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經歷的「四﹒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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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下午,有同修告訴我:天津同修因為去報社反映對法輪功的不實報導,被天津警察抓捕,當同修去公安局要求放人時,警察說他們做不了主,得去北京反映情況,聽說天津同修明天到北京來。在同修家,我們幾個年輕人決定明天一早也去國務院上訪辦。

「四﹒二五」那一天正好是週日,按往常我都先去煉功點煉功,那天沒有去,大早七點多我騎車,順著北海前的文津街往西,還沒到府右街,就看到有許多人安靜的站在文津街路北。我趕緊找認識的同修,在府右街西側,我找到了煉功點上的幾名同修,有七十多歲的老兩口,還有幾個年輕同修及中年同修,我們站在一起。我站在街邊,一直在閱讀《轉法輪》。我周圍的同修多數也都站著在看書。我對七十多歲的阿姨說,您坐在旁邊歇歇吧。阿姨說,我是煉功人,還沒感覺累。我印象中,那天從早八點到晚八點多,阿姨一直與我站著,沒有坐下。煉功點上的年輕女同修挨我站著,有時我們說幾句話。我也看到平時參加青年小組學法的好幾名同修在街邊走過。這條街平時是走公共汽車的,那天改行了。路中停著警車,三兩個警察站在車旁聊天,因快到五月,天氣不冷不熱。

我就在附近住,當時知道府右街的公共衛生間就兩處,我去方便時,沿著街邊走,路上只有很小的低語聲,顯得路很安靜、祥和。當時就有同修拿著垃圾袋撿地上的紙屑。雖然只有兩處衛生間,那時的條件不好,可衛生間並沒有因為人多而擁擠和變髒。快到中午了,有兩名青年同修招呼我,我看見他(她)們抬著箱子,裏邊是礦泉水與饅頭,是附近胡同裏買的,要需要的同修自己拿。他們也是在青年小組一起學法的。我不感覺餓,也一直沒有吃。雖然住的離這裏很近,煉功點上同修也是,我們都沒有中午回去吃飯,一直站在那裏。我記不起是幾點時,有同修說總理隨便點了幾名同修進國務院了。因為我離國務院的門有些距離,也沒看見,都是同修一個一個挨著傳過來的。後來又聽說法輪功研究會的同修進去了。我想這回天津的同修肯定能立即獲自由了。那一天我也沒多想其它甚麼,就一直站在那裏看書。我還聽同修說,有外地同修也來了,還有山東、河北的呢。我不知道能有多少人,印象中比一萬人要多。我也沒好奇來了多少人,所以也沒四處去走走看看。府右街西側有大樹,我就站在樹下,那天好像鳥叫都沒聽到,印象中甚麼聲音都沒有。

大約接近晚上九點,天黑了,路燈都亮好久了,同修挨著傳遞說:研究會的人從國務院出來了,總理答應放人了,我們都回家吧。我說,天津同修放了嗎,放了才走。阿姨同修說,研究會同修都說問題解決了,建議大家回家休息。我一想,總理答應了,那肯定放人了。我就隨著大家,沿著街邊走,走時同修都自覺的撿起周邊的紙屑,其實幾乎沒有,因為我們煉功人都嚴格要求自己,可以說沒有隨地丟物吐痰的,煉功不吸煙,所拾起的煙頭都是過路人丟的,有的同修把紙屑包到塑料袋裏,到其它地方再扔。我一天沒有吃一口飯、喝一口水,也沒坐下,也沒感到口渴飢餓。煉功點上好幾個同修也如此。走時我算是晚的,同修散的很快,比電影院散場快多了,也安靜多了。路過北海白橋,白塔已通亮了。我離家很近,回家剛九點多。

值得一提的是,沒過幾天,有個大學女校友,通過工作認識的,她知道我煉法輪功,那天專程到我公司找我,對我說,聽外電說你們「四﹒二五」散後地上沒有一片紙屑,整天都很安靜,凝聚力極高,她專程向我來借大法書,還說過些日子就移民澳洲。我就把隨身帶的《轉法輪》贈給她。還有一次,是「四﹒二五」之後一些天的黃昏,當時我最先到煉功點,記得就我一個人盤坐在地上,一個出租車司機專程開車到我們這,他說聽說了你們,知道這裏有煉功點,問我有大法書嗎?我說家裏有,他開車帶我到家,我給他一本《轉法輪》,他還非給我十二元錢,又把我帶回煉功點。

我真沒想到,那天安靜祥和而平淡的「四﹒二五」,竟然成為了震驚中外的大事件,法輪大法從此為世界所知悉。我更沒有想到的是,江澤民政府竟然從此把法輪功視為眼中釘,置億眾民意於不顧,陰謀醞釀人類文明史上最血腥、最無理性、最無人性的迫害。從那時起,我也開始漸漸理解了在末法時期傳佛法的師父的艱難。為了救度眾生,不計眾生的不解甚至怨謗,只為他們能升起那顆向善的心。我也追隨師父走上一條奉獻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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