大提高。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輪功開始後，由於我堅修大法，不願放棄，被軍隊「610」先後兩次劫持，兩次勞教，長達四年之久。現就自己被迫害的情況作以下報告。

一、被迫害前的基本情況

我於1949年黃曆11月20日出生於安徽省壽縣雙橋鎮農村，祖上世代務農，勤儉務實，生活過得還算殷實。我在1963年之前在壽縣梨樹小學讀書；1967年之前在壽縣正陽中學讀書；在讀書時期我都是優秀學生。1966年中共開展「文化大革命」，學生響應號召，搞所謂「停課鬧革命」，我回鄉務農。我是社會上廣泛流傳的：長身體時沒飯吃（上世紀50年代末的所謂自然災害，實則是人禍），學知識時沒學上（60年代中期的「文革」），要工作時沒工做（80年代後期中共搞的經濟改革，大批工人失業下崗）的那一代人（因我是一名軍人而避免了後一劫）。

1969年11月份，作為適齡青年應徵入伍，參軍來到了南京軍區政治部機關，開始在機關幹部食堂當炊事員，1970年7月中共組織找我談話，要我寫申請加入共青團，隨之命令我擔任炊事班副班長；1971年7月邪黨又發展我為它的一名黨員，其後命令我擔任炊事班副班長，不久改任給養員（相當於班長）。那個時候邪黨搞的是不入邪團就不能入邪黨，不入邪黨就提不了幹部，我為了跳出「農門」步入「龍門」而隨其潮流，直到邪黨迫害法輪功之後，尤其《九評共產黨》發表，才真正從本質上認識到邪黨是徹頭徹尾的殘害人類的大禍害、大魔頭。

1973年2月邪黨把我提拔為軍官，1988年軍隊從新授銜，我授少校；1996年晉升為副師職軍官（即技術7級，主任編輯職稱），進入高級軍官行列；1998年被授技術大校軍銜。我從1990年到邪黨迫害法輪功的1999年7月，先後四次立功和一次提前兩年晉升職務的獎勵。2000年7月9日，我在與同修傳遞真相資料時，被南京國安局特務跟蹤劫持，至此，取消我當時晉升技術6級（即經濟上享受正師待遇）的資格，又從技術7級降為8級，大校降為上校，撤銷高級職稱，住房面積從150平米降為110，開除黨籍（《九評》問世後，我在退黨網站宣布退黨）。勞教期間停發工資和取消一切福利待遇，不計軍齡或工齡。2002年10月，即我第一次被邪黨軍隊非法勞教走出冤獄不久，強迫我退休，時年52歲。

二、被迫害的經歷

1、突如其來的綁架

2000年7月9日下午3時，我把事先複印好的數百份真相資料，請一位在省級機關開轎車的親戚用車送到同修處。因同修電話被南京國安特務竊聽，事先布下了羅網。下午4時，等我車子一到，國安特務一看是省政府的車牌照，沒敢先動手，但把退路堵上，等在同修處搜到真相資料後，把同修、我、那位開車的親戚分別劫持到國安的黑據點。（註﹕那位親戚劫持在黑據點一週，遭到威脅、恐嚇等非人的逼供審訊。經過調查確認他沒煉法輪功後，被省政府行政部門保釋領回，精神受到很大刺激，隨後分配住房、調資調級都受到影響。理由是陣線不明，界線不清。直到今天，「610」不斷在這位親戚面前製造與我之間的矛盾，仇視我和法輪大法。）這突如其來的綁架，兇狠、邪毒，說一句話的權力都不給。他們把車子窗簾拉上，不准向外看。一路警笛鳴叫。

2、國安特務突擊審訊

大約下午5時，國安特務把車子開進一個巷子的院子裏，然後把鐵門鎖上，不由分說，把我推上了小樓的樓上。他們把房間的黑幕拉上，打開大燈，架好攝像機等，兩名主審、兩名記錄員端坐其上，如臨大敵。我從來沒有見過這個場面，真是一片恐怖。他們開始叫我老實交待，不能說假話、謊話，說錯一句話自己都要承擔責任。最後還問我聽清楚了沒有？我說：「你們無權審問我。」特務說：「來到這裏，沒有甚麼人不能審問的，也沒有甚麼人不老實交待的，你老實點。」「我沒有犯法，你們這樣對待我，這是違法的，你們沒有這個權力。我有我的單位，你們應該把我無條件放回去。」特務們面面相覷後，給了我一張表，叫我如實填寫。我沒有填寫，反問他們：「你們是甚麼單位、甚麼人？」其中一個領頭的說：「我告訴你也無妨，我們是南京國家安全局。」他們說的姓名我記不得了，但後來聽說劫持我的那個處的處長是李耀軍，此人當時沒有露面。

於是，我如實說了我的工作單位、姓名、職務等。他們如獲至寶，說：抓到了南京軍區機關的一名大校軍官，並確認我是部隊和江蘇省的最大頭目。後來聽接我回原單位的軍區政治部文化工作站政委楊德好告訴我，他們立馬把我的情況直接報告給了當時任江蘇省委副書記、省「610」總負責人曹克明和南京軍區政治部保衛部（相當於地方的公安部門）。保衛部立刻報告了南京軍區當時任副政委（負責政法等）李繼松。李說：「叫楊興福把問題向地方交待清楚，儘快接回部隊。」

楊德好當時帶了兩位副站長和一位幹事，大約在下午6時就趕到了黑據點，但特務拒絕他們與我見面，繼續對我逼供，我堅決不配合，隻字不說。

特務把我和同修分開突審，好打開缺口向邪黨報功領賞。於是主審人交叉換人，穿梭不息，使盡渾身解數。不管他們威脅恫嚇、穢言辱罵、挑撥離間、軟硬兼施，我就是不動心。這樣，一直到10日的半夜2時，他們感到實在榨不出油水了。才允許我和單位的人見面。他們對來接我的人說：「這是我們碰到的最頑固的人。帶回去要好好整整他！」

3、軍區機關的拙劣表演

大約10日半夜2時30分左右，車子開進單位辦公區，我堅決要求回家，單位領導不允許，說我闖了大禍了，對我說：不讓你回家也不是我們的意思，這是軍區領導和政治部兩級領導的旨意，現在就在這裏，等上班以後，再聽候處理。他們把我關到一間帶鐵窗的房間，由兩名幹部、兩名戰士看管。上午8時，把我轉移到另一間更牢固的房間，鐵門緊鎖，由兩名持槍戰士把守。軍區文化工作站奉上級旨意，對外封鎖我的消息，不許家人看我，我被與世隔絕。

少許，原單位的一名幹部給我送來紙和筆，叫我把問題寫出來。並低語告訴我：你暫不屬於單位管了，由保衛部（「610」）來管你。隨後整個白天，除了警衛戰士從鐵門裏送來兩餐盒飯，沒有任何人和我接觸。晚8時，軍區保衛部安全處少校幹事宋鴻喜把我帶到樓外平地上（警衛戰士在約15米處走動）。宋對我說：「今天上午，我和兩位領導應江蘇省『610』之約，開了半天會，下午又向政治部和軍區有關首長彙報，決定由我來和你談談心。原複印件對方已講了，是他提供給你的，他都坦白交待了，等待寬大處理。你只說你的問題，就是你在哪裏複印的，誰為你複印的，複印了多少件，除了昨天的那部份，還有多少，存在哪裏？就這麼簡單。」我說：「我就印了那麼多，都被他們搜走了。你看了那些材料了嗎？」「簡單的翻了翻。」「你應該認真看一看，那可是好材料，是事實的真相啊。你看清楚了，你就不該審問我了，該審問的應該是他們。」「別給我開玩笑了。我現在執行的是命令，只完成我的任務，告訴我在哪裏印的？」「這我無可奉告。」「據我們掌握的材料看，你不具備印這麼多材料的條件。」宋見我沉默，繼續說：「這牽扯到軍區和地方兩大單位，不是我在這裏危言聳聽，江蘇把你們這個案子稱為今年的第一大案，要求軍區積極配合，兩個小時要溝通一次情況，我還有一班人在辦公室等著你的情況。別看你我在這像敘家常似的，你的那位朋友叫地方那幫子打了個半死，甚麼都說了。」我還是不語。

宋又說：「我求你了，我的首長（我插話：「你不要這樣說，我承擔不起，我也不認識你。」），江蘇硬要把這個案子向北京報告，軍區首長都出面說情，把事情壓下來了，軍委、總部要知道了，軍區都吃不消，你個人我們想保都保不了了，到那個時候，情況不堪設想。老楊呀，你我都在軍區機關工作，你是老機關了，比我知道的多，政治機關是幹甚麼的，你比我更清楚。」我反問：「你說說是幹甚麼的？」宋答：「就是貫徹落實上級的指示，把軍委、中央的方針、政策不折不扣的貫徹執行下去……」「那上級錯了呢？」「你不要開玩笑，這是嚴肅問題，政治問題，我們不談。還是談我問的問題。說清楚了我走路，你也自由了。」我說：「我沒有做錯，你好好看看我印的材料，我們再說。」隨後就是雙方的沉默。晚11時，宋把記錄冊給我，叫我看一看簽上名字，我不簽。他說這是程序，必須要簽的。我看也沒甚麼內容就簽了。他把我送進了鐵門，與執勤戰士私語幾句，留下一句話「夜裏你好好的思考思考，明天再談。」

7月11日上午8時，兩名執勤戰士把我帶到一個會議室，事先安排了十幾名機關幹部、戰士、職工，叫我坐在中間凳子上。對面是保衛部副部長曹伯如，安全處幹事宋鴻喜和另一位軍區「610」幹部汪衛忠。曹講了這件事情的政策後，宋繼續問話，問的還是昨晚那些。我強調：「我複印的是好材料，是真相資料，你們應該認真看一看，最好給今天在座的人都看一看，這樣我們就有共同語言了……。」宋制止了我的話，叫我不要繞圈子，怎麼問就怎麼答。我無語，曹氣得臉白一陣，紅一陣，但強忍下去了，命令在場的幹部戰士職工離場。隨後曹對我大發雷霆，罵我是老滑頭、老頑固、老狐狸，說我給軍隊丟了臉，給軍區丟了臉，給政治機關抹了黑。正說得氣憤時，他的手機響了，趕緊走出室外接話。一會兒回來把宋叫到一邊私語了一番，然後匆匆離去。宋說：「老楊，你看到了吧，領導怎麼樣？還是和我好好的說一說吧，免得大家傷感情。」我不說話，宋和汪輪流唱黑臉，白臉。無論他們怎麼說，我就是不開口。整個上午、下午和晚上就是這樣度過。

7月2日上午9時，原單位的政委楊德好和一名幹事把我帶到另一間會議室。楊在路上告訴我：「政治部王長貴（少將）副主任跟你談話，這是最後的機會，你要把握好，不可一失再失。」會議室裏王長貴和宋鴻喜在座，王見我進來，走到面前和我握手：「我是受劉（永治）主任委託，一是來看看你，二是把前兩天發生的事給我說清楚。好不好？」然後示意楊和一名幹事離去，叫我在他對面坐下。室內只有王、宋和我三人，宋說了開場白後讓我談。我給王講真相，請他看看我複印的資料，宋制止不讓我說。王剛開始還能耐住性子，隨著我的沉默，他的脾氣越發越大，穢言穢語不絕於耳，最後拍桌子、摔杯子，怒目而去。並給我丟下一句話：「再不交待就繩之以法！」後來聽人說，王找我談話後，氣得三天起不了床，最後到醫院去掛水了。

7月12日中午時分，宋鴻喜等一幫「610」人員在文化工作站副站長趙永生帶領下，搜抄了我的家，搜去部份大法書籍、真相資料、大圓滿法掛圖和師父法像等。他們就像強盜一樣，沒有出示搜查證，也沒有留下非法搜查的物品清單。

下午2時，兩名執勤戰士把我帶到會議室，政治部劉永治（中將）和秘書長朱福熙（大校）、曹伯如等數人已在座。曹伯如說了開場白，宋記錄。劉見我沉默，大動肝火，大放狂言後對曹說：「再給他兩個小時思考時間，然後向我彙報。」劉和他那幫人離去，我又被帶回了鐵窗。下午6時，一輛警車開來，曹向我宣讀拘留決定，軍事監獄執法隊長潘兵給我戴上了手銬，頓時，我的手腕鮮血直流。我由兩名武裝戰士押著，潘兵和文化工作站政治處主任崔榮輝把我非法關進了位於南京市雨花台區西善橋鎮的南京軍區看守所。

據知情人後來說，王長貴在軍區政治部和機關邪黨委兩級會議上，為達到把我關押的目的，竭力攻擊法輪大法和師尊，不惜構陷網織我的罪名。說我目無組織，目無領導，把我給他講真相說成是拉他下水，妄圖陷害；說他耐心相勸，而我卻拍摔杯子，毫無悔改之意。並揚言「不把楊興福關押起來，我這副主任就不幹了！」（註﹕我在1999年7月20日之前表現好，在機關上上下下有目共睹，從1989年開始的十年來，每年不是立功就是嘉獎。1999年5月份我還去北京參加全國徵文頒獎大會，並代表獲獎單位在會上發言等，報紙也整版的介紹我和單位的事蹟情況。王長貴也深知，他若不如此構陷、耍潑，就很難服眾，他的提議很難通過。）隨後，軍區保衛部（即610）用「保衛工作簡報」的形式向全軍區團以上單位發文，並報軍委和總部有關單位，攻擊大法、污衊師父，網織罪名於我。並要求全軍區部隊對修煉大法者進行拉網式的排查。

我被刑拘之後，軍隊和地方的眾多友人，軍隊官兵、政府官員、教授、學者、記者等四面八方打電話到我工作單位，詢問我的情況，甚至要求來訪，證明我的清白。用楊德好的話說：「電話都打爆了。」當初他們還沒有反應過來，後來就由崔榮輝起草了一份構陷我罪名的文稿，通告來電或來訪者，說我的問題是政治問題，並威脅來電或來訪者「要有清醒的政治頭腦，要和黨中央保持一致」。軍區機關尤其是政治機關有些人如走卒般地執行了江澤民和他政治流氓集團的所謂「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的政策。

4、軍區看守所的二十八天

當時軍區部隊非法關押大法弟子的就我一人，我和其他犯罪嫌疑人（大多是地方的重大經濟犯）關押在一起，這是一座老式看守所，陰森恐怖，執勤戰士晝夜不停地在上面遊動。

7月13日8時，執勤戰士在潘兵的授意下，叫我背「監規」，要一天背下來，我說背不了。給三天時間，我還是說背不了。限我一週背下來，我還是說背不了。潘兵就叫同室的犯人背給我聽，順背、倒背。我說：「我沒有錯，更沒有犯罪，不受監規之管。」潘就授意戰士罰我倒立，我堅決抵制；叫我罰站面壁，我還是堅決抵制；後又不讓我睡覺，我不理會他。戰士也知道我的身份，待潘走後就傳授我應對潘的辦法，我乘機給他們講法輪大法真相，戰士叫我保重身體。有時潘來巡查，戰士就幫我應對。其實潘很清楚，說：「你老楊在將軍面前都敢拍桌子、摔杯子，還會把我小官放在眼裏？」我說不是這麼回事，我楊某人不論官大、官小都一視同仁，關鍵在於有沒有理。誰有理我就聽誰的。我要給他講真相，他不願聽，溜走了。經過數日相處，同室的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遇到甚麼為難事，他們就幫我排解。

7月8日上午，文化工作站政委楊德好和一名幹事受上級之命到看守所找我談話，要我講清問題，承認錯誤，做出承諾，可免於勞教或勞改（註﹕在1999年7月20日之前，我的辦公室就是一個學法小組，我煉功的情況他們是清楚的，邪黨迫害之後，也給他講過真相）。我的回答很簡單：「我煉功沒有錯，講真相沒有錯，你們改變不了我的觀念。」他們說：「監獄的生活你也知道了，那是人過的嗎？你非要受那個罪幹甚麼？」我說：「歷史將會證明一切，善惡有報。」接下來就是沉默，我知道，他們同情我的處境，但又無可奈何。一週之後，又有一名領導找我談話，內容基本一樣。

8月2日，曹伯如帶著汪衛忠（610人員）提審我，還是要我講清複印材料的地方，說省裏要情況。我沉默，他們就罵我、污辱我，並說軍區司、政、後機關，凡有複印機的單位都查過了，沒查出結果。「天這麼熱，還白天黑夜的查，到哪個單位查都招人家白眼，受人氣，我就把這氣、這火往你身上發。」我還是不語。他又說：「別看現在無產階級專政不講了，實際上一天也沒有離開過專政，事實上比以前更嚴厲。不信，你就等著看吧。」他們罵完走了。

8月6日，保衛部部長曲文來提審我，擺出一副十分友好的姿態，命令撤去一切提審的形式，喝退身邊一行人，說要和老朋友單獨談談心。然後對我說：「前面發生的事他不在部裏，到福建沿海部隊檢查工作去了，4號回到南京，今天就來看你。」說了許多客套話後，落實到了「複印真相材料」的事上，他給我許諾：「只要說出在哪裏複印的，再有個基本態度，兩天就把我送回家。」我給他講真相，講我自己的修煉得益，講他熟悉的人修煉之事，在真相面前，他無話可說，只是苦笑。最後悻悻而去。

8月12日下午，曹伯如和政治部機關十幾人來到看守所，宣讀了對我非法勞教三年的決定，說我是頑固不化、死不悔改的人，打破了大校煉法輪功被勞教的全軍記錄，給南京軍區抹了黑，給政治機關丟了醜，給軍隊造成了極壞的影響，等等。當日晚上，他們一行把勞教決定送到我家裏，被我同修的妻子當場撕了個粉碎。

5、在勞教所裏

南京軍區勞教所距看守所僅500米之遙，坐落在南京西南郊的一個山凹裏，同屬於保衛部管轄。在我去的前兩天，他們就分了工，我由所長郤連房直接負責管教，其他人協助。當時，煉法輪功被勞教的就我一人，其他勞教人員多是偷盜、逃離部隊等30多歲以下的人，戰士居多。

郤連房，少校軍銜，35歲左右。我一進所，他就黑著臉對我說：「必須服從管理，按所規所紀做，接受大家監督，聽我的話日子會很好過，否則會很難受。勞教所是專政機關的專政機器，說白了，我就是幹這個事的。請你識相一點。」這是軍區「610」和保衛部的授意，我以後的生活印證了他的這番話。

在嚴管班裏，我住了8個月，由於不寫「錯誤認識」，不背「所規所紀」等，嚴管班的七八個人都成了我的包夾。嚴管班的班長是所長選派的最惡的人，平時要我做的五花八門，事無巨細，包括喝水、吐痰等都要先報告，經他同意才能行動。大小便要全班集體行動，平時活動範圍不能離開班長5米遠，離開全班人員不能超過8米遠，正常走路規定5步用正步、10步用跑步，走隊列、站軍姿和不同形式的所謂體能訓練等，要求我這個五十多歲的人和二十歲的小伙子一個樣。各種體罰如「金雞獨立」、倒立、蛤蟆步等我都承受過。我給他們講真相，講善惡有報的道理，他們不聽，說做好人沒有用，善又不能減期，明白真相也不能減期，只有聽所長的話才能減期，叫你認錯服管交待問題所長滿意了，我們才能減期。於是，我找所長反映班長的問題，但要班長帶著，當著班長的面談問題。所長說：「不會吧？我任命的班長是最好最負責任的班長，是不是？」班長連聲說：「是的，我是努力去做的，還要繼續做好。」所長說：「對！還要大膽的管理。」我說：「所長你這樣對待我，我會向上級反映的，我會告你的！」所長說：「你不要在我這擺老資格。以前在外面，我想見你都見不著。現在落到我手下了，屬於我管。我不同意，你連一個字片都飛不出去。再說，上級就聽你的？告訴你，我的上級給我說了，對你怎麼管理都不過份。」然後對班長說：「帶回去，叫他繼續交待問題（註﹕關於我複印真相資料一事，邪惡一直在追查。直到半年以後，和我一起做真相資料的同修被邪警劫持，在抄家時，發現購複印機的發票，才告結。）幾天之後，所長特別宣布：「嚴管班班長工作負責，成績顯著，追加減期一個月。」年底，上級給郤連房記了一次三等功。

肉體上的折磨尚能承受，精神上的摧殘不是人能過得了的。2001年4月，邪黨搞甚麼「親情感化」，軍區「610」變了一副嘴臉，要求各級領導來看望，也允許親屬探視，可以陪吃，還領你去參觀等。真刀真槍硬的一套我沒動心，可軟刀子真能傷人。它讓我在修煉上走了彎路，留下難以抹去的污點。2002年年前妻子同修來所探視，給我帶來了師父的《強制改變不了人心》、《大法堅不可摧》等經文。師尊給了我一條生路，我當即寫了一份《嚴正聲明》讓妻子帶回去發往明慧網，同時又寫了一封長信給勞教所並轉軍區保衛部（即610），信上徹底推翻了自己以前所寫所說的有損師尊和大法的話，表達了今後堅定修煉的決心。所長郤連房看後叫我把信收回，不要給他開政治玩笑。我又正式當面給他表白了我的態度和立場。他喪心病狂地折磨了我三天三夜，見改變不了我的決心，我在師尊的加持下向他發出強大的正念，他漸漸敗下陣來。終於2002年7月12日，我提前一年走出了這個黑窩。

走出勞教所後，邪黨並沒有放鬆對我的迫害，王長貴利用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分管軍區政法工作）和政治部機關邪黨委書記的權力，把郤連房從勞教所所長調到政治部機關任協理員，先我出所兩天到機關上任，他的任務就是非法監控跟蹤我。然而，他們怎麼能理解大法的超常，常人之規怎能約束大法弟子？！

6、第二次被劫持

軍隊是邪黨的御用工具，是直接為邪黨的統治提供保障的，軍區機關作為邪黨的一級高級軍事指揮機關，控制是極其嚴格的，對其從屬人員的洗腦那是無孔不入、無時不在的。我雖然走出了高牆鐵窗，但王長貴又給我布下了無形的魔網，即上有610統管，中有郤連房帶人跟蹤，下有文化工作站（主要是站長宗貴銘與政治處主任崔榮輝）配合。然而，他們怎能理解修煉人呢？我按照大法的要求，「三件事」照做不誤，尤其是2003年之後，和另幾位大法弟子默契配合，「三件事」做的有聲有色，不受邪惡影響。

然而2004年11月初，馮春富被南京市610劫持，家中電腦被非法搬走，並抄了家。12月中旬，馮春富在洗腦班邪悟，交待出不少同修，我是他交待的第一個人。12月19日晚，軍區政治部辦公室幹事楊周超（610人員）帶著數名戰士，突然到我家非法搜查，搬走了我家的電腦，直接送到了南京市公安局，並把我劫持到文化工作站突擊審訊，叫我交待問題。我質問楊周超：你代表誰給我說話？他說他代表主任（原主任劉永治已調任軍區分工政法工作的副政委），實際上是許湘東副主任（王長貴已於2003年底退休，由許繼任），楊周超亮出一疊材料，說是馮春富交待了我的問題。我就是不配合，任他怎麼敲詐、逼供，就是零口供。到了20日的凌晨一時，楊周超說到公安局查我電腦的問題，軍、地610相互勾結，又一次劫持了我。他叫來一名幹部、一名戰士看管我。那夜，室外下著鵝毛大雪，我在會議室裏坐了一夜。

20日上午8時，我喊站長宗貴銘，強烈要求放我回家，指出你們這樣做是非法的。宗推托說是章夏蹇副站長分管我的事。我找章，章拿出我以前送給別人的講真相材料（惡人已經全面排查我的情況）威脅我，要我老實交待。我說我沒有問題，做的事都是好事、善事，無須交待。他說不交待，那就老實在這裏待著吧。

上午11時，楊周超來了，說在市公安局搞到現在，也沒有結果。隨後，在宗貴銘辦公室裏與章夏蹇二人私語了一番，走了。早晨，戰士給我送來了盒飯，我沒吃；中午還是沒吃。下午5時，在我強烈要求下，文化工作站才把我送回家，命令我：不要離開南京市。610開始監控我的行蹤。第二天，我打電話到文化工作站要電腦，他們謊說過兩天就送來。隨後，我每天都打電話向他們要電腦，直到2005年元旦的前一天，才叫一名戰士給我送來，一台好端端的電腦，被搞的亂七八糟。

7、在鎮江洗腦班

2005年1月4日下午，宗貴銘和崔榮輝 （已提升為書記）、章夏蹇、王希安和數名戰士，要我帶幾件換洗衣服，到鎮江軍區影視文化訓練中心參加洗腦班。我不去，宗就亮出了許湘東和楊周超等610人員炮製的報告，說我們也沒有辦法，所以我們四位領導都來了，與你談。崔和章在旁威脅說：「許副主任考慮到你不會去，就叫我們帶了幾名戰士，他們就在樓下，押著走的那個場面你和我們都不願看到。」這時，我的同修妻子、女兒、女婿和他們爭辯，說就是不去！宗詭說：「一個星期就回來 ，應付應付地方上的追查就完事，你們不要當真。」家人質問：「一個星期就回來，你也保證？」宗說：「我敢保證，一個星期不回來，你們向我要人。我現在親自送到鎮江，把老楊安排好了我再回來。由王希安大校陪著；你們放心。」

在鎮江組織了一個幫教班子，由王希安負責，影視文化訓練中心的主任王錫炳（上校）和軍區610人員楊周超（少校），還有兩名戰士組成。當天晚上，宗貴銘召集所謂班子人員開了會。宗走後，王希安、王錫炳二人給我宣讀了在南京就搞好的所謂六條紀律和學習計劃，要我按照執行。1月5日上午8時，王希安等叫我到會議室去看邪黨攻擊大法的錄像片，我對王說：「你真要放，我也管不了，但我不看。這些都是假的，都是欺騙人的，是邪惡的攻擊、構陷。」我再次給他講真相。1997年我就給他弘過法，他說這個功是好，但要求太高，他做不到。迫害之後，我又給他講過真相，第一次我被非法勞教時，他到勞教所看過我，他對我說：「低個頭，認個錯，何必要吃這份苦呢？這個年頭，誰不說假話？大家都是騙來騙去的，你為甚麼那麼認真呢？你的話我不能講不對，上級的話我也不能不聽。這樣，我們達成一個協議，我也聽你講，也不看錄像，我們看電視連續劇。上面要問甚麼我來說，但有一條，這個班結束之前，你要給我一份讓我交了差的材料。王錫炳那面我應付。」

一週時間到了，我強烈要求回家。1月16日，楊周超來鎮江，說是軍區610要來驗收，他來打前站。我還是要求回家，指出把我拘留在這裏是非法的。楊周超說：「你不要跟我講非法不非法，實際上部隊就沒有法，難道你老楊不明白？就是聽領導的，一級服從一級，領導的嘴就是法。這次，許副主任叫我來了解了解情況，我就來了解了解，說簡單也簡單，說複雜也複雜。」我要向他講真相，被王希安制止了，把我拉到一邊說：「此人能給講真相？他太壞了。」然後拉著楊周超到飯店喝酒去了。第二天，王希安對我說：「昨晚楊周超喝醉了，要求洗桑拿浴，給他搞了包間，凌晨1時才跑回南京。」接著問我：「你和馮春富（馮以前是軍區報社的處長，91年轉業到地方，王也認識。）在一起到底幹了甚麼事？」我說：「我幹的都是好事、善事、是救人的事。」他說：「你要做好準備。聽說馮把你的事都給江蘇610說了，江蘇把你的事反映到北京去了，全軍610插手要來調查你的問題。作為朋友你能不能給我說實話？」「你要聽，我可以說，都可以給你說，堂堂正正的，沒甚麼不好說的。」「算了，不說了。我提醒你，馮揭發你，你不能揭發馮嗎？」「我不能和馮一樣。常人還講個仁義，他不仁，我不能不義。」「請你好自為之。」

20日下午2時，軍區610的汪衛忠和軍區軍事法院的一名副庭長，軍事檢察院的一名副處長來到鎮江，心急火燎的要我交待問題，並說全軍610檢查組已到南京，他們先到江蘇調查我的情況，又約了馮春富談了1個多小時，好多情況他都不知道。並給了我馮春富揭發我的部份材料。我對像汪這樣的黑著心腸一心跟著江氏流氓集團走的邪惡之徒有甚麼好說的呢？只有沉默。不管他拍桌子、摔杯子、破口大罵還是冷言冷語、挖苦刺激，陽奉陰違，我就是零口供。最後他氣急敗壞地說：「你不說可以，馬上我們趕到湯山搞你的女婿（我女婿馮瑤當時在南京軍區湯山療養院當軍醫），聽說你女婿也參與了你的活動，我就不信對付不了你，還對付不了你女婿。」當著我的面，以保衛部的名義給湯山療養院的領導打電話，要求把馮瑤控制起來，下班不要讓他走，說有個要案牽扯到他，晚上找他談話。後來女婿告訴我：「那日下午一下班，被療養院領導留下來，從晚上7時一直搞到第二天凌晨2時。他發火，我也發火，他辯我爭，寸步不讓。開始療養院領導還壓制我幫著他，後來一看他們太不講理了，就催他們離開，說我們明天還要給療養的老幹部檢查身體，休息不好，要影響工作。他們才沒趣的離開了。」

1月22日下午，王錫炳帶人把我住的房間安裝了鐵窗、鐵門，同時增加了兩名戰士看守。23日下午2時，軍區保衛部副部長張兵領著全軍610王局長（王是保衛部安全局副局長，大校銜，全軍610辦的辦公室主任，2001年到軍區勞教所檢查過工作）和總政檢察院的一位檢察官「提審」我，由汪衛忠做筆錄，張兵、楊周超等在一側間，其他人員不得在場。汪衛忠說：「全軍610工作組來軍區檢查工作，是帶著總政首長的指示來的，實際上就是檢查你楊興福的問題，聽清楚了沒有？老老實實地說。」後來得知，是時任總政辦公廳副秘書長朱福熙（少將）在610送的報告上批語，大意為：同意派工作組協助南京軍區查清楊興福的問題，若情況屬實，嚴肅處理。

王局長說：「先談談你對這次洗腦班的認識和收穫。」面對眼前三人，我只是沉默。王和汪催了數次，我依然沉默。王說：「第一個問題不談可以，等以後再說。下面談第二個，就是交待問題。」我還是沉默。幾分鐘後，他拿出了那個報告（朱福熙的批語），往桌上一拍，說：「我們是有任務的，是帶著尚方寶劍來的，你楊興福是累犯，2001年我們就有接觸，你的同行有交待（指馮春富的交待），別人有揭發，事實俱在。現在就看你的態度，可以說你的態度決定你的命運……」我環視了他們一週，還是沉默。數分鐘後，王開始誘導，說某某軍區的某某某問題如何如何嚴重，最後態度好，問題交待的清楚，我們建議免予處分，回原單位上班。我不動聲色。隨後他竭力攻擊大法，構陷師尊，並威脅說：「根據你的態度和重大問題，可以給你判刑、判重刑，南京軍區不處理，我作為全軍610辦公室都要督導南京軍區處理，你要慎重思考，交待問題。」我照樣沉默。汪衛忠開始對我人身攻擊，動粗口，說我對抗全軍610領導。隨後張兵從側間走出，侮辱、謾罵，加詛咒，最後留下一句：「機會不多了，再給你兩天時間。」大約4時多，他們帶著零口供，開著警車回到了南京。

其後根據南京安排，洗腦班由王錫炳負責，叫我配合。我再次要求回家，王說：「總部和軍區的人剛走，待兩天再反映，估計在鎮江的時間不長了。」

1月28日下午1時，王錫炳要我收拾一下東西，說馬上送我回南京。1時30分，我和南京來的兩名戰士，訓練隊的一位幹部、兩名戰士上了一輛中型依維柯，由王錫炳帶領往南京方向開去。1小時後 ，車到南京環城公路並沒進城，我質問王錫炳：「你們要把我送到哪？」他說：「馬上由章夏蹇副站長安排你，我的任務是把你送到章那裏。」並示意4名戰士逼近控制我。我向王提出抗議，王叫我理解他，他在執行上級的任務。車子又開到了離開才兩年半的軍區勞教所。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