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謝小平自述被迫害經歷

【明慧網二零一五年七月八日】我叫謝小平，男，一九七一年出生，原中石化蘭州第五建設公司職工。一九九五年十月，我喜得法輪大法，身體上的病痛全部消失，日子過得既充實又快樂。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後，單位保衛處多次找我談話施壓、監視居住，後又被非法拘留、勞教，被迫買斷，至今輾轉異地打工。

惶惶青春

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五年，我在撫順石油學院讀書期間，每次劇烈運動後，都四肢僵硬無力，坐在床沿上半天站不起來，從高低床的下鋪上到上鋪很犯愁。也不知將來會怎樣，心情淒苦到了極點。

煥然新生

一九九五年十月，我學煉了法輪功，立刻被美妙的法理所吸引，身體也迅速的變好，心情也很愉快。我過去一直擔心有一天會癱瘓，現在有了新生，還有甚麼奢求呢。所以，遇事我都想得開，忍得住，和同事、朋友和睦相處，日子過得又快樂又充實。

驚天霹靂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在寧夏化工廠施工，電視報紙鋪天蓋地的誣蔑法輪功，公司保衛處張姓警察告訴我：「不許再煉法輪功。」他還多次向同事打聽我的情況。七月底，張姓警察要我回蘭州公司總部把煉功情況說清楚。

我被迫回到蘭州，公司保衛處耿部長，幹部處王科長等十多人召開了會議，要我寫不煉功保證，當時我想：公開場地不讓集體煉，就自己煉吧，就寫了一個不參加集體煉功的材料交上去了。後來，通過學法認識到，這是一種敗壞了的人的做法，根本不符合真善忍的法理要求。

上訪

一九九九年底，我回老家看望父母。父母都因煉功而被鄉政府、派出所騷擾，思想壓力很大。我決定去北京上訪：煉法輪功沒有錯，政府誤會了。

大年三十，我到達天安門廣場，廣場上停著好多警車，不時有人被帶上車，我一問車上的都是法輪功學員，我就告訴警察我也是到北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結果也被帶上車，送到了北京天地分局，隨後又被轉到蘭州駐京辦。第二天，臨洮街派出所和單位來人把我轉送到蘭州市西固區寺兒溝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在我被非法拘留期間，臨洮街派出所王姓警察還專門到我宿舍非法搜查了一番，結果只搜到我寫的一篇修煉心得體會。

十五天後，我回到了公司，但還是被非法監視居住。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又和母親一起到北京上訪。天安門廣場上人很多，不時有法輪功學員打橫幅。「還師父清白、法輪大法好」的喊聲此起彼伏。母親很快就被警察非法帶走了，我懷中揣著一個橫幅，想等一個人多的機會打出來，結果引來了警察的盤問，隨即也被非法帶上警車送到天地分局。

因我怕連累單位，沒有報姓名，就被轉到北京順義分局。在那裏，我經歷了數小時的誘供、恐嚇、毆打，最後，兩個警察拽下我的褲子，用高壓電棍亂電，我又驚又痛，被迫報了姓名。

蘭州駐京辦來了一個主任接我，來去的打車費都讓我們付。我們很多人被關在一個賓館內，晚上，我跑出了賓館，又一次去了天安門，我在金水橋上高聲大喊：「法輪大法好。」立即被警察撲倒。這次不知被帶到哪裏，也是經歷了一番逼供，天快亮的時候，我想反正我先前已報過姓名了，單位可能已經來人了，就又報了姓名。我被蘭州市西固區臨洮街派出所的張姓警察和單位保衛處人員遣送回蘭州。兩人來去花費說是五千元，都從我的工資裏扣除。

誘捕

二零零一年元月，一天下午我在機械廠幹活，忽然保衛處的人開車來說：公司申浩航經理要找我談話。我便騎自行車回到了公司，保衛處耿部長等人說：「申經理還在開會，你先到保衛處等一會。」一小時後，臨洮街派出所王姓警察忽然出現在保衛處，宣布說我因煉法輪功上訪被勞教一年半。隨後，他們把我強行推上車，送到了平安台勞教所。

非法勞教

我被分到四大隊二中隊，中隊長叫扈相賢，一個副隊長叫王緒生，外號王大炮。二零零一年初，漏洞百出的天安門自焚偽案出籠後，環境明顯惡劣了。勞教所強制轉化學員，把轉化指標和中隊隊長利益掛鉤，為了達到轉化目的，隊長使用了各種手段：不讓學員說話、不讓家屬探視、指使犯人毆打、高強度奴役勞動、超額下達任務、完不成株連全組受罰……

二零零二年春耕的時候，王大炮讓我、陳德光和趙賢六拉磨耙，平整土地。王大炮親自踩在磨耙上，怒氣沖沖地吆喝。王破煩（另一個王姓隊長）用柳枝抽打天水學員馬永康。

二零零二年三月，我的右眼先是被樹枝劃破發炎，後又被扈相賢搗拳擊，眼睛腫脹睜不開，膿水不斷從臉頰流下來。一天夜裏，扈相賢把我銬在床上，讓幾個犯人看著，我一打盹，一閉眼就被搗醒，白天還要照常出工，這樣持續了五、六天，我仍然拒絕寫所謂的四書。一天傍晚，扈相賢兩眼噴著兇光，對我一頓拳打腳踢，又拿出一根小指粗的麻繩，指使幾人給我「上繩」。幾個人把我摁在地上，扈相賢親自動手，上完繩後，又叫人把我吊掛起來。我立刻感到五內俱焚，汗如雨下。我感覺堅持不住了，心想哪怕是死了也不能背叛師父，就讓他們把我放下來，把紙墨拿過來。我休息了一會，乘人不注意，跑出房門，向對面的磚牆撞去（這是被逼無奈下的做法，是不符合法的，不能效仿）。

二零零二年七月，我走出了平安台勞教所這個人間地獄。

在我被非法勞教期間，一直停發工資，妻子去單位保衛處詢問，保衛處人員說：「他的工資每月給平安台勞教所交伙食費還不夠呢。」妻子反問：「一個大男人在勞教所每天從早到晚的幹活，這些勞動還不夠他的飯錢？」保衛處人員啞口無言。

因為這一年半一直沒發工資，妻子在生孩子的時候既沒有人照顧，也沒有經濟來源，全靠親友們的資助才渡過難關。

二零零一年底，單位保衛處叫妻子到單位去參加一個茶話會。結果又是一個騙局：保衛處耿部長讓妻子抱著幼小的孩子，和他們一起到平安台給我做轉化工作。並且還要讓記者採訪、錄像，上電視，藉此給他們提供升官發財的政治資本。被妻子拒絕後，馬上翻臉，再也不提帶妻兒探視我的事了。

回到單位後，單位派我到外地幹活，公司保衛處都派專人到所在地監視。二零零三年底，我簽了買斷協議，離開了公司。

這些年來，為養家糊口，我輾轉各地打工，維持一家生計。