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學女教師的故事

【明慧網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七日】在快要離開監獄的時候，一天在工場我去打開水的地方接開水，有一個因為販毒被判了死緩的年輕女孩也在接水，她見是我，嘆了口氣說：「在這兒這麼久了，人都學壞了，就只剩你一個好人了。」後來，那個因為我不報番號而懲罰我的中隊長對我說：「說真的，我挺佩服你的。」

一、得法 明白人生意義

我是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的。我常想那一天真的是改變了我一生的一天，十多年了，歷歷在目。那時我是重點大學的一名講師，研究自然科學。

從兒時起，我就很喜歡看各種各樣的書，喜歡天馬行空的幻想， 甚麼事都喜歡刨根問底。記得在中學學習進化論時，我不信，我就想，如果人是因為基因變異加上環境適應產生的，那變異有各種可能性，適應環境也有不同的適應方法，世界各地環境也不同，那為甚麼世界上的人長得都是人樣，有相似的道德倫理，有類同的語言結構，爸爸都叫爸爸，媽媽都叫媽媽，進化論根本不能讓我信服。因此心裏就一直在探索人是從哪裏來的，人活著到底是為了甚麼，這些問題。後來參加高考時，發揮得極為超常， 以我所在地區第一名的成績考取國內排名前幾名的名校，接著又以很好的成績考取本校研究生，取得碩士學位，畢業後來到另一所重點大學擔任講師的工作。可以說親朋好友無不羨慕我，但是在我內心卻時時覺得不快樂，在名利情的追逐中痛苦而迷茫， 覺得人世間的一切似乎擁有和失去都沒有甚麼太多的意義。

一直在問自己，人為甚麼活著，思考中去過基督教的教堂，看過聖經。去過寺廟，拜過佛教中的師父，受過戒。學過心理學，研究過禪學哲學， 甚至探索中讀過部份的馬列原著，都無法找到我想要的。

很偶然的一天，我同寢室的一名計算機學院的教師路過學校食堂前的報刊欄，看到一張海報：法輪功，義務教功。她同我一樣，那時對佛教的東西很感興趣，一看是佛家功啊，就記住了時間地點，去了之後，有一個學生給她簡單介紹了一下，借給她一本《轉法輪》，拿回來她看了一半，就激動的不得了，告訴我，這書太好了，你看看吧。我拿過書，第一頁《論語》，讀完，我就想是佛法啊，講得多好啊。

看完第一遍《轉法輪》，我知道，我一直在找尋的終於找到了，看到書中說到人生命的來源，人活著的意義，我感動的落淚，從此大法在心裏紮下了根。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學法小組，都是學校裏的年輕的學生和老師，大家一起讀法，交流，大家都有比較高的學歷，都是覺得大法好走進大法的，對法理的理解比較快，比學比修，經常一起說說自己遇到的事情，自己是怎麼放下執著心的，遇到利益上的衝突了，又是如何按照修煉人的標準做到為他人著想的。在這樣一個祥和純淨的環境中，大家心性提高的很快。我在內心裏看淡了對名利的追逐後，生活的簡單充實而幸福。踏踏實實認真工作，敬業，為別人著想，一九九八年那一年被評為了學校的優秀骨幹青年教師。

二、為大法鳴冤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和千千萬萬的法輪功修煉者一樣，走上了為大法鳴冤的道路。先去了市政府想上訪，可是等待我們的是警車和學校裏的高壓強制洗腦，根本沒有人聽我們說甚麼。我們就想要想改變對大法的迫害，一定要從根本上解決，一定要讓決策者知道大法好，了解大法修煉者，我們都是要做一個好人，一個越來越好的人，最後做一個超常的人，不參加政治，不會做任何不好的事，對任何的國家和社會都是有好處的，於是和同修一起走上了去北京上訪的路。到了北京情況更糟，走出火車站時，出站口兩側排了兩行軍人，還有各地來截訪的人，不時就會衝過來幾個人和當兵的，從出站的人群中拽走幾個。上訪處的外面是荷槍實彈的武警，遍布整個城市的便衣警察，看到像法輪功修煉者的，不問緣由直接上來拖走，我和同修們面對這樣的情況不禁困惑，政府怎麼了，為甚麼不能聽聽老百姓說甚麼呢？向政府反映情況不是每個公民的合法權利嗎？憲法不是說公民有信仰自由嗎？為甚麼我們現在是申冤無門呢？我們是法輪功的修煉者，法輪功怎麼樣，修煉者應該最具有發言權，聽聽我們的心聲，聽聽我們真實的感受，客觀的衡量一下，有甚麼必要鎮壓呢？

在那樣無處申冤的情形下，我和同修們一起走上了天安門廣場，在那裏煉起了法輪功，我們想用自己的行為，自己的切身體會告訴世人：法輪大法好。從北京被警察劫持回來後， 在學校裏面臨了極大的壓力，一直威脅我要開除教職，很多人勸我說寫個不煉功的保證，交上去糊弄一下，回家去煉沒人管的。我說：沒修煉以前我說過假話，但修煉了，師父告訴我們弟子：「說真話，辦真事，做真人」[1]，我們就要按照師父的要求做，不能說假話，不能做壞事，更何況是在大法中，法輪大法好，是真真切切的，我們弟子都要做到的。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在向不明真相的群眾散發大法真相資料時，我被警察跟蹤後綁架，關進了看守所。後被非法判刑四年六個月，在看守所度過了一年八個月，那裏不管是在押人員還是警察都公認法輪功是好人（她們把我們煉法輪功的都統稱「法輪功」），知道大法好，有不少在押人員跟著我們煉功、學法。但是她們就不理解，寫一篇保證書就出去了，幹嗎不寫啊？上訴到中級法院時，家人為我請了律師，律師和法官溝通時，法官明確表示，寫個不煉的保證和悔過書，就可以不判。荒唐啊，由此可見法官都明白大法弟子是沒有罪的，如果真的有罪，寫一萬份保證書又能有甚麼用呢？法官和警察已經淪為打壓善良民眾的工具了，對法輪功學員根本就沒有法律可言。

三、在監獄遭受迫害

二零零一年七月，被送到了女子監獄，度過了兩年十個月。在那裏從一進門就開始受到特殊「關照」。先讓其他的犯人先檢查完身體帶走，然後讓我進到一間檢查身體的醫療間，說醫生常規檢查身體，讓把衣服脫了，我剛脫掉外衣，就衝進來四個警察，把我的衣服拿跑了，拿出一套囚服往我身上套，我總不能光著身子呀！我才明白一定是以前有大法弟子不承認自己的犯人身份不穿囚衣，她們想出來的損招。我知道上當了。無奈只能穿著這個讓我倍感屈辱的「囚衣」，走進監獄。來到專門關押大法弟子的專管隊：五大隊。

第一件事，先關禁閉，長寬各一點五米的方形房間，房頂上一個監控器，門口兩個犯人（他們叫「三連號」，意思她們和我是實行連坐制度）看著我。我的一舉一動她們都要記錄下來，她們還有一張紙，上面寫著甚麼時候要幹甚麼事，每天一睜眼就開始站著，房間裏根本沒有凳子，從早上站到晚上，期間還用錄音機放一些誣蔑大法的東西強迫往我耳朵裏灌，而且宣稱我一天不轉化，就每天給那兩個看我的犯人扣分（她們把分看得很重，因為分數積累到一定程度，她們才可以減刑），那兩個人就在我耳邊說一些亂七八糟的話。為了抗議這種迫害，我開始絕食，過了三天，那些警察覺得不可能轉化了，就把我轉到了專門關押重刑犯的大隊：四大隊，其他的犯人很害怕去四大隊，因為那裏非常苦，做苦工，甚至幾天幾夜都不能閤眼休息，關押的都是殺人搶劫和販毒的。大多都是刑期在十年以上的，看我的犯人聽到我要去四大隊，臉上都露出了不忍的表情。

八月我到了四大隊的一中隊四組，中隊長姓王一見面先讓我稱自己是犯人，報犯人的番號，我不承認自己是犯人，我告訴她我沒有犯罪，不是犯人，她很兇的樣子，把我叫出犯人做活的工場間，在樓道裏強迫我靠著牆蹲下，還要把雙手抱著頭，這種姿勢非常折磨人，時間一長頭頸脊背會由酸到痛，然後到麻木失去知覺。我在心裏默默背著法，沒有太多想甚麼，一直背著法，幾個小時過去了，我的身體幾乎已經完全失去知覺，過了很久才漸漸有感覺，頸部和脊背一直很痛，這種感覺持續了很久，幾個月後才完全消失。王姓中隊長走過來，讓我站起來，我幾乎是扶著身後的牆一點一點站起來，有一個犯人帶我到了一間監室，靠牆兩邊各有四張上下鋪，加我一共十六人。原來吃飯時間到了，我吃完飯。其他人立刻排隊返回工場間幹活去了，我也來到工場間，王中隊長過來讓我繼續蹲著，我蹲了一會兒實在蹲不住了，就站起來，旁邊有兩個女警察衝過來，把我按著蹲下去，又蹲了很久，雙腳已經麻木的沒感覺了。這時過來一個警察，自稱是大隊長，姓戴，她讓我站起來，說你要想站就站一會兒，要是站累了就蹲一會兒，我說好的，我真的蹲的好累了。

就這樣我被關押在四大隊。同樣先關在禁閉室，稍大點，大約十個平方的樣子，看我的兩個人是販毒的，因為身體有病，不能幹太多的活，所以派來看我。從早站到晚上十二點，中間不時穿插著和警察的談話，下午兩點到外面的太陽底下軍訓，站軍姿，操正步，等等此類的。後來她們沒招了，談話談思想，她們說不動我，身體上受苦我也不怕，關了三週的禁閉。就把我放到工場間做苦工了，我想她們是想讓我幹活受苦吧，等吃不了苦了，她們就可以達到目地了。

在工場間做工很苦，有時從早上四點，做到半夜一兩點，甚至連做幾個通宵，有一個星期，我只睡了四個小時。因為是做服裝的，犯人太累了，經常發生生產安全事故，有時幹著活就睡著了，手伸到縫紉機的針頭下，累到了站著都能睡著的地步。為了獲得一些基本的生存條件，休息的好一些，吃的好一些，少幹一些活，那些犯人真的是甚麼壞事都幹，從表面文明一點的拍馬屁，拉關係，給老犯人送東西，到打架，吵架，打小報告，告惡狀，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而且在監獄裏，犯人是不被當人看的，基本的生活都無法保證，如犯人只能在上午上兩次廁所，喝兩次水（廁所和放水的保溫桶，都在工場的最前端，而犯人是不能離開幹活的地方隨意走動的），下午只能上兩次廁所，晚上只能上一次廁所，而且還要排隊，有嚴格的時間限制，一個小組三十二個人，每個小組上廁所喝水的時間只有二十五分鐘，廁所只有兩個廁位。可想而知，犯人的基本生活都是無法保證的，又在非常大的壓力下，很多犯人都有了很嚴重的病，心理都不正常，發生了扭曲。我覺得她們好可憐，力所能及的幫她們一些。

有時也會利用警察找我談話的時候，和她們講一些善惡有報的道理，以惡制惡不能改變人心，只有讓人明白道理了，知道一個人不能做壞事才能真正改變一個人，用惡的手段懲罰人，只能讓人學到惡的東西，就會越變越壞。有些警察能聽進去，不再過份的使用暴力的手段懲罰犯人了，也不再利用限制犯人的基本生理需求來控制犯人，在保證生產進度的情況下，也開始注意犯人的休息保證，慢慢的環境有所改變，上廁所喝水不限制時間了，自由開放，有需要就可以去，活基本在工場間完成，保證大家的晚上休息時間，一週都會安排一天的休息時間，讓大家放鬆一下。管制放鬆了，效益卻變好了，原來累死累活也做不了多少，現在一年下來的產值翻了一番。後來，開始實行有償報酬，雖然很少，但對於服刑很長時間的犯人來說也是很可貴的，因為有些殺人販毒的，根本沒有家人來看望，沒有經濟來源，基本生活用品都沒有，衛生紙牙膏牙刷長期靠別人施捨，有些惡的就成了牢頭獄霸，有了經濟來源，生活方便很多，做人也有尊嚴了。

二零零五年五月，我堂堂正正離開監獄回家那天，警察和其他的犯人都為我高興。

註﹕

[1]李洪志師父著作：《轉法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