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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五出中共黑牢 遼寧撫順市劉春明自述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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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按:撫順市劉春明,在中共迫害法輪功後因堅持自己的信仰曾多次被非法關押於派出所、拘留所、教養院、監獄等處,親身經歷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殘酷迫害。在瀋陽女子監獄被非法關押時,與她同被關押的趙姓法輪功學員竟被殺人犯用鉗子生生撥下來兩顆門牙,當時人就昏了過去。

下面就是劉春明自述多年來數次被關押、迫害的經歷。

我名叫劉春明,居住在遼寧省撫順市順城區,是一九九七年開始修煉的法輪功學員。那年我十九歲,正癡迷於言情小說、電影、電視當中,一點也不知道珍惜當時的修煉環境,因為我家就是學法小組。直至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後,學法小組就解散了,晨煉的同修也看不到了,我迷茫了,常常問自己:「這個法好不好?我還學不學?」我認為「真、善、忍」絕對沒有錯。沒人去晨煉,我就和姐姐早晨到渾河邊上煉功,結果被協勤送進了撫順市順城區的臨江路派出所,後又被送進了將軍拘留所。

一、關入撫順拘留所、教養院

那是一九九九年的秋天,來到拘留所裏,看見已經有很多法輪功學員被關在那裏了,大家在一起學習、討論,一致認為在任何環境下都應該學法煉功。我們一個房間裏七、八個學員馬上行動起來,不躲不避,直面監視器打坐煉功,獄警在恐嚇、叫罵無效情況下,拿出電棍往我們的臉上、脖子上電,同時拳打腳踢。大家都有些傻了,也退縮了。在這裏拘留十五天後,並沒有馬上放我們回家,而後我們都被送到了臭名昭著的「吳家堡教養院」。參加甚麼所謂的「學習班」,每天坐在塑料板凳上,上廁所、吃飯、睡覺都被管制起來,當時被扣在這裏不能回家的有好幾十人,分三層樓好幾個房間關押。警察時常通知家屬來勸說,在二零零零年過年之前,在家人交押金、寫保證的前提下,我和姐姐回了家。

二、關入撫順拘留所

回家後,我總覺得政府這事做的不對,既然當地是這個態度,那我們就到北京上訪,總認為能有聽我們講話的地方。就這樣過完年,我和幾個同修又去了北京。我們也不知道信訪辦在哪,就找人打聽,結果被人騙進了撫順駐京辦事處,收審關押一天後被警察以區為單位又送回了撫順。

撫順市臨江路派出所警察氣憤地叫囂:「我要是有槍,把你們幾個都崩了!」我心裏覺得很委屈,公民不是有信仰自由嗎?不是有上訪權利嗎?我有甚麼錯呢?就這樣再一次被關進了拘留所和學習班。學習班上的警察都很驚訝:沒過兩個月你怎麼又回來了呢?我就給他們講上訪的過程,他們都笑我太天真,高壓強權下哪有你講理的地方哎!

這回在那個洗腦班裏警察更兇了,他們甚麼都敢幹了──罰站、罰蹲、拳打腳踢……在怕心和壓力下,我違心地寫了所謂「保證書」,被放了出來。這次出來後也不看書了,也不煉功了,找了一份工作幹,天天忙忙碌碌,但是心裏一點也不快樂,總是茫然,總是想哭又不敢哭。

三、關入撫順將軍拘留所

二零零二年我在同修的鼓勵和幫助下又來到了北京,在天安門廣場打橫幅,喊出了心底的聲音「法輪大法好」。結果被巡邏的警察抓住關進了石景山看守所。在那裏我絕食了四天後,又被送進了撫順的將軍拘留所,持續半個月絕食後,惡人要把我和另一名法輪功學員王成濤關進教養院。

教養院檢查了我倆的身體後聲稱:活不了兩天了,拒收,他們無奈把我倆放回了家。到家後我才知道,在我被關押期間,惡警到我家來搜查,我爸爸不讓他們動大法的東西,被他們抓走關進了邪惡的吳家堡教養院(二零零四年四月被迫害致死),惡警又掠走了家裏的電視和一些現金。這種情況下我不能在家住了,不得不在外面租房子住。

四、關入撫順看守所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七日,惡警強行打開我所租住的房子,搜走了所有的大法書、真相資料和現金,還有一部手機。我和三個同修:蔣秀花、趙育宏、田姓同修,被抓到了國保大隊,田姓警察與另幾個警察刑訊逼供我們一天,問甚麼我都不知道,然後把我關進了撫順將軍看守所。當時蔣秀花身上還有惡警用煙頭燙留下的傷痕,我的右腳在撕扯時兩個腳趾戳傷了,呈紫黑色腫脹了十多天。在看守所裏我看到了很多撫順的法輪功學員,有高血壓300多還不被釋放的曲彩玲;有被北京惡警銬住雙手差點致殘的劉成豔;有被醫院確診有傳染性肝病仍舊被非法關押的賈乃芝;和我一個牢房的胡彥波絕食抗議時被四、五個犯人壓著野蠻灌食,那些人還藉機會掐她身體發洩怨氣,她的鼻子被幾次灌食後硬扯下一層皮;還有馬懷東、馬紅霞、宋湘君、王成濤、孫健(已迫害致死),還有一些不認識的同修在這裏遭受迫害。

從七月份到十月份,被關進來的法輪功學員超過了三十五人。每人每天在不到半米見方的地方手不停地幹工藝品加工的活,伸腿的地方都沒有。十個月後我被撫順市順城區法院強加上罪名,被誣判八年,送進了瀋陽女子監獄。

五、關入瀋陽女子監獄

我被分到了監獄三大隊,每天二十四小時被夾控犯人看管,沒有一點點自由。沒有錢連一點日用品也沒有,那些惡警怕家裏人在送來的東西中夾帶大法資料,便不讓我收親人探監時帶的任何東西,幾個好心的犯人在管事犯人的默許下,送給我幾套換洗的衣服。那時候我並不知道當時家裏也是最難的時候,姐姐當時剛剛從馬三家教養院放出來,每個月給人打工那點錢要交房租、生活費等,剩下的錢給我和姐夫趙育宏留著用,而媽媽腸穿孔住院又借了一萬多元錢外債。出院一個月後就拖著病體打工還債,真可謂雪上加霜!在監獄裏的那幾年,我都是穿著好心人出監時才敢給我的衣物走過來的。

小隊後來關押了一個大連法輪功學員,四十多歲,姓趙。她幹了幾天活後就被單獨看管起來了,但晚上我和她一個宿舍休息換衣服時,我看見她大腿上布滿青紫傷痕。第二天我就找到當時的小隊長獄警李春芳問道:怎麼把她打得那麼厲害?她對我的質問敷衍搪塞,後來才不耐煩地說:「誰讓科長找她談話時她猶猶豫豫,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上指下派沒辦法,我還不願意呢!賠一個搭倆,少幹多少活?」我明白了,是管教科長果曉豔幹的。她真是有名的美女蛇,陰狠毒辣,沒少幹壞事。隔天趙阿姨就被調走了。

幾天後趙阿姨回到車間幹活,對我一笑時,我竟看見她原來潔白的門牙缺了兩顆。後來身邊的犯人私下議論我才知道,是包夾她的一個殺人犯,在她絕食抗議時用鉗子生生撥下來的,她當時就昏了過去。惡警面對後來的法輪功學員迫害時就越來越隱蔽了,單獨關在宿舍裏,不讓任何人接觸。

超強的體力勞動、經常的加班加點惡劣的粉塵、環境的污染、嘈雜的噪音、高壓下的精神壓力,一直伴隨著我直到走出黑監獄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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