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血雨腥風 甘肅夫婦控告江澤民

【明慧網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四日】馬君彥、馬蕊玲夫婦都是原甘肅省電力公司白銀供電公司職工，一對平凡的普通百姓，現在他們夫婦倆對中共前頭目江澤民提出控告，控告書已被最高法院、檢察院簽收。

馬蕊玲女士說：「在這十六年中，白銀市公安局、政法委、610、白銀市人民路派出所、社區，白銀供電局、會寧縣公安局、政法委、610、城關鎮派出所、會師鎮社區等國家機構對我們一直監視居住，電話監聽，騷擾、威逼、執法犯法。我公公婆婆不堪壓力含冤雙亡，父親也於二零一三年在經歷了多年無端迫害的驚嚇、恐懼、失望、無助中含冤離世。孩子從三歲開始經歷了抄家、父母被關押坐牢、沒有父母照顧、相依為命的爺爺奶奶去世、失去了人生原本優越的生活和教育，在失去爺爺奶奶後疼愛他的姥爺也被迫害離世，小小年紀經歷了人生三次生死離別。」

一九九七年時，三十歲的馬君彥已被風濕、類風濕關節炎折磨了近十三年之久，四處投醫問藥無效，最後關節僵直，行走、穿衣都很困難。禍不單行，九八年五月，他又因工傷造成右腎被摔了一道小口子。面對此種人生困境，馬君彥決定修煉法輪大法。果然，他身體上的各種疾病隨著修煉法輪功不翼而飛了。同時，法輪大法使他明白了人活著不是為了爭名奪利，他事事處處要修心守德，時時處處踐行『真、善、忍』。妻子馬蕊玲也走入了大法修煉。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發動了對法輪大法的迫害，馬君彥、馬蕊玲一家歷經十六年的血雨腥風。

一、馬君彥陳述的迫害經歷的片段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我被白銀市公安分局傳喚，將我扣留在白銀市公安分局三樓的會議室裏，被誘逼放棄修煉法輪功。一邊是親人的哭喊逼迫，一邊是單位領導、白銀市公安分局政保科的輪番訓話，我承受到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點多鐘，才從新獲得自由。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八日，我用僅剩的錢買了去北京的車票。在天安門廣場武警、警察、便衣追趕、搶走了橫幅，被塞進一輛大型的警車裏，被劫持到不知道地名的派出所裏非法關押起來（好像是體育街派出所，現在也記不清了），在那裏被挨個強制搜身，非法做了筆錄。我們被秘密的連夜轉移到了崇文門分局看守所非法關押。我也因為堅持我沒有犯法不背監規而遭受犯人打耳光。我不配合獄警彙報自己的一切個人信息，給我編號E9，他們就讓獄室的其他四十多人孤立我，不准和我說話，不准給我任何精神與物質的幫助，時時讓牢頭獄霸找我茬，辱罵我，並體罰我每天擦地、清潔廁所。一天崇文門分局預審十三科的警察為了讓我說出個人信息，一邊辱罵一邊用事先充足電的電棍電擊我裸露在外的皮膚，那時天氣已經入秋，我還穿著夏天的那一套短袖、短褲。高壓電棒的電擊打的我一驚一跳的，那個警察不斷的在我的身體上電擊，持續電擊了兩個小時，直到電棒的電耗盡了那警察也累趴下了。我才發現身上灼燒的傷痕一個連著一個，一個黑疙瘩摞一個黑疙瘩，密密麻麻，體無完膚。在這裏我被折磨了四十多天。

演示圖：電棍電擊

四十多天後，也就是二零零零年八月底，我被騙說出姓名後馬上就被白銀公安分局和單位保衛科的人劫持到白銀市看守所。很快我被非法勞教一年，劫持到甘肅省第一勞教所五大隊五中隊繼續迫害。

在甘肅省第一勞教所非法關押期間，到勞教所第一天就讓出工勞動，為折磨我們，秋老虎的天氣，光熱人就受不了，他們還把四、五把鐵鍬來回六、七里路讓我扛上，喊著口令，走著鴨子步，肩膀上的鐵鍬越走越重，汗水濕透了全身，臉上的汗水模糊了視野，流進嘴裏鹹鹹的，喉嚨裏在冒煙，看見路邊低窪裏的雨水恨不得衝上去喝個夠。中午、晚上還要被一遍遍的訓話，寫思想彙報。警察隨意侮辱我們的人格，體罰做俯臥撐，一遍一遍的繞著大隊的院子跑步，走正步……逼迫我們觀看污衊造謠法輪功及李大師的電視錄像、書籍。晚上牢頭獄霸受獄警指使變著法辱罵、折磨我們。

二零零二年四月中旬下午六點，我被白銀市公安局非法抄家、綁架，在看守所裏被非法關押了十幾天後又被非法判一年勞教，我被送甘肅省第一勞教所，在第五大隊五中隊被殘酷迫害。

提著一捆行李我在第五大隊第五中隊的值班室裏就被第五中隊的指導員李振剛（音）搧耳光，口吐髒話辱罵我，不許我提法輪功。給我安排了兩個包夾二十四小時監視我，吃飯、洗臉、上廁所。獄警還教唆犯人怎麼樣惡毒的迫害方法，如果這些吸毒犯沒有聽他們的話折磨迫害我們，就會被延長勞教期限，並遭到獄警隊長的訓斥和毒打。

因為我堅持不協從獄警的要求寫誹謗法輪功和李大師的所謂轉化材料「三書」，隊長就不讓我出去幹活，讓包夾看管著我在指定的牆角待著，除了上廁所外不讓踏出監室一步，並讓包夾輪流對著我唸誣蔑大法的書，想強制洗腦。我被這樣日復一日的折磨了六個月之久，由於長期曬不著太陽，不出去活動筋骨，我的身體很虛弱，臉色煞白，很嚇人的。那些獄警見六個月都沒有達到轉化的目的，就突然叫我出去下地幹農活。並且是用架子車給地裏拉土糞，必須拉著車子來回都要跑，不讓歇一口氣的跑，那些天天幹活的壯體力都快累垮了，個個汗流浹背，上氣不接下氣。他們就是這樣採用精神加肉體的迫害促使我們放棄信仰。

頓頓飯是用那種發麻發綠的洋芋煮的湯，從嘴裏一直麻到胃裏，天天如此。

一天中午，五大隊組織所有人看誣蔑大法的電影，我堅決不去看，李振剛氣急敗壞的在院子的牆角畫了一個小圈圈，讓我站著不許動，派人看著我強迫我罰站。一直到下午，李振剛把我叫到辦公室裏，眼睛露著兇光一邊喝斥我為甚麼不看電影，一邊「啪啪」搧我耳光，扇完耳光又用雙手抓住我的衣服把我拉到他跟前，用膝蓋狠勁的在我的小腹部位頂……我窒息得喘不過氣來。

二零零三年四月底，我總算是在甘肅省第一勞教所九死一生的活著出來了。

二零零三年七月，白銀市人民路派出所的教導員、付富生和計量所的領導天天找我妻子馬蕊玲「談話」，實質又要威逼送白銀武川洗腦班，要挾妻子馬蕊玲轉化。我妻子不配合他們。他們就到我的單位讓我給妻子做轉化工作，我不配合，他們就再次用同樣的方法威逼我再次寫「悔過書」，當時找我「談話」的有白銀市人民路派出所的教導員、付富生和銀珠集團的王書記、副總經理李玉荃（還有些人記不清了）。如果不按他們說的做就再送我們夫妻倆勞教。

二零一二年六月份，我母親去世才一個多月，白銀人民路派出所、人民路街道社區、白銀市政法委的，會寧縣城關鎮派出所的、會師鎮社區的一行幾人組團來到我家，以要求我們到白銀辦身份證的幌子，欺騙我們到武川洗腦班迫害，被我們識破後沒有得逞。同年九月份，又同是這幾個單位組團來我家騷擾，早上八九點鐘來，中午吃飯時間就走，下午兩點多又來，晚飯時間才走，一直在和我們「談話」，目的還是要我們寫東西轉化，就這樣每天耗在我家小賣部裏一個多月，他們口口聲聲說不影響我們養家糊口為生計的生意。你想天天來一幫人找我們「談話」，一時間街坊鄰居議論紛紛，給我們造成了極大的精神困擾。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白銀市人民路派出所又撒謊說要完善身份證信息，抽血化驗血型，他們在我家周圍圍堵了一天一夜，軟磨硬泡取走了我的血，我後來才後怕起來，我是不是配合他們建立了迫害我自己的DNA配型檔案？

二、妻子馬蕊玲自述被迫害經歷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和丈夫第一次到北京上訪，我和丈夫後被白銀看守所非法關押五十六天後，我被轉手到了白銀供電局，被單位限制人身自由監管起來。每天安排一名中層幹部對我進行洗腦轉化，我必須無條件的接受他們每個人的恐嚇、要挾、謾罵，語言攻擊，這樣還每天安排一人和我「談話式」的洗腦轉化，持續了將近四十天，限制我的人身自由無期限的延續著。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們帶著四歲多的孩子，輾轉在二十二日終於達到這充滿恐怖血腥氣味的北京城。把我關進和丈夫第一次被非法關押的天安門廣場收容所的院子裏，扔在地上。

我和孩子經過一系列的折騰，給我的背上也貼了數字編碼，天已經黑了，又冷又餓，我用我的大衣包裹著懷裏的孩子。一直到晚上十點多鐘，我抱著孩子站了五個多小時，一個警察把我和孩子帶到懷柔縣看守所的大門外讓趕快離開那裏。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晚八點，我遭綁架至北京朝陽區公安局下屬的街道派出所，將我們非法關押在鐵籠子裏，一個小個子的警察拿鋁飯盒蓋在我左臉上扇了好幾個耳光，一邊污言穢語一邊對我又是一頓拳打腳踢，揚言要用自來水管沖我，把我的孩子搶走要放到院子裏凍以逼我說出他們想知道的。他們強行逼我脫了大衣，把我拖到院子裏在零下十幾度的氣溫下凍。直到第二天二十九日中午我們滴水未進，包括我那四歲多的孩子。下午二、三點左右，甘肅省駐京辦的工作人員將我和孩子帶到駐京辦，強行搜身，搜走我的現金，將我們非法關押在駐京辦的地下室內，我的左臉被鋁飯盒蓋打的烏黑，眼睛充血，看起來很嚇人。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日，也就是臘月二十六，我被綁架到甘肅省第一勞教所第七大隊非法勞教一年。寒冬臘月我在室外被罰站了二個多月。吃的如狗食般的飯菜，焦糊、夾生如豬食的麵條，而且還吃不飽，我從關在勞教所裏開始的三個月，天天拉肚子六、七次，還要幹種地的苦工。

為達到強制洗腦法輪功修煉者，勞教所獄警在精神上變著法摧殘我們，給每個法輪功學員安排最少二個包夾看管，這些包夾也被賦予隨意折磨我們的權利，張口就罵抬手就打，要挾我們放棄信仰。還不讓會見。

在我絕食第三天的晚上，谷豔玲帶著幾個打手，把我帶到別的中隊的辦公室裏，把我的雙手反綁在椅子背後，谷豔玲攪拌著一盆稠稠的糊狀物，幾個打手拿勺子強行撬我的牙齒，我不張嘴，他們就連打帶撬，幾次三番的我沒有力氣了，仰著我的頭強行將糊糊灌進我的嘴裏往進搗，憋的我無法呼吸，糊糊噴出了，打手們就又拿勺子撬我的牙齒，上牙齒上留下了幾個小豁口，指導員谷豔玲就在一邊看著。

酷刑演示：灌食

二零零一年的一月到十二月期間，甘肅省第一勞教所七大隊三中隊共非法關押著三十多個法輪大法修煉者，到二零零一年八月的時候，只剩我們七人沒有轉化時，勞教所的迫害更加瘋狂和喪心病狂。谷豔玲讓我們七人去淘糞坑，包括六十多歲的慶陽特級教師李玉，加強勞動強度，想盡一切詭計讓我們幹最髒、最苦的活。

當時正值三伏天，其他的勞教人員幹的比我們輕鬆的活都紛紛中暑，故意找茬就把同修吊掛在菜窖裏，即使你沒有被吊大掛（一種酷刑：胳膊被繩子綁起吊在半空，腳尖離地幾釐米，似著地又非著地）但那個恐怖氣氛，心理是咋樣的可想而知！

中共酷刑：吊銬（吊大掛）

谷豔玲指使吸毒犯馬玲玲不讓我睡覺（熬鷹，一種酷刑，白天黑夜不讓睡覺）讓已經轉化的人給我做工作，白天讓包夾王燕看著我不許閉眼睡覺，熬了幾天幾夜的一天下午，我打盹時讓谷豔玲看見了，用拳頭搗腫了王燕的臉，嫌王燕把我沒有看管好。當天晚上王燕把氣撒在我身上，和吸毒犯周小琴等十幾個隊長的吸毒犯打手把我拽到七大隊的洋芋地窖裏，拿繩子把我的胳膊反綁在背後，吊到半空，污言穢語的辱罵大法、辱罵李大師，逼問我還煉不煉了。全部的體重都由胳膊承受，劇烈的疼痛，等繩子放下來時，兩隻胳膊不能動，手腕被繩子勒下深深的血印，至今過去了十五年了，還有疤痕。

我們夫妻二人歷盡甘肅省第一勞教所的非人折磨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終於團聚。我和丈夫、孩子一家人準備看望我的父母和公公、婆婆，可是白銀供電局的領導不同意我們自己坐火車去，強行要開車監視我們回家，被我們嚴厲拒絕後，派張維山和另外一人在火車上一路監視我們直至返回白銀。

二零零三年七月，白銀市人民路派出所的教導員、付富生和計量所的領導天天找我「談話」，實質又要威逼送白銀武川洗腦班，要挾我轉化。我和丈夫被迫流離失所亡命天涯。

近四年流離失所的日子，一千四百多個日日夜夜，我和丈夫有家不能回，孩子與父母不能見，父母有兒女不能被養老，有工作不能上班，有戶口卻只能隱姓埋名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

我們在建築工地幹過每天十七、八元工資的低廉苦力，賣過饅頭，麵條，擺過地攤，開過飯館，四處流浪，生活的艱辛非一般人能承受。

二零零六年年底，我和丈夫輾轉回到會寧縣公婆家，每天在各個中學門口擺地攤，無論颳風下雨都推著三輪車去擺地攤，補貼家用。

公公、婆婆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烏黑的頭髮，在幾個月內就變花白了，六十歲的人看起來像七十幾歲的老人，身體健康狀況每況愈下，二零一二年在一百天內公公婆婆相繼含冤離世！享年才六十三歲。

二零一二年六月份，白銀人民路派出所、人民路街道社區、白銀市政法委的，會寧縣城關鎮派出所的、會師鎮社區的一行幾人組團來到我家，以要求我們到白銀辦身份證為幌子，欺騙我們到武川洗腦班迫害，被我們識破後沒有得逞。

同年九月份，又同是這幾個單位組團來我家騷擾，早上八、九點鐘來，中午吃飯時間就走，下午兩點多又來，晚飯時間才走，一直在和我們「談話」，目的還是要我們寫東西所謂的轉化，就這樣每天耗在我家小賣部裏一個多月。

我的父母原來也修煉法輪功，一九九九年七月鎮壓法輪功後，經歷過中共的所有運動的父母因為恐懼放棄了修煉，身體每況愈下，加上我們這十六年的幾次非法關押、勞教，他們身心憔悴，疾病纏身，母親在二零零一年我們夫妻非法勞教時遭遇車禍，落下終身殘疾，行動不便。父親和母親都有心臟病、高血壓等多種疾病，父親還要照顧母親，還要承受這十六年來整個國家機器對老百姓的所有精神和名譽的迫害，父親未能看到我和丈夫的冤情得以昭雪，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含冤離世。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白銀市人民路派出所又撒謊說要完善身份證信息抽血化驗血型，我諮詢了好多老百姓，他們的身份證根本不要抽血化驗。

江澤民發起的這場慘絕人寰的對法輪大法及大法修煉者的迫害持續了十六年，以上陳述只是我和我的家人遭受了種種迫害的一部份，其罪惡罄竹難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