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關押遭酷刑 河南新鄉市楊守青控告江澤民

【明慧網二零一五年十月一日】（明慧網通訊員河南報導）楊守青，女，今年六十四歲，居住在河南新鄉市延津縣城關鎮，和母親、女兒修煉法輪大法，多次被非法關押勞教所，遭酷刑迫害。全家人經常遭610非法組織電話騷擾，每一次電話都會給家人帶來不安、壓抑和痛苦。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楊守青女士向最高檢察院和法院起訴迫害元凶江澤民，希望通過她一家人遭中共迫害的事實，讓更多的中國人了解真相。

楊守青在她的《刑事控告書》中講述學大法身心受益的事實，以及遭江氏集團迫害的經歷。

修大法 各種疾病一掃而光

修煉前，我多種疾病纏身，貧血、胃病、婦科病、關節炎、肩周炎、經常感冒、痔瘡，還有說不清的病。無緣無故的胳膊不會動，胳膊肘突然劇痛，不青不紅也不腫。到醫院檢查甚麼毛病也沒有。因心血不足，常常頭暈暈乎乎，抬不起頭，睜不開眼。我的身體已經差到極點，別人形容我的身體是「吹風待倒」。有幾次，我騎車去上班，正騎著突然就倒了，甚麼也不知道，等醒過來再騎上慢慢走。有時被同路的同事發現扶起來，到醫院檢查不出來啥。

九七年的八九月份，我開始學煉功的當天晚上，師父就給我清理身體，從夜裏十二點以後到早上六點，我拉八次肚，丈夫害怕，非要送我上醫院，我覺得沒事，可能是師父給我清理身體了。第二天早上八點，又正常上班了。我的身體一天一個樣，精神煥發，紅光滿面，走路一陣風，騎車好像有人推一樣，各種疾病一掃而光，那種無病一身輕的感覺好美。工作中兢兢業業、任勞任怨，默默地把該做的工作做好，領導很滿意，我心裏也很輕鬆。不爭名也不爭利，只想著為別人好。

做好人 遭中共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晚上，幾個安保科人員把我叫到公安局安保科。安保科科長秦臻說：接上邊的電話通知，法輪功是非法組織。我很震驚：我說這鍛煉身體修心向善怎麼就非法了？秦科長說：這是通知說的，共產黨員不能煉法輪功。你表個態吧！如果你繼續煉法輪功，黨籍、公職難保。我說：我啥都要。他說：只能選一樣。經過再三思考，我選擇煉法輪功。我的選擇讓他們也很震驚。我說：我上有八十多歲的母親、下有未成年的女兒。我的身體在不煉功以前連自己都顧不住，看也看不好。上班都難以維持，別說做家務還給家人增加負擔。是煉功改變了這一切。我首先得要身體、要命啊！即便沒有工作了，我就是撿破爛也能照顧老人和孩子。況且我母親就我這一個獨生女，我不行了，誰管她？我這是被逼的！

1、被非法拘禁

二零零零年六月底，我們母女三人和其他幾位法輪功學員一起進京上訪，要以自己的親身實踐告訴政府：「法輪大法好！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我們這群人幾乎都是沒進過京的。對北京很陌生。我們的舉止、穿戴很快就被便衣警察盯上了。三十日，在北京地鐵西端第一個站口附近，有人問我：「你們幹啥？」我說：「找信訪局在哪？」「法輪功嗎？」我說「是。」「跟我走吧，」結果那人把我們帶到宣武區派出所。

當時我想：「反正已經來了，總得把話說出來。」當值班警察問我：「阿姨，你來北京啥事啊？」我說：「我是煉法輪功的，我要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向政府反映，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無一害。政府迫害法輪功錯了！請你們向政府轉達我們的意見。」那位警察說：「我爸也是煉法輪功的。可是，國家不讓煉了，就別煉了，以後再也別出來了！」我以為我們說完就走。誰知晚上把我們送到宣武區看守所。

當時值班武警問：「甚麼人？」押送我們的警察說：「法輪功。」武警說：「把壞人放出去，把好人關進來。幹的啥事啊！」在那裏，我們被質問，被搜身。我沒有報地址、姓名。我不想讓當地的政府、工作單位、家庭受到牽連。但這一切是徒勞的。

七月二日晚上，我們被接到新鄉駐京辦事處，公安局副局長李儒錄及我們每個人所在單位的代表，已經在那裏等著。三日早上，我們被押到延津關進看守所。四日，我們又被叫出來，拉到田間路上錄像。在外錄完，又拉回看守所。然後把我們都捆綁起來，像整犯人一樣，強迫跪地上。寇守業在那宣布我們是犯罪嫌疑人，擾亂社會治安，以刑法第三百條「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關押。我被關押約一百天，兩個女兒（大女兒十九歲，二女兒十五歲）被關押各一個月。

從看守所出來後，縣醫院開職工大會宣布我的大女兒因煉法輪功被開除，後來又上班了。大女兒零八年被迫害含冤離世。二女兒被縣一中開除學籍。後來托人又去縣一中讀書了，但是，不能參加高考。儘管安保科人員找到校長鄭純旺說：她還是個孩子，也沒煉功，只是跟她母親去的，也不行。

二零零零年的十一月底，我被第二次綁架，直接把我送到新鄉市看守所。二零零一年初，為反抗非法關押，所有被非法關押在新鄉市看守所的大法弟子全部絕食。絕食的第一天，延津縣公安局就把我拉到本地看守所。絕食的第六天下午二零零一年一月八日我出了看守所。此次被關押（新鄉、延津看守所）約三十八天。出來後又被監視居住一個月。儘管我沒有簽字。

第三次大約是二零零三年，又把我送到看守所，非法關押一個月。

2、被施以酷刑

在第二次被關押期間，在延津縣看守所，我繼續絕食。絕食的第五天，二零零一年的一月七日，我被強迫灌食（插鼻飼管）。惡人們把我按到鋪上，兩個人按胳膊，一個人按腿，一個人拘著頭，獄醫插管。獄醫說我不配合，插不進去，就給我上刑。那個刑具是個鋼管製成的工字型結構。脖子、兩手腕、兩腳脖都用鋼筋製成的卡子扣住，用扳手把螺絲上緊。那個鋼管的直徑大約有三十毫米左右。緊緊地壓在胸部，只能做細微呼吸。大約一個半小時以後，給我拆掉刑具，讓我收拾我的衣、物出來。

車子已經在看守所的院子裏停著。安保科的秦臻、高偉，看守所所長趙朝軍直接就讓我們（還有一個法輪功學員，）上車，把我們兩個用一副手銬銬起來。送鄭州十八里河女子勞教所勞教。到那裏，我被檢查了兩次身體，醫生說：她身體不行。他們中的一人說我是因為不吃飯才這樣，沒事。但是醫生還是說不行。並叫他們拉我到鄭州最低是市級醫院去檢查，正常了才行。在醫院，醫生給檢查後說：趕快住院吧！秦臻說我：「你出去吧！」又讓我去檢查心臟。醫生檢查後，說我心臟病犯了。檢查完，就叫我到一邊等著。等安保科秦臻他們來了上車就說：「一切正常。」我說：「你不就是想把我送進去嗎？」他說：「看你說的。」我說：「甚麼是正常啊？」他不說話了。由瞬間變化的兩種結果看，安保科人員和醫生究竟做了甚麼交易？晚上十點多又拉回到延津看守所。十一點左右看守所所長趙朝軍又叫人給我上了同一種刑具，直到八日下午四點左右歷時十六七個小時。

3、被強迫勞動

二零零零年七月在延津縣看守所被強迫勞動。當時我的大女兒和我在一起。大女兒曾患先心病，延津縣公安局往衛輝送，衛輝看守所不收，延津看守所收。在這裏每天被長時間強迫勞動。女兒很快出現全身浮腫。長時間在那坐著，腿都彎不了，全身各處都成圓的了。腳趾、手指都成硬的了。加上天熱、蚊叮蟲咬，女兒身上出滿了痱子，比小米都大。真是坐不了，躺不下。孩子呼吸都困難了。一天晚上別人勞動後都睡了。孩子給我說：「媽，你給我找張紙，找支筆，我想給我爸寫幾句話。我會把最好的給他。」我知道女兒想幹甚麼。我哭了。我說：「後悔嗎？」她說：「不後悔。」她告訴我：她在開封上醫學時，有一個女孩十六歲，和她是一樣的病。她曾經給她輸過液，最後也是像她現在的情況。幾天後她死了。她說：「媽，我們沒有錯，我妹妹才十五歲，在原陽看守所，我姥姥八十多了，在家沒人照顧，如果我能出去，我陪陪她。你放心堅持吧！」一個月後，女兒從看守所出來了。

4、被非法搜查、非法侵入住宅

每次的非法拘禁都伴隨著非法搜查。我多本大法書籍、法輪章、煉功磁帶、講法帶、甚至連家裏的照片被闖入家中的人帶走。大約是在二零零零年，至少是二次，具體時間不清楚了。主要是縣安保科的秦臻，寇守業，楊振亮及城關派出所的人等，有時三四個人，有時五六個人。據老家的鄰居說公安局還把我們老家院子裏的地都挖了找大法書。第三次是零三年，安保科崔福海帶人去科協的技術服務部，把我的法輪功書籍帶走。

十六年來，我們全家人都承受著很大的痛苦與壓抑，無數次地電話騷擾，每到敏感日，「六一零」都會脅迫我、及丈夫單位給家裏打電話，「六一零」主任申建國也親自打電話。每一次電話都會給家人帶來不安、壓抑和痛苦。

二零零零年後半年，我被非法關押二次，將近五個月的時間在看守所。那年，我母親八十六歲，七月份，就在我們從北京被非法押回來，在看守所宣布「有罪」時，當天晚上就下大雨，幾十年不遇的大雨，延津縣大面積被淹，我家住的地方是全縣城最低的位置，水深約一米三四的樣子。丈夫用洗衣盆把母親推出來，送到親戚家，東西全泡了。丈夫下班，就睡在一輛破車裏。丈夫到鄉下看看母親，到原陽縣看守所看看小女兒，再到延津縣看守所看看我和大女兒。每次都要托人請客或送禮。每提起來，丈夫就哭，還要被別人嘲笑，說他沒本事，連老婆孩子都管不了，讓他覺得抬不起頭、說不上話。

就在我絕食的時間，母親早已不吃東西了，一個人被鎖在屋裏。我從看守所出來後六十小時，母親不幸離世了。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一日，我母親離世的當天，我回家給母親辦喪事，還有警車跟著。後來聽鄰居說，至少有五、六個警察守在那。我家四鄰、及我家的房頂上都有人，造成極壞的影響。

鑑於所有參與迫害的單位與個人所犯以上罪責，皆因江澤民一手造成，江澤民是這場迫害的元凶。實施迫害的人他們知道煉法輪功的人都是好人，參與迫害的人也是被利用的工具或犧牲品。然而，善惡有報是天理，所有追隨江澤民參與迫害法輪功的人都將面臨正義的審判，希望世人明白法輪大法好的真相，停止迫害法輪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