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爸爸鄭祥星

【明慧網二零一三年四月十四日】

各位網友，大家好。

作為二十剛出頭的小伙子，我也想和別人一樣在父母的寵愛下無憂無慮的生活，盡情地享受青春的快樂。可是家裏突遭變故，迫使我和媽媽為了營救爸爸過起了顛沛流離的生活，苦處無以言表，只差還沒有沿街乞討了。到今天為止，我仍然處在這說出來別人也很難體會的痛苦之中，我也曾想打「退堂鼓」，但是我沒有，因為我知道我是爸爸唯一的兒子，我知道我爸爸是好人，我也知道我應該成為男子漢了，不管有多難，我都會堅持下去。尤其當我看到媽媽作為一個家庭婦女，在寒風中飄動著一頭花白的頭髮還在為爸爸奔波的時候，我知道，我不可以退縮。

以前跟大家說起我家的遭遇的時候，因為心很亂，也很著急，所以一些網友雖然很關心我，但沒能看懂。首先，我謝謝大家的關心，同時我也花了一些時間，把幾個月來的事情理順了一下，希望大家能明白我家到底發生了甚麼，我和媽媽都在做甚麼以及為甚麼要這麼做。我還是從頭說吧。

一、先介紹一下我家的情況，主要介紹我爸

我爸叫鄭祥星，今年四十五歲了，我們一家住在河北省唐山市唐海縣第十農場。說實在的，以前很難說我爸是個好人。那時候，我爸是本地有名的小混混，看誰都是七個不服八個不忿的，動不動就出手打架，爺爺、奶奶和媽媽也都拿他沒辦法。

2001年，我爸和朋友騎摩托車外出，結果被警察查出駕駛證過期，我爸跟警察打了起來，因此被刑拘了半個月。在被拘留期間，他和一個修煉法輪功的叔叔在一個屋子裏關了兩天三夜。看著人家有信仰的人慈善、祥和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我爸既感動又羨慕，於是回到家裏後，主動找來《轉法輪》這本書讀了起來。從那以後，我爸也開始了修煉。

從此，我爸簡直像換了一個人一樣。不僅他自己改掉了原來的一些惡習，還告訴原來經常和他一起混的哥們兒，別打架了，做個好人吧。

自打我爸不再是小混混後，越變越好，然後我家開了個門市，叫「星雲家電」。我爸對人特別和氣，而且從來不賣假貨。誰買了我家的東西，我爸不但送貨上門，而且負責安裝、調試，直到買主滿意。尤其是售後服務，我爸不分路遠或路近，起早貪黑，只要是誰家裏的電器損壞或出了故障，只要是一個電話，他都儘量及時趕過去修理，而且都是免費修理。

十農場、十一農場的村民買家電、電動車基本都到我家的門市來買，因為他們信我爸。誰家電器壞了都到這裏修，因為我爸技術精，態度好。

在我們當地沒修馬路之前，我爸為了方便大家走路，用我家的車拉爐渣墊道，還用車把垃圾送到外邊，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農場機關上班的人也都知道。

二、我爸被抓

2012年2月25日早晨6點左右，有人敲我家門市的大門，我爸邊起床邊問，「誰啊？」外面兩個女的答應：「修電動車的」。我爸一向熱心腸，想著這麼早就來敲門修電動車，一定有急事等著用，甚麼也沒想就去開門了。

誰知就在他打開店門的一瞬間，進來的不是修電動車的女人，卻是十幾個便衣和警察，他們把我爸強行按住，問我爸家裏還有甚麼人，我爸說只有兒子（我）在睡覺。他們又問我媽呢？我爸說我媽回娘家伺候我姥爺去了，那時我姥爺腦出血剛做完手術不久。然後這些人把我爸偷偷弄上了警車。然後這夥人又推開了我的房門，把我喊醒了。我看到突然闖進來的這些人，當時嚇懵了，傻愣愣地看著這些人在家亂翻亂搶。

這時街上的人漸漸多了起來，街坊鄰居和來回過往的行人都吃驚地看著，不明白我家出了甚麼事，為啥被折騰成這個樣子。我家出事兒的消息一會兒就傳開了。十場派出所的所長、李八廒村隊長、書記也被唐海公安局劉加滿、李富國等叫到現場。從我家抄走的東西拉了兩汽車，而且我家用於進貨的雙排車也被警察開走了。後來人們猜到，我爸是因為修煉法輪功被抓的。

三天後，李富國又拿著自己寫的一些東西，讓我簽字。我當時又發懵又害怕。我以為他是幫我爸的，所以就在他寫的很潦草的紙上簽了字。後來才知道，那是李富國為了加重迫害我爸的材料。我傷心死了，悔死了！他這個當警察的怎麼能那樣兒？！

十農場、十一農場的鄉親們都覺得抓我爸不合理也不合法，他們挺有正義感的。都說我爸爸鄭祥星是個好人，自願寫聯名信，簽字按手印保釋我爸。

三、我家請律師跟警察交涉

2012年3月17號，給我爸請的北京的董前勇律師來唐海到看守所要求會見我爸，看守所拿出公安局李福國給看守所的一個便條，上面寫的是「鄭祥星犯有洩露國家機密罪」，不讓律師會見。律師和我們都很驚訝，我爸是因為賣家電犯了洩露國家機密罪呢？還是因為按煉功做好人是泄漏國家機密呢？因為看守所要求律師找李福國寫條子才能見，所以律師到公安局去找李福國，同時律師按照法律程序要向李福國遞交律師信函。當律師和我媽找到李福國辦公室時，李福國不在，只有參與抓捕我爸爸的警察孫敬森在，律師說明來意時，孫敬森不但不接律師正常遞交的信函，拿起一個本子就往外走，說要去開會，我媽問孫敬森，你不管，我應該找誰？孫敬森說找副局長劉加滿。

董前勇律師和我媽來到劉加滿的辦公室，劉加滿一聽是因為我爸的事，就破口大罵，對律師進行人格侮辱，吼叫著：「甚麼破律師，滾出去」。律師跟劉加滿講這是律師職責，他有權這樣做。並明確告訴劉加滿綁架關押煉功的學員是不符合法律的。劉加滿理屈詞窮地竟然恐嚇律師：「你也是煉功的吧，把你也抓起來」！律師坦然一笑，對劉加滿說：「煉功有甚麼錯」？劉加滿又恐嚇我媽：「你××（罵人的話），我不出兩個月把你也勞教了」。我媽一下懵了，這哪像個當領導的，簡直就是個土匪！公安局想抓誰就抓誰？想勞教誰就勞教誰呀？一點法律也不講，並且能知法犯法？公安局真有這個特權嗎？

四、跟法院庭審有關的部份

2012年5月24日，律師來唐海了解案件進展時，法院告知5月29日下午兩點開庭，但不公開審理。《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二條規定，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應當公開進行，只有涉及國家秘密或者個人隱私的案件以及審理未成年人除外。這個案子完全不符合不公開審理的條件，而法院拿不出合適的理由卻想繞開公開審理。為此，律師進行了據理力爭，法院才勉強答應公開開庭。

5月29日大約下午兩點十分左右，拉著我爸的白色麵包警車從院外呼嘯而入，車上拉著嚴嚴的窗簾，我們都靜靜的在審判庭正門等著，想看一看我爸。沒想到警車並沒有開到正門，而是倒車停到了樓梯下面隱蔽的側門，然後迅速將我爸從側門帶入法庭。兩點十八分，兩位辯護律師準備進入法庭，法警以安檢為由，對律師百般刁難，連律師裝有案卷的背包都不讓帶入。律師據理力爭，雙方僵持了十多分鐘後，律師才得以進入法庭。

開庭前一天，審判長張鳳志曾告訴我們家人，親屬都可以參加旁聽。可開庭時突然變卦，只允許我媽、我奶奶、一個姑姑和我旁聽，其他的親屬及前來旁聽的民眾都不允許入場，並且只能站在警戒線外。

兩點四十分左右，審判長張鳳志宣布開庭，我們終於在分別了三個月後再次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我爸。我爸此時已經極度瘦弱，整個人脫了相，臉色很難看，而且戴著沉重的手銬和腳鐐，我的心……

公訴人鄭雪嬌說，鄭祥星你觸犯了「利用邪教破壞法律實施罪」。我爸回答：「煉功並沒有罪，也不是你們所說的邪教，國家沒有任何一條法律規定這個功是邪教」。辯護律師說：「鄭祥星破壞了哪條法律實施？對社會造成了甚麼樣的危害？傷害了甚麼樣的人？沒有吧？！那你們就不能判他有罪，應立即當庭釋放」。

另一辯護律師說：「辦案人員李福國在取證過程中，筆錄和簽字是同一個人偽造的，這本身就是違法。鄭祥星修煉法輪功沒有傷害到任何人，反而獲得了整個社會的認可」。同時，律師當庭向法官出示了唐海十農場和十一農場村民寫的三封保釋我爸的聯名信，以及562名村民的簽名和紅手印。另外，律師還提供了曾經和我爸在一起的鐵哥們兒的證言：鄭祥星以前是社會上小混混，學功後變成處處為他人著想的公認的好人。

公訴人鄭雪嬌無言以對，只是說：「我無法發表我的意見，請庭長做出決定」。

律師繼續出示其他證人證言，充份證明了法輪功不是邪教，而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好功法，是個人信仰。兩位辯護律師不但從法律角度充份論證了這個功不是邪教，傳播這個功真相資料不違法，同時還從現在社會時勢、各個歷史事件闡述。綁架和審判煉功學員這種事情不應該發生，另外還勸告法院以後不要再受理這樣的案件。對於這些，公訴人鄭雪嬌均以「與本案無關」相對，迴避事實。

在最後陳述中，我爸說：「法輪功在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弘傳，唯有在中國遭迫害，唯有××黨迫害，難道全世界的人都是傻子？就中國人尖？你們今天審判的不是我，而是在試圖審判真、善、忍。這也是你們每個人的選擇，是你們公安機關每個人的選擇」。

在整個庭審過程中，除了家屬和法院人員外，法庭內還出現了一個神秘的中年男子，五十歲左右，長得很黑、很胖，個子挺高。他坐在旁聽席上，當律師辯護時，該男子用各種手勢動作指揮庭長，阻止律師辯護，因此律師的辯護幾次被中途打斷。由於這個中年男子操縱庭長的非法行徑被我媽發現，我媽就一直直視著這位神秘男子，這位中年男子不敢再放肆地用手勢指揮法官，法官也看到他們的行徑已經被家屬發現，也不再看這個男子的手勢。這個中年男子還是於心不甘，一會兒站起來，一會兒坐下，把座椅弄出很大的響聲，干擾律師辯護。至今不能確定這個中年男子是誰。竟敢藐視法庭，指揮法官。而令人悲哀的是，法官也甘做傀儡，聽其指揮。

6月13日早上7點多鐘，唐海縣國保大隊孫敬森帶人綁架了我媽。當天下午5點多我媽身體出現嚴重問題，唐海縣國保隊長李福國還不放人，後在親戚的強烈要求下，才將我媽送回我姥姥家，當時我媽已經不能走路了。我媽在我姥姥家不吃不喝整整躺了兩個月，7月26日在沒有開庭的情況下法院對我爸進行了宣判，非法判10年，判決書也沒有給我們家屬。

五、到保定監獄後發生的事

自從2012年7月我爸被冤判10年，並於8月8日被投入保定監獄。在9月份我和親屬們來到保定監獄，我們想看望一下我爸，但是保定監獄卻拒絕我們會見，監獄解釋說：「鄭祥星在三個月的嚴管期間，家屬不能會見。」我們在保定整整守了兩天，監獄仍堅持不讓會見。我們從唐山趕了700里路為的就是能見一見我爸。我只能含著淚回到了家。

然而僅兩個多月後，10月28日早上，保定監獄來了兩位工作人員到我家，說我爸在監獄跌倒，把頭摔壞了，已經做了開顱手術，生命垂危。當天下午，我們趕到保定市第一中心醫院，監獄人員帶我們來到8樓神經外科一個普通病房，病床上躺著一位病人，頭部腫的如籃球般大小，裹滿紗布，插著兩根導管往外流著血，右眼瘀青，右眼角膜向外凸起，左眼緊閉，嘴張開，舌頭向內蜷縮，鼻孔和耳孔都殘留著血跡。整個人骨瘦如柴，前心貼後心，四肢被綁在病床上，不省人事。監獄的人告訴我們說這就是我爸爸，這哪裏像我爸啊，我媽整個人癱軟在病床旁，整個天好像塌了！

保定監獄在未通知家人的情況下，擅自對我爸做了兩側開顱手術，左右各摘掉2片顱骨（各直徑10公分，一塊有裂紋）。據醫生說，當時我爸被送到第一中心醫院時已經陷入深度昏迷，兩側瞳孔放大5.5，小便失禁。立即採取了搶救措施，經CT診斷，左側顳骨骨折，半顳部硬膜外血腫，顳枕部硬膜下血腫，右顳部葉及左側顳葉挫裂傷，腦室積血蛛網膜下腔出血，重度腦損傷。立即採取了手術，從上午11點左右一直做到下午5點。

當時，對於我爸這樣一個隨時都會沒命的重症病人，卻被安排在普通病房中，床邊連呼吸機都沒有。我們查看對我爸的用藥情況，發現只是簡單地輸了一些消炎藥，我們親戚氣憤地對大夫說：「我給我家的豬用的藥，都比你們給鄭祥星用的藥好」。在我們的憤怒譴責下，醫院才不得不將我爸轉至重症監護室治療。

我們向監獄詢問我爸為甚麼會出現這個情況？監獄解釋說：「鄭祥星是在26日下午上廁所時摔倒造成的。」監獄並提供了26日我爸上廁所時的監控錄像。錄象顯示我爸來到廁所首先蹲在便池旁邊嘔吐，之後慢慢站起身子準備方便，身體倚靠在旁邊一面一米左右的牆上，身體慢慢地向後倒下，屁股先著地，後腦跟著著地，整個身體仰面躺在了地上。之後一位犯人發現了我爸摔倒，叫來了幾個犯人將我爸抬出廁所，放到了就近的監舍裏，在監舍裏，我爸曾經三次大量吐血，在此期間未看到監獄任何監管人員，只是有犯人幫忙把地面打掃乾淨。過了將近一個小時，由一個犯人背著，兩個犯人在旁邊扶著將我爸背出監舍。之後便沒有了錄像，監獄說是將我爸送到了監獄醫院。

我們要求查看醫院錄像，監獄說沒有。我們見到了當時給我爸醫治的監獄大夫，我們問他當時是怎樣對我爸進行的醫治？他說：「鄭祥星送來時，看到鄭祥星嘴角上有血，按胃出血治的，只輸了些止血藥。」我們問：「你知不知道鄭祥星是在監室跌倒昏迷後送這來的？」他說：「不知道。」我們問他是否給檢查頭部，他說他用手摸著檢查了他的頭部。我們非常納悶，頭骨都斷裂了，難道用手還摸不出來？

在醫院裏，對我爸每天的醫治及用藥情況，醫院一概不告訴我們家人，醫院說他們只告訴監獄特定的某人，讓我們去問監獄的人。我們看到我爸一直在死亡線上掙扎，卻不知道真實病情及用藥情況，感到非常焦急和無助。

醫院雖然拒絕向我們透露治療情況，卻在病房安排了警察監視我們家人每天在醫院探望時的言行。我們在保定市第一中心醫院附近所住的樂活城市旅館也被監控，時不時的調出旅館錄像，查看我們在旅館的生活情況。同時我們當地政府唐海縣十農場也派來了兩個工作人員，監控我們家屬的一舉一動。

過了一個多月，奇蹟竟然發生了，我爸活過來了。我爸的兩隻眼睛已經能睜開，但是看不到東西，手腳也都會動了。也能說話了，但是沒有思維記憶。也能正常進食了，但是大小便失禁。對此，醫院的醫務人員也是連連稱奇。

保定監獄本以為我爸一定活不成了，現在我爸一天天清醒過來，這是他們始料不及的。為此，就在我爸出現意外好轉時，他們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竟要將我爸在隨時都有生命危險的情況下收監入獄。

六、為保護我爸，我們投訴了

2013年2月20日下午，我們請的三位律師向保定監獄提出司法介入並和保定監獄負責人見面，律師提出三方面的意見：1、立即給鄭祥星辦保外手續；二、解決關於鄭祥星的醫療費用問題，三，查明鄭祥星被傷害的事實真相。要求21日上午12點前給予答覆，否則去檢察院啟動控告。

21日上午10點左右，保定監獄獄政科科長石志勇等人到我們住的旅館看了看，了解到律師中午12點離開保定。下午1點左右，保定監獄在未通知家屬的情況下偷偷將我爸收監入獄。

得知我爸已被偷偷收監入獄，我和我媽非常擔心，因為按照保定監獄已有的表現，我爸很有可能不但不能繼續治療，而且很可能遭到進一步迫害。為此，22日上午，我們早早就來到了保定監獄，范副獄長把我們母子帶到了監獄，並叫監獄醫院的院長侯擁軍帶我們進了一間新建的門診房。房間很大，只有兩張床，一張床空著，另一張床上坐著我爸。我爸床邊站著四個「照顧」他的犯人，另外還有兩個被稱作醫生的非常年輕的小伙子。兩個小伙子身上的白大褂是嶄新的，明顯看出是剛剛穿上，很容易讓人想到是為了「迎接」我們的。房間裏的醫療設施只有兩樣：一個氧氣瓶和一個測心電圖的小機器。除此之外，一無所有，病房顯的空蕩蕩的。

我們看見我爸在床上坐著，而且兩腳抵著床欄杆，就問旁邊的人為甚麼讓他這樣坐著，有人回答說是讓他鍛煉恢復體力。此時我們發現，僅一夜的功夫，我爸比昨天憔悴了許多。而且我們還發現，病房裏溫度很低，我們穿著羽絨服還覺得冷呢。我們表示這麼簡陋的設施根本不能給我爸很好的治療，要求轉院。侯擁軍問我們想轉到哪裏，我們要求轉到北京的大醫院，侯擁軍說省內的還可以商量，去北京不行，而且要上面批。

因為前一天未商量妥，所以第二天（二十三日）上午，我媽和我再次來到保定監獄，要求轉院治療。門衛告訴我們，休息日沒有領導，將我們拒之門外。我們怎麼跟門衛商量也不行，既擔心，又傷心，我媽於是坐在監獄的大門口哭了起來。

監獄門口過往的人很多，見此情景，一些路人過來詢問我們發生了甚麼事，我們就將我爸被迫害的經過邊哭邊斷斷續續的說出來，很多人都很同情。有人說「把事兒寫到網上去」，有人說「聯繫電視台的給他們曝光」，有人說「把他們告到法院去」。我媽坐在保定監獄外冰冷的水泥地上，向社會呼救。監獄的門衛很慌張，開始驅趕路人。可是過往行人絡繹不絕，趕走一撥兒又來一撥兒。

2月25日上午九點左右，我們再次來到保定監獄，準備與獄方商議轉院治療問題，但一直到10點也不見人，我媽急得在門口大哭起來，最後范建立見了我們。我們要求將我爸轉院治療，但范建立說：「只要鄭祥星沒有生命危險就不能進行外診，這是規定。」我們問他鄭祥星現在還有生命危險嗎？監獄醫院的醫療條件適合鄭祥星的治療嗎？范說：「這個我也說不了算，你也說不了算。咱們找專家來看看。」

下午4點，保定中心醫院腦外科的賈同樂、眼科主任張月玲和康復醫院的一名醫生到了監獄醫院。給我爸檢查了1小時以後，我們家屬詢問鄭祥星還有沒有生命危險？賈姓醫生說：「你我隨時都有生命危險，誰敢保證沒有？有的突發心臟病、有的肺壞了，那都有生命危險。」

我母親問眼科主任張月玲：「鄭祥星的眼睛怎麼樣？」她說：「現在鄭祥星眼睛能看到，只是全是重影，因為眼神經受到擠壓，必須慢慢恢復。半年以後配個眼鏡，再不行就做個手術。」在第一中心醫院的時候已經對我爸的眼睛做過一次檢查，當時的檢查結果是支配視神經的大腦受損。為甚麼張醫生卻說是眼神經的毛病呢？我們問康復醫院的醫生是否還要用藥，大夫回答說：「用B1和B12，同時靜養恢復就行了。」明眼人都能看出是監獄與醫院夥同在欺騙我們呢！

我們下午6點多離開監獄時，我們家屬再次提出保外就醫，范建立說從現在開始不要談保外就醫了，等二次手術補完顱骨以後再說吧。

3月7日上午，我們再次來到監獄，與范建立交涉有關我爸在保定監獄被傷害事件責任問題時，范建立說你們得去找檢察院駐監獄檢察室。我們來到駐獄檢察室，詢問我爸當時的情況，還沒等說完，檢察室的李振東就打斷了我們的話，並質問我們：「你們甚麼目的」？我們說：「我們想了解檢察院對此事的調查結果」。李振東隨口就說：「事情我們已經調查了，沒有發現警察對鄭祥星有任何體罰、虐待、侮辱等現象」。我們母子要書面答覆，李振東說：「不給」。我媽說哪條法律寫著不允許給家屬？李振東大聲嚷道你給我找找哪寫著一定給你們家屬？

我媽看著檢察院與監獄互相勾結、撒謊抵賴的這種流氓行為又急又氣，導致突發神經性心臟病，被送保定醫院救治。

3月9日，保定地區狂風加帶著黃沙，天氣非常惡劣。就在這天，保定監獄副獄長范建立將我媽和我從所住的旅館攆到大街上。我們沒有去處，流落街頭。我們望著滿天的黃沙，掛念著在保定監獄內掙扎在死亡線上的爸爸，看著自己的處境，心裏極度悲憤、難過。一位好心的警察看到我們，並問我們以後住哪，我媽心酸地說：「只能住不要錢的地方，我們已經五個月沒經濟來源了」。這位警察眼裏含著淚忙掏錢，我媽流著淚謝絕了。一位賣早餐的大姐聽了我家的事，和監獄的所作所為，擦著淚說：「我家監獄、省裏有當官的一定幫你，你多吃個雞蛋吧，保護好身體，別的我也幫不上忙」。

3月11日是見我爸的日子，監獄卻突然改變態度，怎麼也不讓我們見人。我們因此非常擔心爸爸生命安全，擔心他有甚麼不測。為此，我媽將冤屈寫在了衣服上和紙板上，不停的在監獄門前喊冤，招來了趕路的人們。監獄的人不讓人們聽我們喊冤，不斷的驅趕路人。

3月19日下午3點左右，保定監獄終於允許我們見到了我爸：兩個犯人正看著我爸扶著窗欄杆站著，他滿頭大汗，整個身子在哆嗦，連出氣也顫抖。我忙把他抱到椅子上，他的手、腳、兩條腿都紫色，腿肚子硬邦邦，兩腳腫脹，連聲說痛，我媽和我忙給他按摩腿腳，膝蓋彎曲不能伸直，肌肉和大筋都萎縮，已躺五個月了。

我爸現在瘦的皮包骨，兩隻眼睛深陷，兩眼近失明，沒有思維，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看著我爸的狀況，我媽擔心地說：這樣下去他能堅持多長時間呢？！唉！咋辦呢？

各位網友們，以上我向你敘述了我們一家幾個月來的遭遇，看看我們母子倆過的每一天是多麼的難啊。在當今的社會，有誰能幫幫我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